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商主义的原理

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应让本国商人在外国市场上享有特权；同时又限制外国商人向国内输入本国能生产的商品，以保护国内商业的正常发展。它主张奖励新兴的制造业和特殊工业，通过增加对外输出量来提高国内的金银储备量，从而积累国家财富。

人们通常认为财富是由货币或金银构成，因为货币本身能起到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双重作用。作为交易媒介，货币比任何商品都更能方便满足我们的需要；作为价值尺度，货币可以用来估算其他商品的价值。正是因为货币的这些作用，才出现了富人与穷人的划分——拥有大量财富或货币的人，则是富人；几乎没有任何财富与货币的人，则为穷人。按照这个通俗的观念，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具有同样的意义。

同理，只有拥有大量货币的国家，才是富足的国家。因此，许多国家都认为储存金银是致富的唯一捷径。美洲被发现后的一段时间里，西班牙人每到一个陌生的海岸，首要的任务就是探寻附近有没有金银矿。在他们看来，那些拥有大量金属矿藏的国家，才有被殖民乃至被征服的价值。从前，法兰西国王特遣僧人普拉诺·卡尔比诺去见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后据普拉诺·卡尔比诺说，蒙古人最关心的问题是法兰西王国的牛羊有多少。所以，世界上有殖民野心的国家，都希望知道另外的国家是否富足、是否值得征服。在蒙古人这样的游牧民族看来，牲畜是交易的媒介，也是价值的尺度，所以财富是由牲畜构成的。这如同在西班牙人眼里，财富是由金银所构成的一样。不过，西班牙人与蒙古人相比，后者对财富的观念更接近真理。

洛克曾经指出货币与其他动产的区别：其他动产都很容易消耗，所以由此构成的财富都不可靠，今年其他动产富有的国家，如果奢侈浪费，即使禁止输出，明年都有可能缺少这些动产；而以货币为财富的国家，却与此相反，虽然货币会在不同人之间流通，但如果只让其在国内流通，国家财富就不容易消耗。因此，在洛克看来，金银是一国动产中最为可靠的部分。他进而认为，增加金属货币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目标。

不过，也有人认为，如果一国经济与世界市场没有联系，那么，无论国内流通多少货币都没有关系。通过货币流通的可消费物品，只能换取数额不等的货币。这样的国家是贫是富，都取决于此等可消费物品的稀少或丰饶。然而，对于那些同其他国家发生联系，且有时不得不对外作战，需要在远地维持海陆军军需的国家，这些人又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要维持远地的海陆军，只有送出货币来支付军需，但送出货币又以国内已有许多货币为条件。因此，每个国家都需要在和平时期尽量累积货币，非常时期才会有财力对外开战。

这些观念的盛行，使欧洲各国都极尽所能研究在本国累积金银的方法，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成效。为欧洲提供这类金属的主要矿山，大多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占领，而这两个国家曾以苛重的关税或最严厉的刑罚禁止金银输出，他们希望以此能保持国家财富。以前，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都采用过类似禁令，作为保持国家财富的政策。让人意外的是，在古代苏格兰某些议会法案里，也曾以重刑禁止金银输出国外；古时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也曾采用过相同政策。

不过，这些措施同样无效。因为当这些国家发展成商业国时，这种金银禁令就会让商人们感到不便。商人用金银向其他国家购买所需物品，输入到本国或运往别国时，往往比用其他任何商品作为媒介更为便利，因此商人反对这种妨碍贸易的金银输出禁令。

他们提出以下一些观点来反对此种禁令。第一，因购买货物而向外国输出金银，未必会减少国内的金银量，相反，数量还有可能增加。托马斯·孟把这种国外贸易的作用，比喻成农业的播种期和收获期：“当人们只看见农夫播种时把大量优良谷物播撒到土里去，一定会把他看成一个疯子；但当人们看到他收获更多谷物的时候，才会发现他的行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这些禁令并不能真正阻止金银的输出。因为金银体积小、价值大，很容易向国外走私，只有适时注意全国的贸易差额，才有可能防止其发生。当一国输出的货物价值大于输入的货物价值时，那外国欠它的差额，必然以金银偿还，如此，国内的金银量就有了增加。相反，当输入的货物价值大于输出的货物价值时，它欠外国的差额也会以金银偿还，那国内的金银量就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禁止金银输出，不但不能有效阻止，反而会再增加一笔费用。因为在此禁令下，汇兑对有逆差的国家更不利；购买外国汇票的人，不仅要承担运送货币的风险、周折与费用，还要对因禁止金银输出而产生的意外风险付出代价。对一个国家来说，汇兑与贸易差额的不利因素成正比。贸易逆差国家的货币价值，相应地比贸易顺差国家的货币价值低得多。以英、荷两国间的汇兑来说，若汇兑时须以英银105盎司购买荷银100盎司的汇票，那么就是有5%不利于英国；英银105盎司只能购得价值荷银100盎司的荷兰货物，相反，荷银100盎司却能买到价值英银105盎司的英国货物。这种汇兑的差额，造成售给荷兰的英国货物价格低，而售给英国的荷兰货物价格高；英国货物所换回的荷兰货币少，而荷兰货物换回的英国货币却多得多。因此，贸易差额必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利于英国。为了弥补差额，英国只能把大量金银输往荷兰。

