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于贸易逆差国货物输入的异常限制

晚期重商主义认为，国家应向国外输出货币，以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力，不过必须谨守特定原则，即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小于出售本国商品所获得的总额，以保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这就是对贸易逆差国的货物输入的异常限制。

超出重商主义原则的异常限制

重商主义所提倡的第二个增加金银储量的方法，是对贸易逆差国的几乎一切货物的输入加以异常限制。例如，西利西亚的细竹布，缴纳了一定的税，就可以输入到英国，供英国消费；可是法国的细竹布，却只能输入伦敦港过站等待输出，禁止输入英国。法国葡萄酒输入所须负担的税，也比其他国家都高。

以1692年的输入税作比较，一切法国商品都要缴纳25%的税，但其他各国大部分货物的税率很少超过5%。虽然法国葡萄酒、白兰地、食盐、醋不在高额输入税征收范围内，但根据相关法律却要缴纳沉重的特种税。1696年，英国又认为25%的税率还不能完全阻止法国商品输入，于是又对白兰地以外的法国货物再征收25%的税，同时对法国葡萄酒每大桶征收25镑新税及对法国醋每大桶征收15镑新税。法国货物也从未省免大部分货物必须缴纳的一般补助税或者5%税。要是把1/3补助税和2/3补助税也计算在内，那全部要缴纳的补助税就有5种。

因此，在开始这场战争以前，法国大部分农产品和制造品，至少要负担75%的税，很多货物负担不起。因此，征收这样的重税无异于禁止其输入。当然，法国也针锋相对地以同样的重税，加在英国的货物及制造品上。这种相互限制，几乎断绝了两国间所有公平贸易，使得英法两国的贸易往来主要都靠走私。前面章节所考查的各原则，起源于私人利害关系和独占精神；在这章所要考查的各原则，却起源于国民的敌意与偏见。因此，这一章将要考查的原则更不合理，就是在重商主义的原则基础上来说，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即使英、法间自由通商的贸易差额对法国有利，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断言，这种贸易将对英国不利；也不能因此便断言，英国全部贸易的总差额，都会因为这种贸易而对英国更不利。如果法国葡萄酒比葡萄牙的葡萄酒物美价廉，麻布比德意志的麻布物美价廉，那么英国所需的葡萄酒与外国麻布，当然以向法国购买更为有利。从法国每年输入的货物价值虽然增加了，但因为同品质的法国货物比葡萄牙、德意志两国便宜，所以全部输入品的价值必然减少，而减少的数量与法国货物的低廉程度相称。即使输入的法国货物完全在英国消费，情况也是一样。

第二，输入的法国货物中，有大部分可能会再输出到其他国家去进行更为有利的贩卖。这种再输出，也许会带回与法国输入品有相同价值的回程货。人们常说关于东印度贸易的情况，对法国也适用。即东印度货物，虽有大部分是用金银购买，但由于其中一部分货物的再输出，所赚回来的金银比全部货物的原始费用还多。现在，荷兰最重要的贸易之一，就是运送法国货物到欧洲其他国家。英国人喝的法国葡萄酒，也有一部分从荷兰和新西兰走私。如果英法贸易自由，或法国货物在输入时与欧洲其他各国缴纳同样的税，并在输出时收回，那么英国可能就会像荷兰一样得到此贸易的好处。

第三，没有一个明确标准，可判定两国间的贸易差额究竟对哪国有利，就是说哪个国家输出的价值最大。关于这类问题，我们的判断是根据国民的偏见与敌意，而这往往是被个别企业家的私利所左右的。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使用两个标准，即关税账簿与汇兑情况。由于关税账簿对各种商品所评的价格大部分不准确，所以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标准靠不住；至于汇兑情形，可能也同样不可靠。

