在中国的远古时期，在东部沿海一带生活的族群，史书中称之为“东夷”。他们主要分布在今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和河北南部，因其族系众多，又泛称“九夷”。他们所创造的东夷文化，是华夏文明起源中重要的一元，在考古上表现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山东半岛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地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无论考古学界还是历史文化学界，人们所说的“东夷文化”，不管其涵盖的区域范围多大多小，都把山东半岛作为东夷文化的中心发祥地。

“夷在海中”。东夷民族是中国早期的海洋民族，东夷文化是中国早期的海洋文化。

由于深受海洋的影响，东夷文化具有着厚重的海洋文化性质。首先，东夷人靠海用海，从海洋中获取物质生活来源，不仅大量食用，而且将贝等海物作为装饰品、货币以及铲、锄等工具。其次，东夷人的航海活动开拓了东北亚海上交往越渤海，抵辽东、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传统航线。同时，靠海用海和屡涉风涛，东夷人产生了人面鸟身的海神信仰，鸟崇拜和太阳崇拜，是东夷民族信仰的特征。

在农业还没发展起来以前，渔猎是东夷人生活的最重要的手段，丰富的海产品是他们的食物来源。当年他们吃剩的贝壳大量堆积起来，形成贝丘。迄今为止，在黄、渤海沿岸发现了多处贝丘遗址。贝壳种类丰富，贝丘中出土有网坠、鱼镖、牙制鱼钩、石斧等。青岛胶州三里河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5 000年前的海产鱼骨和成堆的鱼鳞，主要是鳓鱼、黑鲷、梭鱼和蓝点马鲛四种。

东夷海洋文化在山东中部和其他地区也都有发现。1959年，泰安大汶口墓地第10号墓中发现有鳄鱼鳞片84张，专家推断原来应该是大片鳄鱼皮。这说明当时东夷人已能捕获大型的鱼。到了夏商时，东夷人的渔猎技术和捕鱼能力都有了进一步发展。《竹书纪年》里说，夏代时，禹的八世孙帝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从殷墟出土有鲸鱼胛骨这一点来看，东夷人能捕获特大型的鱼当为事实。大概由于经常进食富含钙质的海产品，东夷人普遍长得高大威猛，《太白阴经》中就有“海岱人壮”的记载。至今人们还将山东人叫做“山东大汉”。

在日常生活中，东夷人广泛地使用贝壳。美丽的贝壳被大量地当作装饰品，在发掘的许多墓葬里都发现有贝壳随葬品。为人所喜爱和珍爱的贝壳由于体轻易携易计量等优点，还逐渐发展成了最原始的货币，即贝币。这一做法逐渐向中原地区传播，到夏代时，中原已使用贝币。从出土文物和史籍记载来看，贝币的使用在商代已经很普遍了。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大墓出土贝3 700枚，而河南安阳殷墟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海贝有7 000枚之多。东夷人还利用贝壳制作铲、锄开垦土地。

关于东夷海洋文化的航海能力。《诗经·商颂》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毛诗正义》的解释是：商王相土威武盛烈，四海之外率服。说明商王朝的影响达于海外。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东夷人就使海岛与大陆有了海上的联系，这为东夷人的航海能力提供了顶好的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东夷人航海的区域也逐步扩大，东夷文化进一步通过海上向外传播。

1927和1958年，大连市皮子窝和大台山、王庄寨相继发现了东夷文化遗址。两处出土的文物与山东半岛西北沿海所见基本相似。近年来在渤海湾南侧靠近蓬莱的长岛以及北侧靠近皮子窝的大长山岛两处的考古发现，基本上已肯定了辽东的东夷文化，是从山东半岛由海路传播过去的，并且是逐岛前进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虽然间隔渤海海峡，但在海峡偏南的三分之二海面上，连绵纵列着庙岛群岛，正好是半岛之间进行海上航行的天然跳板，庙岛群岛中的18个大小岛屿，把渤海海峡分割成十几条水道，其中绝大部分水道的宽度在5海里之内。即使最宽的老铁山水道，在蓝天晴日下，其南北的山头也彼此清晰可见。因此，具有一定航海能力的东夷人，可以驾驶一叶轻舟逐岛往返于两个半岛之间。

随着海上活动范围的扩大，东夷文化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这种联系最早可见于石器时代的“石棚文化”。在今天山东半岛的荣成、淄川、青州一带，发现有许多大石棚分布。石棚用一块大石头平放作顶，下面用三四根短而细的石柱支撑。有学者认为这是原始社会人们的祭祀之物，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人们的墓葬，并称之为“支石墓”。这种石棚遗存在朝鲜西海岸、日本也有多处发现。从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来看，东夷人当是沿辽东半岛海岸向朝鲜半岛西岸航行，并沿着西岸向南，然后借助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再到达日本。可见，早在秦人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前的若干世纪，东夷人已开辟并利用了这条唐朝以前东北亚海上交往的传统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