商人的这些观点中，有些有道理，但有些却毫无道理。其中，认为贸易上的金银输出往往有利于国家，以及禁令不能防止私人金银的输出，这两个观点都正确。毫无道理的观点有以下两种：第一，需要政府关心的是保持或增加本国的金银量，而保持或增加本国其他有用的商品量却不重要，因为自由贸易自然能确保这些商品的供应量；第二，汇兑的高价，必然导致更多的金银输出，加深贸易差额的不利程度。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高价对欠外国债务的商人极不利，他们要以高得多的价格，付给银行金银购买外国汇票。不过，虽然银行会索取额外费用，却未必会向外国输出更多货币。因为这种费用通常是在国内支付，不会在汇出的数目上有所增加。商人面对汇兑的高价，自然会尽量平衡他们的输出与输入以缩小支付额。还有一点，汇兑的高价必定会起到类似课税的作用，因为它使外货的价格增高，人们自然就会减少此种消费。因此，汇兑的高价，不但不会增加所谓的贸易逆差额，反而有可能减少，从而金银的输出也会相应减少。

尽管如此，商人向国会、王公会议、贵族和乡绅们陈述的这些观点，仍让听取的人深信不疑。贵族及乡绅从经验中得知，国外贸易对国家的富强是有利的，但其富国的本质，他们却不清楚；商人虽然明白国外贸易如何让自己富裕，但是却不关心国外贸易如何让国家富裕。商人只有在请求国家修订国外贸易法案的时候，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必须陈述国外贸易的有利因素和现行法案是如何影响贸易发展的。他们会向负责此法案修订的官员说，国外贸易本可以带货币回国，但现有的国外贸易法，却使带回来的货币变少。这种说法让官员们有所触动，于是商人们达到了预期效果。英格兰和法兰西的金银输出禁令不控制外国铸币和金银块的输出，仅以本国铸币为限；而荷兰和其他一些国家，金银输出禁令甚至包括了本国铸币。政府从对金银输出的监视，扩大到对贸易差额的监视，并且把贸易差额看作是唯一能引起国内金银量增减的原因。托马斯·孟所撰的《英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一书，成为英格兰和其他一切商业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准则。而国内贸易，特别是那种投入同量资本却能产生最大收入，又能使本国人民获得最大就业机会的贸易，却仅被视为国外贸易的辅助。理由是国内贸易既不能把货币从外国带回来，又不能把货币从国内带出去。因此，除非国内贸易的盛衰已经对国外贸易的状况产生了间接影响，否则它就不可能使国家的富裕程度有所改变。

没有葡萄的国家，必须向外国交换葡萄酒；没有金银矿的国家，也只能从外国取得金银。政府不必因此去注意某一物品的缺少，因为一个实力国家，总能获得它所需要的物品。金银必须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这和其他商品相同，而其他商品也是以金银为价格。我们完全相信，自由贸易即使不被政府关注，也会给我们提供所需的葡萄酒；同理，自由贸易也总会按照人们的购买能力、使用程度，提供给商品流通或其他用途所需要的全部金银。

在任何国家，人们通过劳动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都会按有效需求，进行自我调节。因有效需求而发生的这种自我调节，在金银这种商品上体现得最容易、最准确。原因是：金银体积小、价值大，很容易从不同地方运送；从廉价的地方运到昂贵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运到尚未达到有效需求的地方。例如，如果英格兰本国所拥有的黄金未达到有效需求，那么就可以用一艘客货两用的邮轮，从葡萄牙的里斯本或其他地方运来50吨黄金，这50吨黄金可以铸成500万几尼；但如果有效需求需要同等价值的谷物，以5几尼换1吨谷物计算，这批100万吨的谷物，需要1 000艘载重1 000吨的船只才能运完。