据说当伦敦与巴黎两地以平价汇兑时，那就表明两地间的债务恰好相互抵消；相反，购买巴黎汇票，如果在伦敦给付汇水[1]，那就表明伦敦欠巴黎的债务，不能被巴黎欠伦敦的债务所抵消。因此，伦敦必须把差额部分货币支付给巴黎。因为输出货币既危险又很麻烦，还需要给付费用，所以代汇者要求汇水，汇兑人也需要给付汇水。据说这两地间，债权与债务的普通状态，必然受彼此间商务来往普通情况所支配。由甲城市输入乙城市的数额，如果恰好等于由乙城市输出到甲城市的数额，则彼此间债务与债权相互抵消。但若甲城市从乙城市输入的价值大于输出的价值，则债权债务不能相互抵消，于是债务大于债权的方面，必须输出货币。汇兑的普通情况，既表示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普通状态，又表示两地间输出与输入的普通情况。因为两地间债权债务的普通状态，必然受两地间输出输入普通情况的支配。

可是，即使汇兑的普通情况，可以充分表示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普通状态，但也不能因此便断言，这个状态若有利于某个地方，贸易差额也对它有利。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普通状态，不一定完全取决于两地间商务来往的普通情况，而常受任何一地对其他各地商务来往普通情况的支配。比如，英国购买了汉堡、但泽、里加等处的货物，要是常以荷兰汇票支付，那么英荷间债务与债权的普通状态，就不完全受这两国间商务来往一般情况的支配，还要受到英国和其他地方商务来往一般情况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英格兰每年对荷兰的输出远远超过输入的价值，即使贸易差额有利于英国，英国每年仍然要输出货币到荷兰去。

另外，按照通常计算汇兑平价的方法，也不能充分表示，如果汇兑的一般情况被认为有利于某个国家，那么债务与债权的一般情况也对它有利。换句话说，真实的与估计的汇兑情况，可能大不一样，而且事实上的确如此。所以，在很多场合，关于债务债权的一般情况，无法根据汇兑的一般情况得到正确结论。

假如你在英国支付的一笔货币，按英国造币厂标准，包含若干盎司纯银，而你所得的汇票，在法国兑付的货币额，按法国造币厂标准，其中所含的纯银量恰好相等，人们就说英法两国以平价汇兑。如果你所支付的多于兑付所得，那就是付了汇水，这次汇兑对英国不利；如果你支付的少于兑付所得，那就是得了汇水，这次汇兑对法国不利。

但是，我们不能常按照各国造币厂的标准，来判断通用货币的价值。各国通用货币因为磨损和削剪，低于标准含量的情况各不相同。一国通用铸币与他国通用铸币的相对价值，应该看各自实际所含的纯银量。在威廉时代改铸银币之前，英荷两国间的汇兑，依照普通计算法和各自造币厂的标准，要英国贴水25%。但据朗迪斯的调查研究，英国当时通用铸币的价值，却低于其标准价值25%。因此，当时两国间的汇兑，照通常计算法，只是在表面上看来对英国不利。实际上，在英国支付较小量纯银所购得的汇票，却可在荷兰兑换到较大量纯银。表面上兑付了汇水的国家，实际上可能得了汇水。在英国金币改铸之前，法国铸币比英国铸币的磨损程度小很多，而法国铸币接近标准的程度，也许比英国铸币大2%或3%。如果英法间的汇兑，不利于英国的程度没有超过2%或3%，则真实的汇兑是对英国有利。事实上，自金币改铸以来，汇兑总是有利于英国。

有些国家的造币费用是由政府支付，而有些国家造币费用则由私人支付。私人支付的情况下，拿银块到造币厂铸造，不仅要支付铸币的费用，有时还要给政府提供收入。在英国，造币费用由国家支付。如果你拿1磅重的标准银到造币厂，则可取回62先令，里面含有同样的标准银1磅。在法国，铸币需要扣除8%的税，这不仅足够支付造币费用，而且还可以给政府提供部分收入。在英国，因为铸造不收费，故铸币的价值，不会超过铸币内含纯银量的价值。在法国，加工增加了铸币的价值，就像加工增加了精制金银器皿的价值一样。因此，包含一定重量纯银的法国货币，比包含等量纯银的英国货币价值更大。所以，这两国的铸币，虽同样接近各自造币厂的标准，但包含等量纯银的英国货币，未必就能购买包含等量纯银的法国货币，因而未必就能购买在法国兑付这货币额的汇票。如果为购买一张汇票，英国所支付的超额货币，恰好能补偿法国铸币费用，那么两国间的汇兑，事实上就是平兑，债务与债权则能互相抵消。虽然按照计算，这两国间的汇兑有利于法国。如果为购买这张期票，英国所支付的货币少于上述数额，那么两国间的汇兑，按计算对法国有利，事实上有利于英国。

