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防费用

维护国家安全是君主不可推卸的责任，恪尽此责势必耗费一定费用。国防费用是保障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支出，其数额随着战争技术的改良而增加，其承担情况也随之变化。君主或国家历经了无须支出、支付战时费用，以及全额支付几个阶段。

维护国家安全，并使之免受他国侵略乃是君主的首要义务，而诉诸武力则是完成此项任务的唯一途径。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战备与战时的军费差异很大。

狩猎民族处在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最低级、最野蛮的民族。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既无君主，也无国家。如北美土著人，其所有的人既是狩猎者，也是士兵。当他们为保护社会或为社会复仇而战时，所需的费用由自己承担。

游牧民族较狩猎民族进步，但情况与之大抵相同。部族的所有人既是游牧者，又是士兵。如鞑靼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居无定所，每年因季节变迁或偶发事件而时常迁移。因而，整个民族习惯流浪生活，即使在战时，其生活方式与平时也无区别。所以，一旦发生战争，无论男女老少都可成为士兵。如果获胜，敌方全种族的一切都成为战利品。反之，己方一切，包括牲畜乃至妇女、儿童，全都成为敌方战利品。

鞑靼人或阿拉伯人的日常劳作、日常操习，都可以视为备战。他们参加竞走、角力、耍棒、投枪、拉弓等户外游戏时，仿佛就是在战斗。在实际作战时，他们仍依靠自己的牲畜维持生活，酋长或君主并不为训练他们而支付任何费用。他们所期待的唯一报酬就是作战时掠夺的机会。

由于狩猎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很不确定，如果很多人长期生活在一起，生存就会出现问题。因而，狩猎者的队伍一般不过二三百人。而游牧者以放牧为生，当一处的牧草被吃尽时，他们可以转移到另外牧草丰美的地方继续生活，因而他们往往可以二三十万人生活在一起。作战时，士兵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狩猎民族的侵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游牧民族。例如，印第安人对美洲的侵犯并不让人害怕，而鞑靼人对亚洲的侵略是最可怕的。修昔底德曾断言，无论欧洲还是亚洲都无法抵抗团结起来的塞西亚人，历史对此已作了有力证明。游牧民族的团结往往以某些地方惨遭其蹂躏为标志。如生活在广阔原野上的塞西亚人或鞑靼人，他们往往在一个征服者部落或种族的酋长统治下团结起来，对亚洲很多地方大肆侵犯，直至将那里的人征服或消灭。此外，出于对宗教的狂热，生活在阿拉伯大沙漠的游牧民族也曾在穆罕默德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有过类似团结。有人说，如果侵犯美洲的不是狩猎者，而是牧羊者，那么欧洲殖民地上的人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安稳生活。

到农业时代，每个农民都可成为士兵。他们在劳作环境中锻炼出了坚韧的性格，养成战时所需的忍耐品质。一旦战事起，他们可将在农业上练就的本事熟练地应用于战争。例如，他们开沟凿渠的本领正适合用来修筑防御工事。农民平时的消遣像游牧人的游戏一样，但俨然是在为战争作准备。与游牧民族相比，虽然农民没能练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善战，但他们的君主也不需破费对其进行训练。

农民都有固定住所，如果一旦丢掉住所，他们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只有符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参战，其余老幼妇孺均留守后方。如果战争开始于农作物播种之后，结束于收获之前，后方的留守人员就承担所有农活，那么农业不会蒙受太大损失。因此，在短期战役中，他们并不需要君主或国家提供经费。所以，无论是训练之时还是作战之际，君主或国家都无须为其提供费用。第二次波斯战争开始前，古希腊城邦的市民就属于这种情况。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前，伯罗奔尼撒人以及共和国初期的罗马人也都是以此方式服兵役。维伊之围后，罗马人将服兵役者所需的费用让留守者承担。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各国的大领主及其奴隶往往也是自己出资为国王服务。

随着制造业和战术的改进，服兵役者自己逐渐无力负担作战费用。如果远征作战，对农民来说，只要战争始于农作物播种之后，终于收获之前，那战争就不会给其农业收成带来太大影响。但是，远征对一般技术工人的影响却非同一般。因为，他们的一切工作都须亲自去做，一旦远征，他们就断了生活之源。因而，这类人服兵役时，其耗费只能由国家负担。随着社会的进步，战争技术日益改良，战争本身变得连续而持久。这样，服兵役者便很难自行担负参战期间的费用，必须由国家提供。所以，第二次波斯战争后，雅典军队实行佣兵制度，其佣兵的耗费全由国家负担。维伊之围后，罗马留在前方的军队也享有一定报酬。在各封建政府统治下，大领主及其扈从都要出资雇佣他人代替自己完成一定的兵役任务。

在文明社会，服兵役人数与国内人口总数的比例，比人类处于未开化社会时期小很多。如古希腊的小农业之国中，兵士与全民人数之比高达1:4或1:5。但在近代文明各国，这一数值不超过1%，否则，过重的军费负担将危及国家经济。