所以，当一国所拥有的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无论政府怎么控制，都无法阻止其向外流出。即使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实施了严厉的刑法，也无法阻止金银外溢。因为这两个国家，不断从秘鲁和巴西输入金银，造成国内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使其金银价格比邻国低。另一方面，某国的金银量供应未满足有效需求，那么就会使金银的价格抬高到别国之上，这时用不着政府操心，自然会有金银从价低的国家输入。

因为体积的关系，有许多商品不能随意由货源充足的市场，转移到存货不足的市场，但金银的转移却很容易。金银的价格虽不像其他大部分商品会因存货过多或不足而不断变动，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变动大都是渐进的。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金银价格，从而使其他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也有明显改变，除非发生一些类似发现美洲的事件，才能给商业带来革命性变化。

尽管如此，假如一个国家缺乏金银，其补充难度定然小于普通商品。如果工业制造的原料不足，那么工业必然面临瘫痪；如果粮食不足，那么人民必然会忍饥挨饿。但如果货币不足，则可考虑以物易物的方式；还可以先赊账，等到了月底或年底再结算；甚至可以用一定量的纸币来加以弥补。第二、三种方法比第一种方法方便，特别是第三种方法，有时还会带来一定利益。因此，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任何国家的政府部门都无须把注意力放在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上。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抱怨缺少货币。有资力又有信用的人，一般很少感到缺乏货币；只有那些既没有购买货币的能力，又没有借贷信用的人，才会常常感到缺乏货币。有时，整个商业城市及周边地区会普遍感到货币稀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经营过度。如果有人不按照自己的资本情况，不切实际地制订经营计划，那么在计划实现以前，他们的资产和信用就会耗尽。即使人们普遍抱怨货币稀少，也不能凭此证明国内流通的金银量失常，仅能说明那些人没有获取货币的能力。

如果非要证明财富不是由货币本身构成，而是由货币所购物品构成，并且只在购买货物时才会产生价值，那就太可笑了。我们已经说过，货币虽是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并且是无利可图的一部分。

商人通常觉得用货物交换货币较难，用货币购买货物较易。这并不是因为货币是构成财富的主要部分，而是由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交换所有物品都很容易，但要取得却很难。货物通常比货币易于磨损，保存起来的损失可能会大得多。更何况，商人的直接利润出自卖货的多、买货的少，因此会更急于以货物交换货币。过多的货物积压在商店，无法及时售出，有可能成为导致商人破产的原因，但整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却绝不会遭受这种灾难。因为商人的所有资本，往往由容易损坏、用来换取货币的货物构成；而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年所得，用来从邻国购买金银的却只有一小部分，大多数是在国内消费、流通的。因此，对国家或地区来说，预备用于换取金银的货物即使无法卖出，也不至于破产。虽然可能会遭受某些损失与不便，从而不得不为货币不足采取某种替补的办法，但是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却同往常一样，因为它有几乎等量的可消费资本来维持。虽然用货物交换货币相对不便，可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此种交换却更有必要。因为货物除了换取货币，还拥有其他功用；但货币除了购买货物，就毫无用处了。所以，货物并不总需要追求货币，而货币必然追求货物。购买货物的人通常是自己使用消费，大多不会再进行出售，可售卖货物的人却会再购买。前者购买货物，通常完成了全部任务；而后者售卖货物，却只能完成他的小部分任务。所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并非是因为货币本身，而是因为货币能购买需要的物品。

有人说，金银具有耐久性，只要停止输出，在一定时期进行累积，就会使国家的财富飞速增长，而可消费的物品却常常容易损坏。因此，以耐久的金银交换那些易损坏的物品，是最不利于国家贸易的。可是，拿我国的铁器来讲，同样是极耐久的商品，如果停止输出，可能也会在一定时期累积起来，使国内锅釜的数量猛增。但是，如果用法国的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铁器，却往往不会被看成是不公平的贸易。因为我们知道，锅釜是用来烹调需要消耗的食物的。如果食物的数量增加了，只要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来购买锅釜，或增加制造锅釜的铁工就行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铁器的实际用途必然会限制它的数量。同样的，所有国家的金银储存量都受限于这类金属的实际用途，通常是铸成货币使用或制成器皿放在家里。不管是哪个国家，铸币量都受国内流通商品的价值支配，一旦商品的价值增加，就会有部分商品在短时间内被运到国外，换取为商品流通所必须增加的铸币量。另外，贵族的数量与拥有的财富支配着国内金银器皿的数量。贵族的数量与财富增加了，部分增加的财富就可能会拿去购买更多的金银器皿。但是，若让贵族置备多于他们所需的厨房用具，却是非常荒谬的。一个国家以输入或保留超过它需要的金银量来增加国库，同样也是荒谬的。把钱用来购买多余的用具，必然会让家庭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减损；储存多余的金银，也必然会减少用于衣、食、住、行和维持人民生计的物品。如果想增加金银的数量，那么增加金银的用途，增加可以用金银来流通、支配和制造的可消费物品，就一定能达到。一个国家的金银累积超过其所需的数量后，金银闲置带来的损失与金银运输的容易这两个因素，使得任何严厉的法律都无法防止其输往国外。