再者，如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等地方，都以所谓的银行货币兑付外国汇票；如伦敦、里斯本、安特卫普和勒格亨等地方，则以当地通用货币兑付。所谓银行货币，其价值总是比同一数额的通用货币更大，例如，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货币1 000荷兰盾，就比当地通用货币1 000荷兰盾有更大的价值。二者间的差额，被称为银行的扣头，这在阿姆斯特丹大约是5%。

假设两国通用的货币，同样接近各自造币厂的标准，但一国以通用货币兑付外国汇票，另一国则以银行货币兑付外国汇票，这两国间的汇兑，即使事实上有利于以通用货币兑付的国家，但按照计算，仍可能有利于以银行货币兑付的国家。这好比两国间的汇兑，虽然事实上是有利于以较劣货币兑付外国汇票的国家，但按照计算，仍可有利于以较良货币兑付的国家。

顺便谈谈储金银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储金银行。如法国、英国等大国，其通用货币几乎全由本国铸币构成。如果这种通用货币因磨损、剪削或别的原因，使其价值降至标准价值之下，国家就可通过改铸恢复通用货币的原貌。但像热那亚、汉堡那样的小国，其通用货币很少全由本国铸币构成，大部分是由与本国居民有贸易往来的邻国铸币构成。像这样的国家，只能改良其铸币，未必能改良其通用货币。这种通用货币，因为本身性质极不确定，价值也极不确定，所以在外国，其评价必然低于实际价值。因此，这些国家用这种通用货币兑付外国汇票，汇兑就一定对它大为不利。

这种不利的汇兑，必然对商人也不利。小国家一旦注意到了贸易的利益，为使商人们不吃亏，往往规定凡有一定价值的外国汇票，只允许用特定银行的银票兑付或在特定银行的账簿上转账。这种银行是靠国家的信用和保护才能建立起来，它的兑付汇票，完全按照国家标准，以真正的良好货币兑付。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汉堡和纽伦堡等地的银行，曾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虽然有些在后来有所改变。这种银行的货币因为优于这些国家的通用货币，必然会产生贴水[2]，贴水的大小依通用货币与国家制定的标准差距而定。据说，汉堡银行的贴水，一般约为14%，这14%就是国家标准良币与由邻国流入的劣币之间的差额。

在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的众多贸易，从欧洲各国带回来大量磨损的外国铸币，使阿姆斯特丹通用货币的价值比造币厂新出良币的价值约低9%。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新币一铸造好即被熔解或输出。拥有大量通用货币的商人，常常无法找到足够的良币来兑付他们的汇票。尽管有了若干相关法规，但此类汇票的价值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确定。

为了转变这种不利状况，1609年，阿姆斯特丹政府在全市的保证下设立了一家银行。这家银行既要接受外国铸币，又要接受本国少量被磨损的铸币。在价值中扣除必要的铸币费和管理费后，就按照国家的标准良币计算其内在价值。在扣除上述的小额费用后，所剩价值就作为信用在银行账簿上记入，这种信用就叫作“银行货币”。银行货币与造币厂标准相同，所以有同一的真实价值，而其内在价值又比通用货币大。同时还规定，必须是银行货币，才能兑付或卖出阿姆斯特丹600盾以上的汇票。此种规定，立刻消除了所有汇票价值的不确定性。因为每个商人想要兑付他们的外国汇票，就不得不与银行来往，这必然就会需要银行货币。

银行货币除了固有的通用货币的优越性，以及因为上述需要而产生的增加价值外，还具有其他几种优点。首先，它没有遭受火灾、劫掠和其他意外的可能；其次，阿姆斯特丹市对它负全责，它的兑付仅需通过单纯转账，不用计算也不会冒风险将钱币转运。因为它有以上优点，相当于从开始就产生了贴水。但是宁愿把货币储存在银行，也不愿意将其在市场上出售而得到一项贴水。造币厂新造出的先令，在市场上不会比普通的磨损了的先令购得更多的货物，所以，从银行取出来的良好货币，和通用货币混在一起使用，其价值也不会高于通用货币。当它存在银行时，它的优越性是公认的；当它流入私人手里，要确认它的优越性就不是那么容易。此外，银行货币一旦从金柜中提出来，它的种种优点也必将随之丧失。此外，只有预先支付了保管费，才能从银行金柜提取货币。