由国家承担役兵费用的制度始于持久战。此前，国家用在军事训练上的费用并不多。在古希腊，国家只提供训练场所，连教官的报酬也不承担。古罗马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此后的封建政府也曾下令让市民进行军事训练，但效果并不理想，这种由民众自己承担费用的方式逐渐被废止。

可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兵士都不是一种独立职业。人们平日从事自己赖以谋生的职业，战时充当士兵。随着战争技术的改良，军队和士兵职业化成为必然。战争技术的发展程度对战争的结果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使兵士职业独立却是让这种技术达到完美的关键。不过，兵士职业的独立需要国家智慧，而非个人能力所及，也只有国家才能使个人花费大量时间去从事这一技术的改良。

社会越来越进步，人们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少，军事训练难免被人们所忽视。另外，蓄积的财物往往会引起邻国的觊觎和侵略。因此，国家就必须在国防上进行改革，采取设立民兵和常备军等新措施。设立民兵，指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者，只要他处于兵役年龄内，政府就会依法强迫其参加军事训练。设立常备军，指国家使兵士职业独立，维持并雇佣一部分公民，对其予以持续的军事训练，从而使兵士职业脱离于其他职业而独立存在。这两种军人的本质区别在于：一、对于常备军来说，进行军事训练是其唯一重要之事，其生活费用由国家提供，对于民兵来说，军事训练只是临时工作，其日常收入则源于其他职业；二、对于常备军来说，军人的性质多于所有其他职业的性质，而对民兵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充当工人、工匠及商人等角色。

就民兵来说，各国的形式又有不同。有些国家的民兵平时只参加训练，并不被编制成独立队伍，没有正式、固定的长官。例如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的民兵，参战之前，他们多在各自家乡分散而自由地操练，不属于任何特定部队。有些国家的民兵全都被编入伍，都有正式、固定的长官来指导训练，如英国、瑞典以及近代设有不完全兵备的欧洲国家。

火器发明之前，军队优越性决定于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以及技巧的掌握与运用程度。同时，体力状况和动作的敏捷度是决定战斗胜败之关键。另外，只有单独地或和与自己本领相同的朋友一起进入特定学校，师从特定教师，才能熟练掌握使用武器的技艺。火器发明后，军人操作火器的水平已接近同一水准，操作技巧和熟练程度也不必单独去学，而可在大部队中获得。

近代，对军队战斗的命运而言，兵士的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比兵士对武器使用的技巧和熟练程度重要得多。近代战争，火器所发出的响声、烟气以及看不见的随时可能到来的伤害，都令士兵恐惧，令其时时感受到死神的威胁。因而，战斗一开始，军队的纪律、秩序及服从性往往就很难保障。而火器发明之前的战斗则非如此，在整个战斗中，对军队纪律及秩序的维持都比较容易，因为这种战斗除了人的呐喊声、武器的碰撞声外，很少有其他因素干扰，对于敌人手中武器的指向大家都可清楚看到。因而这种战斗给士兵造成的心理恐惧要小得多，因此军队的纪律、秩序的维持也相对容易得多。

不过，只有在大部队中才能训练出良好的纪律性、秩序性，以及对命令的服从性，民兵在这方面难与常备军匹敌。同样，在武器使用的熟练程度上，民兵也绝不是常备军对手。民兵每周或每月才受长官指挥一次，而常备军的所有行为都在长官的监控或指挥下，因而其对于长官的敬畏程度、对于命令服从的速度都远超民兵。因此，无论在武器的使用上还是纪律上，民兵都远远不如常备军。

但是，鞑靼、阿拉伯和苏格兰高地的民兵却有所不同。当他们随酋长作战时，他们对长官的尊敬和对命令的服从都与常备军接近。不过，苏格兰高地的民兵与鞑靼和阿拉伯的民兵相比又不同。第一，他们在服从命令上远不如后两者，他们有固定住所，不愿奔赴远方，也不愿持久作战；他们获取了战利品后就会马上要求回家，而酋长的权威却无法阻止。第二，在武器使用上的技巧与熟练程度以及在军事训练上也不如后两者，因为他们已习惯稳定生活。

但是，任何民兵只要经历几次作战，就可以成为合格的常备军。因为他们每天都操练武器，他们将很快获得常备军的作战经验，并习惯服从长官命令。

可见，常备军比民兵更有利于国家的国防安全。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是马其顿国王的军队。这支队伍历经无数次战斗后，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勇猛无敌的常备军。他们曾打败了希腊和波斯帝国的民兵，最终导致这两大帝国没落。