银行最初的资本，或者说银行货币所代表的全部价值，就是这种铸币存款。一般认为，那只是现今银行资本中极小的一部分。为了方便用金银贸易，多年来，银行采取的办法是给予储存金银条块的人信贷。这种信贷，一般约比造币厂的价格低5%。另外，银行还会提供一张受领证书或收据，使储存金银的人或持证人，于6个月内的任何时间取回所存金银，条件是将等于那笔信贷的银行货币交还银行，并给付25‰（白银）或50‰（黄金）的保管费。同时规定，如果到期不能进行这种支付，则所存的金银条块就按收受时的价格，或按信贷时的价格，归银行所有。这种储金保管费，也可当成一种仓库租金。至于为何黄金比白银的仓库租金高那么多，也有几种理由。据说，金的纯度比银的纯度更难确认。比较贵重的金属，很易作假，由作假而引起的损失也比较大。此外，银是标准金属，据说国家的意图是鼓励储存银，而不怎么鼓励储存金。

金银条块的价格略低于平常时，储存量相对较大；到价格升高时，就多会被提出。荷兰金银条块的市场价格通常比造币厂价格高，这跟英格兰金币改铸以前的情况一样，理由也相同。据说其差额一般为每马克6至16斯泰弗，也就是银8盎司，其中包含纯银11分，合金1分。对于银的储存，银行所给的价格，即信贷，则为每马克22盾；造币厂价格约为23盾，市场价格则为23盾6斯泰弗到23盾16斯泰弗，超出造币厂价格2%乃至3%。金银条块的银行价格、造币厂价格及市场价格基本上保持着相同比例。有的人为了这个差额，往往会出售受领证书。而6个月期满后，还不把储金提出来，或者忘记支付保管费，让银行按收受时的价格把储金收为己有的现象极为少见，但偶有发生，在存金的情况下比在存银的情况下发生的概率高些。因为银的保管费较少，金则因是比较贵重的金属，其保管费也较高。

以储存金银条块来换得银行信用与受领证书的人，汇票到期时就以银行信用兑付。至于出卖或是保留受领证书，那就看他对金银条块价格的涨跌是怎么判断的。大多数人不会也没有必要长久保留此种银行信用与受领证书。有受领证书并要提取金银条块的人，总是会有许多普通价格就购买得到的银行信用或银行货币；同样，有银行货币并要提取金银条块的人，也会有同样多的受领证书得以购买。

拥有银行货币者和持有受领证书者，是两种不同的银行债权人。持有受领证书者，不把与被领金银条块价格相等的银行货币给银行，就无法提取受领证书上所登记的金银条块；如果他没有银行货币，就得向有银行货币的人购买。拥有银行货币者，如果不向银行出示受领证书，就无法表示自己所需要的数额，他也不能提取金银条块；如果他没有受领证书，也得向有受领证书的人购买。持受领证书者购买银行货币，实际上就是购买提取若干金银条块的权利，此种金银条块的造币厂价格比银行价格高5%。因此，他为购买银行货币而支付的那5%贴水，是为了一个真实的价值而支付的。拥有银行货币者购买受领证书，实际上也是购买提取若干金银条块的权利，此种金银条块的市场价格往往比造币厂价格高2%乃至3%。因此，他因购买受领证书而支付的价格，同样也是为了一个真实的价值而支付的。受领证书及银行货币这两种价格合起来，就构成了金银条块的全部价格。

在银行存入国内流通的铸币，银行既给予银行信用，又发给受领证书，但通常这种受领证书没什么价值，也不能在市场上出售。例如，在银行存入值3盾3斯泰弗的达克通，能换来的信用只值3盾，比流通价值低了5%。虽然银行同样发给受领证书，让持票人在6个月内任何时间里，支付25‰的保管费，并提出存在银行的达克通，但这种受领证书往往售不出价格。虽然3盾银行货币能在市场上售得3盾3斯泰弗，但因在提出之前，要交纳25‰的保管费，所以得失恰好抵消了。不过，如果银行贴水降为3%的话，这种受领证书在市场上出售便可得到1.75%了。但现在的银行贴水基本上都在5%左右，所以，这种受领证书往往在期满后归银行所有。至于储存金达克通所得的受领征书就更是如此，因其仓库租金高达5%。通常这类铸币或金银条块的储存归银行所有时，银行可得利5%，可看作是永久保管此种储存物的仓库租金。

银行货币中受领证书过期的数额是很大的。假设银行最初的全部资本，从第一次存入后，就没有谁想要调换新的受领证书，或者提出储金；根据上面列出的理由，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都是有损失的；但这数额无论再大，在全部银行货币中所占份额，都是很小的。在过去几年里，阿姆斯特丹银行都是欧洲最大的金银条块仓库，但其受领证书却很少过期，或很少归银行所有。大部分银行货币或银行账簿上的信用，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商人不断储存、不断提取而创立的。

没有受领证书，就无法向银行要求什么。银行没有为同一事物而对两个人负担债务人的义务，没有受领证书的银行货币所有者，在购得受领证书以前，不能要求银行付款。在平常，要按照市场价格购得一张受领证书是很容易的。这种价格，和铸币或金银条块能在市场售卖的价格，通常是相同的。

可是在国难时期，情形就不一样了。例如，1672年法兰西入侵时，储户都想从银行提出储金自己保管，因此大家都需要受领证书。这样一来，受领证书的价格就会应需求提高，不再是受领证书上所记明的2%或3%，而是50%。在这种非常时期，银行会打破只对受领证书的持有者付款的常规。没有银行货币但有受领证书的人，只领取受领证书上所记明的储金价值的2%或3%。因此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应毫不犹豫地对有银行货币但没有受领证书的人支付全部价值；同时，在这个时候，对只有受领证书的人支付2%或3%，已经是他们所应得的全部价值了。

平时，受领证书持有者的利益在于减低贴水，以较低价格购买银行货币（从而以较低价格购买金银条块），或以较高价格把受领证书卖给有银行货币的人。受领证书的价格，通常与银行货币和金银条块的市场价格之差相等。相反，银行货币所有者的利益在于提高贴水，以高价出售其银行货币，或以低价购买受领证书。这样相悖的利害关系，往往可能会产生欺诈行为。为了防止欺诈，近几年银行决定，不管何时，卖出银行货币换取通用货币都要贴水5%，而再次买进则要贴水4%。这个决定导致贴水既不能超过5%，也不能低于4%；不管什么情况下，银行货币与流通用货币二者间的市场价格比例，都很接近它们原有价值间的比例。但在没有此种规定前，银行货币的市场价格高低不一，按照市场因这两种不同利害关系受到的影响，贴水有时上升到9%，有时又下跌到与通用货币平价。

阿姆斯特丹银行宣称，不会贷出储金的任何部分；每在储金账簿上记下一盾，就在金库内保藏与一盾价值相等的货币或金银条块，受领证书没有失效前随时可来提取。事实上，不断流出和流入的那部分货币与金银条块，全保藏在金库内，但受领证书已满期的那一部分资本是否也是这样，却值得怀疑。可是，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盾银行货币即有一盾金银存在银行金库这一信条，在所有信条中算是奉行得最有力的了。这个信条的保证人是阿姆斯特丹市长。银行由4个现任市长监督，每年改选一次市长，新任的市长要比照账簿、调查银行金库后，再宣誓接管。在这个宗教国家，宣誓制度迄今没有废止。这种更迭，是对一切不正当行为的保障。党争在阿姆斯特丹政治上引起过很多次革命，但所有革命里占优势的党派，都没攻击过他们前任在银行管理上的不忠诚。

如在1672年，法王在乌德勒支需要一笔钱，阿姆斯特丹银行立即支付过去，这种管理方法让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它履行契约的信用。而那时从银行金库中提出的货币，有些还是被市政厅大火烧焦过的，可以据此判断出这些货币一直都保存在银行金库内，无论发生什么，甚至如党争之类的革命都不会丢失。