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大革命是迦太基的没落与罗马的兴盛。从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爆发，哈米尔卡尔、哈斯德拉巴和汉尼拔相继率领迦太基军队进行了惩罚叛变奴隶、平定非洲叛乱、征服西班牙等战争，其军队在战斗中得到了像常备军那样的严格训练。而当时的罗马军队未经历过像样的战斗，与迦太基的军队相比，罗马军队简直就是民兵对抗常备军。因而，罗马军队最初连连失败。不过，罗马军队在与迦太基的长期战斗中逐渐锻炼成为训练有素的常备军。而相反，汉尼拔军队未能得到充分的供给，其优越性日益减少，逐渐难以抵抗罗马军队。这时，虽然哈斯德拉巴率领西班牙的常备军增援汉尼拔，但因误入生疏之地而全军覆没。这样，罗马统帅西皮阿趁机率领军队进攻西班牙，并将其征服。此后，罗马军队又在非洲连连获胜，虽然这些非洲败军又加入了汉尼拔的部队，并与罗马军队进行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但这已经无法改变迦太基战败的命运。迦太基最终走向没落已成为必然，罗马帝国也由此兴起。

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罗马共和国没落期间，罗马军打败了马其顿、希腊、叙利亚、埃及等国的民兵。虽然塞西亚和鞑靼民兵是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后罗马军队最可怕的敌人，但罗马军队最终征服了他们，并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军队。不过，罗马军队后期的纪律有所松懈，其战斗力也被削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一是军队的纪律过于严厉，罗马军队天下无敌后，兵士纷纷抛下了沉重、坚硬的铠甲，放弃了刻苦的训练；其二，罗马各代皇帝统治下的常备军屡屡反对皇帝，拥立自己的将军，从而对皇权构成了威胁。为了消减这种威胁，有的皇帝将屯驻边境的常备大军召回内地，化其为小的势力，分散于各省。这样，由于军队的驻扎地常为商业、制造业繁荣的都市，兵士们逐渐成为商人、技工或制造业者。于是，罗马军队失去了战斗力，被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打败，西罗马帝国灭亡。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在于，游牧国民兵比由农夫、技工、制造业者组成的民兵更优越。希腊民兵打败波斯民兵，瑞士民兵打败奥地利、勃艮第民兵都源于此。

西罗马帝国没落后，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建立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崛起。起初，这些国家的军队依然由牧民和农民组成，具有相当的纪律性，在酋长的带领下转战南北。但是，酋长的权威在技术及产业前进的脚步声中渐趋衰微，有时参加训练的人也大为减少。为此，他们着手建立常备军，以挽危局。之后，各国纷纷效法，以求国防安全。

常备军的勇武显而易见。有时，没有作战经验的常备军可与有作战经验的民兵相抗衡。例如，1756年，俄罗斯进攻波兰时，俄军虽然已有20年未经战争，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士兵占大多数，但他们却可与强大而老练的普鲁士士兵抗衡。1739年前，英国军队已经有28年没有作战，但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训练有素的英军表现仍然非常勇武。所以，即便是和平时代，只要管理得法，坚持训练，士兵也可保持军人的勇武。

历史证明，编制常备军是文明国家使其自身免受野蛮民族侵扰、保持国防安全的唯一手段，因为野蛮国家的民兵总是优于文明国家的民兵，而有纪律、有训练的常备军却优于任何民兵组织。

纪律严明的常备军既能抵御外来侵侮，又可使一个野蛮国家很快变得相当文明。同时，其威慑力又可将君主的法令推行到帝国最偏远的地方。在无政治可言的国家，军队可使正规的统治得以维持。彼得一世变法时，常备军的建设就是各种设施的枢纽，是使其法规、法令得以执行、维持的工具。因而，常备军也为俄国赢来了长时间的和平。

如果统兵将官的利益和维持国家宪法无多少关联，常备军则往往会给国民的自由造成威胁。恺撒的常备军破坏了罗马共和国，克伦威尔的常备军解散了英议会，这些都是实证。但是，如果君主独揽军权，各军队的主要将官由显贵担任，也就是说，如果全国的兵力掌握在享有大部分民主权力的人手中，那么常备军就不会给自由造成任何危险。相反，它或许还会利于自由。其原因在于常备军的护持下，君主不再忧虑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担心市民扰乱和平而时时予以监察。他可以对民众粗暴的抗议置之不理，也愿意放手。所以，只有这些国家中的公民才享有绝对自由，君主也无须拥有压抑这种自由的权力。

总之，君主首要的义务就是保障本国社会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横暴与侵犯。随着社会进步，完成这种义务所需的费用日益增大，已从任何时候都无须君主出资发展到任何时候都必须由君主出资来维持。

进入火器时代，军队的训练费用和武器装备的费用都大大增加。与长矛、弓箭以及弩炮或石炮相比，短枪、大炮、臼炮的价格要高得多。而且，训练所用的火药去而不返，耗资巨大。而从前练兵时所投射出的长矛与箭矢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多可回收，因而耗资微小。另外，与弩炮、石炮比，大炮、臼炮[1]造价高，运费也高；并且，因其威力大，要防御它的攻击，困难大得多，因而耗资也非昔日可比。诚然，国防费用的日益增大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战争技术革命对国防费用的增加却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火药的发明，似乎有害于文明的持久与继续，实际上却正有利于此。其发明改写了历史，改变了富裕文明的国家受贫穷野蛮的国家侵略而难以抵抗的现状，使其立于优胜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