关于银行的金银总额究竟有多少，是好事者很早就在猜测的问题。通常认为，同银行有账目来往的，约有2 000人；假设每人平均存入1 500镑（最大的假设），那么银行货币总额，也就是银行金银总额，大约有300万镑，以每镑11盾计算，大约是3 300万盾。这样大的数额，足以应付最广泛的流通，但比有些人夸大的猜测要小得多。

银行为阿姆斯特丹市带来了很大的收入。除了仓库租金，凡在银行首次开来往账户的，须纳费10盾；每次开新账，须纳费3盾3斯泰弗；每次转账，须纳费2斯泰弗；为防止小额转账多，转账数目不足300盾，则须纳6斯泰弗。每年清算账目不足2次的，罚25盾。转账的数目若超出储存的账目，须交纳超过额3%的费用，其请求单还会被搁置。据估计，受领证书期满归银行所有的外国铸币与金银条块，在有利时出售，能获利不少。另外，银行货币以4%的贴水买入，以5%的贴水卖出，也能提供不少利润。这些各种利润，大大超过了开支管理费用和支付职员薪俸。据说单只储存保管费一项，就有15万盾至20万盾的年纯收入。不过，设立银行的目标，原本只是为公益，不是为了收入，其目的是使商人不因不利汇兑吃亏，由此而生的收入在意料之外。

任何原则下的异常限制

根据重商主义原理，对贸易差额不利于我国的外国货物的输入，我们不必给以异常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以及整个贸易差额学说，都是极不合理的。贸易差额学说认为，两地在通商时，若是贸易额平衡，则两地皆无得失；如果贸易额略不平衡，则必有一方得利一方损失。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和后面要谈的相同，虽因本国利益而设立了奖励金与独占权，但事实上由此所促成的贸易，却可能对本国不利。相反，在自然、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两地间不受限制的贸易，却必定对两地有利，虽然有利程度未必相同。

所谓“利益”，不是指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如果两地既贸易额平衡，又全是由两国国产商品交换构成的贸易，那么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不仅都会得利，而且所得利益大多相等。这样，彼此都为对方一部分剩余生产物提供了市场。甲方为生产这一部分剩余生产物而投下的资本，将由乙方补还；乙方投下的这种资本，将由甲方补还。因此，两国的部分居民，都将间接地从另一国取得收入与生计。假设两国间所交换的商品价值相等，则在多数情况下，两国投在此种贸易上的资本，都相等或几乎相等。另外，因为都是两国的产品，所以，两国居民由此而分配的收入与生计，也相等或几乎相等。按照商务来往大小的比例，双方提供的这种收入与生计有多有少。

假设甲、乙两国间的贸易，就与此性质相同，即甲国输往乙国的货物为国产商品，乙国输往甲国的回程货则为外国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以商品偿付，彼此的贸易额仍然是平衡的。两国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享有利得，从此贸易中取得最大利益的，是只输出国产商品的甲国居民。例如，法国输往英国的是国产商品，但英国却没有法国所需要的国产商品，无奈只能以大量的外国货物（如烟草与东印度货物）来偿付。这种贸易虽也能给两国居民提供若干收入，但给英国居民所提供的收入，肯定没有给法国居民所提供的多。法国投在此次贸易上的资本，全部都分配给法国人民。但英国投在此次贸易上的资本，只有用来生产英国货物与外国货物交换的那部分资本，是分配给英国人民的；其大部分资本都是用来补还弗吉尼亚、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并给这些遥远国家的居民提供了收入与生计。即使英、法两国所投资本相等或几乎相等，但法国资本的使用给其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国资本的使用给其人民所增加的收入多得多。因为法国所经营的，是对英国的直接消费品的国外贸易；而英国所经营的，是对法国的迂回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前面已经详细说明过，这两种国外贸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但两国间的贸易，可能既不会双方全为国产商品的交换；也不会一方全为国产商品，一方全为外国货物。几乎所有国家间相互交换的，都是一部分国产商品、一部分外国货物。不过，国产商品比外国货物的交换品比例大的国家，总是主要的利得者。

假如每年英国用金银来偿付法国输入品，那么贸易额便是不平衡的，因为不是以商品偿付商品。实际上，这种情况也能给两国人民提供若干收入，只不过给法国人民提供的要比给英国人民提供的多。英国人民能从中取得收入，是因为生产英国商品以购买金银而投下的资本，即在英国部分人民间分配，给他们提供收入的资本，也可因此而补还。和输出其他任何等价货物一样，输出一定价值的金银，不会减少英国资本总量。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增加英国资本总量。只有当其国外需求被认为比国内需求大，而其回程货在国内的价值大于输出品在国内的价值的货物，才运到国外去。例如，烟草在英国仅值10万镑，但输往法国后再购回的葡萄酒，在英国却值11万镑，那此次交换就可使英国资本增加1万镑。如果英国以10万镑货币所购得的法国葡萄酒，在英国也可值11万镑，则这种交换也可使英国资本增加1万镑。在酒库中有值11万镑葡萄酒的商人，比有值10万镑烟草的商人、金柜中有10万镑的商人更富裕，能推动更大的劳动量，并能给更多人民提供收入、生计与职业。但是，国家的资本等于全体人民的资本，而一国每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又等于这一切资本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因此，大多会因此种交换，而增加一国资本及其每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从英国的利益来看，用国产的铁器及宽幅厚呢来购买法国葡萄酒，比用弗吉尼亚烟草或用巴西、秘鲁金银购买要有利得多。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肯定比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有利。但和以其他货物进行的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相比，以金银进行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不会更不利。有资力购买烟草的国家，不可能长期缺乏烟草；相同的，有资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也绝不会长期缺乏金银。

有人认为，工人与酒店的交易不公平，这跟制造业国和葡萄酒产国之间的交易性质一样。我认为，此种贸易本身的性质和利益，与其他任何贸易都相同。酿酒家甚至小酒贩，与其他职业同是必要的部门分工。虽然贸易自由可能被滥用，但对工人来说总是有利的。尽管有人会因嗜酒过度而导致破产，可是无须担心一个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经验，葡萄酒低廉的原因，往往是节酒造成的。出产葡萄酒的国家，通常有着欧洲最节酒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法国南部各省人民。相反，在过热或过冷无法种植葡萄树、造成葡萄酒异常稀少昂贵的国家，酗酒才会成为普遍恶习，如北方民族、热带民族（如几内亚海岸的黑人）。据说，当法国军队从法国北部开拔至南部，从葡萄酒昂贵区域开拔至葡萄酒低廉区域后，起初也因物美价廉的葡萄酒而沉溺，但数月后，大部分士兵也像当地居民一样节酒了。以此看来，如果把外国葡萄酒税、麦芽税、麦酒税、啤酒税一律取消，降低酒的价格，可能会暂时出现英国中下等阶层人民酗酒的风气，但也许不久后就会养成一个恒久的节酒习俗。现今，上流社会中有资力饮酒的人，几乎已经没有酗酒的恶习了。此外，英国对葡萄酒贸易的限制，与其说是为了防止人民酗酒，不如说是阻碍了人民购买最物美价廉的货品。据说这种限制是为了抵制法国，照顾葡萄牙。因为对于我国的制造品销售，葡萄牙人照顾了我们，而法国人却抵制了我们。这种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为一个大帝国政治设施的原则。大商人不拘小节，只在最物美价廉的地方购买货物；只有小商人，才会把卑鄙策略看作是对待顾客的规则。

按照这种原则，各国都会嫉妒与其通商的国家的繁荣，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让所有的邻国变得穷困；把别国的得利看作是自己的损失。国际通商，本应和人与人之间通商一样，是团结与友谊的保证；但现在，却成为不和与仇恨的源泉。在本世纪与上世纪，商人和制造业者狂妄的嫉妒心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比政治家的野心与反复无常所造成的危害还大。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独占观念和卑鄙贪欲，虽然无法改正，但至少别去扰乱人民的安宁。

任何国家，人民大众只有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物品，才是最有利的。如果没有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费心去证明它反而是件很滑稽的事。但是，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在于保有自己对国内市场的独占权，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相悖。因此，在英国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对于几乎所有输入本国、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外国制造品，都课以极重的税或者禁止。对于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国家，或者说是对民族仇恨异常激烈的国家的货物输入，更是加以苛刻的限制。

战时，邻国的财富，可使对方能够维持强大的海陆军，对我国有威胁；但平时贸易中，邻国的财富必能使他们和我们交换更大的价值，为我国产业的直接生产物或用这种生产物购进来的物品，提供更好的市场。经营同种制造业的富人，虽然会对邻近的同业者不利，但是他的花费，却能给邻近的其他人提供良好市场。此外，邻近的同业者因此减低其售价，也是对其他人有利的。同样，富国的制造业者，肯定会成为邻国同种制造业者极具威胁的竞争者，但是这种竞争对大众有利。富国的花费，也能在其他方面给大众带来利益。想发财的人，一定会住在大商业都市，而不会选择穷乡僻壤。因为财富流通少的地方，取得财富的机会就少；财富流通多的地方，获取财富的机会也多。大家应该明白，邻国的富足是本国致富的机会，在其邻国都是富裕勤勉的商业国时，想由国外贸易致富的国家才最易达到目的。古埃及人和近代中国人好像就是仅靠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极不注意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正当的法律保护。近代外国通商原则以将一切邻国陷于贫困为目标，如果和它所希望的一样，那么国外贸易一定会陷入被人忽略的地位。

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受到诸多阻碍与限制，就是此等原则所致。如若英、法两国能抛弃商业的嫉妒和国民的仇恨，考察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么对它们来说，彼此的贸易将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贸易更有利。英国最近的邻国是法国，英国南部沿海各地与法国北部及西北部沿海各地间的贸易，几乎与国内贸易一样，每年最多可以往返6次。那么，两国间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比投在其他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能够推动多达6倍的劳动量，雇佣和养活多达6倍的人数。英、法两国间相隔最远的两地贸易，每年至少也可往返一次，也同样比我国对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国外贸易有利。若与我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一般要3～5年才能往返一次）比较，至少要有利3倍。法国比北美洲富饶，据说其居民有2 300万，而我国北美殖民地居民才不过300万。因此，法国所能提供的市场，比北美殖民地至少大8倍；加上往返更频繁，利益就扩大到24倍。按照两国财富、人口与邻近的程度，英国的贸易亦同样对法国有利。这就是两国智者所认为的宜阻止和宜鼓励的贸易间的差别。

但这种对两国有利的互相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却成为给两国贸易带来障碍的原因。因为双方既是邻国，又是敌国；对方的富强既是增进国民友谊的有利因素，又是激化民族仇恨的原因。每个国家的制造业商人，都担心在技术活动上遇到别国的制造业商人竞争，商业上的嫉妒又与民族仇恨相互助长。两国的商人，都自私地宣扬着不受限制的国外贸易必生出不利的贸易差额，而不利的贸易差额又一定会导致国家灭亡的谬论。

在欧洲，这些谬论引起了各商业国的忧虑，几乎都试图改变贸易差额，使其对本国有利而对邻国不利。但似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因上述原因而变得贫困。实行门户开放并允许贸易自由的国家与城市，和重商主义者预料的相反，不但没有因此灭亡，反而因此致富。从某些方面来说，今日的欧洲虽有几个配称自由港的城市，但却还没有配称自由港的国家。最接近的也许要算荷兰了，虽然还有些距离。荷兰不仅国民财富全部来自对外贸易，而且大部分生活资料也来自对外贸易。

前面已经谈过，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和贸易差额极不相同。一国的盛衰，要看这差额是有利还是不利。如果年生产的交换价值高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那么每年的社会资本必然会按照这个超过额的比例增加。这种情况下，社会在其收入内维持生存，每年节省下来的部分自然会加到社会资本中去，并用来进一步增加年生产物。相反，如果年生产的交换价值低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入，必定会侵蚀社会资本。随着资本的减退，其产业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亦减退。

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与贸易差额完全不同。它可以在没有对外贸易、不与世界往来的国家内发生，也可以在财富、人口与改良都在逐渐增进或逐渐减退的全球内发生。假如贸易差额不利于一个国家，出现输入的价值大于输出的价值，流通的铸币减少而以各种纸币替代，甚至对各主要通商国家所负的债务逐渐增加等情况，但是它的真实财富、它的土地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仍可能在这期间增加起来，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仍能有利于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