一个国家对外战争时，要维持远遣的海陆军，不一定就得累积金银。因为维持海陆军的是可消费的物品，而不是金银。国内的年产物，即本国土地、劳动、可消费资本一年的收入，就是在外国购买可消费的物品的条件。有这个条件的国家就能维持远遣的海陆军对遥远国家的战争。

有三种不同的途径可购买远遣海陆军的粮饷：第一种，把部分累积的金银运往外国；第二种，把部分制造业的年产物运往外国；第三种，把部分常年原生产物运往外国。

也可称为将一国累积或贮存的金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流通的货币；第二，私人家中的金银器皿；第三，经多年节俭而聚存于国库的货币。

一国的流通货币不可能有多大剩余，所以金银很少能从这一方面节省下来。在所有国家，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来流通货物，和将货物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但严禁使用超过必要的数量。虽然流通的渠道会吸引充足的货币额，但是一旦饱和就不能再容纳。不过，在对外战争的情况下，会有大量的人遣往国外，就会造成国内所要维持生活的人数减少。既然国内流通的货物减少，那么为流通货物所必需的货币也必然会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通常就会发行大批纸币，如英格兰的财政部证券、海军部证券和银行证券。用纸币代替流通的金银，国家就能将节约下来的较大数量的金银运往外国。如果对外战争费用巨大，用时较长，那仅靠以上的办法来提供资源，就无法维持了。

在上次英法战争开始时，法兰西曾熔解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使用这种办法，更无济于事，因为从这方面所得的利益还不足以补偿重新铸造的损失。

本世纪的历次对外战争，都是历史上耗费最大的战争。仅依靠流通货币、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或国库财宝的输出提供费用的情况已不多见。在前次和法国的战争中，英国花费了9 000万镑以上。这些钱中的7500万镑来自新募的国债，还包括每镑土地税附加2先令的附加税，以及从还债基金中每年借用的款项。这笔费用中有2/3以上，用在了德意志、葡萄牙、美利坚、地中海各口岸、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这些外国地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国内流通的金银不超过1 800万镑。但自从近期金币改铸后，大家才知道以往的估计太低。因此，假定我国的金银量合计有3 000万镑，根据这个统计，在六七年内至少曾两次把这3 000万镑全部运出运回。做这个假设，就是为了证明政府没有必要注意货币的保存。正是根据这一假定，让我们知道国内的全部货币曾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里毫无影响地有了往返。有资力换取货币的人感觉不到货币缺乏，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内货币的流通并不会比平常少。在整个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战争快要结束时，对外贸易的利润一定会比平常大。于是，同前面所谈及的一样，英国各口岸就会出现营业过度现象，接着这种现象又因为货币稀少而让人产生不满。但通常拥有换取金银的能力的人，一般都能以他们的能力换取金银。

因此，上次战争的巨大费用的来源，主要是靠英国某种商品的输出，而不是靠金银的输出。如果一个商人汇款至外国，他就会在国外来往通汇处出一张期票，为了支付这张期票，他必然会把商品运出国外。如果那个国家需要的不是英国的商品，那么他就会想方设法把这些商品运往其他国家，购买一张期票来付清所欠那个国家的款项。凡是运金银出国，很难得到什么利润；可是把商品运往有利于销售的市场，必然会取得相当的利润。因为把金银运往外国购买商品时，商人可以得到的利润不会来自商品的购买，而是来自回去以后的售卖。如果他只是为了还债而运出金银，无法换回商品，那就得不到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不用输出金银而用输出商品的办法来偿还外债。我们在《英国现状》中看到，上次战争期间，英国没有运回任何回程货物，只是输出了大量货物。

凡是在大商业国中，一定有大量金银交替输入和输出，用来经营国外贸易。这种金银被看作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它们灵活地在各商业国之间流通。流通本国境内的商品支配着货币的流动及方向，流通于各国间的商品则支配着大商业共和国货币的流动及方向。不论是货币还是金银，它们都是用来便利交换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一个则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在上一次战争中，也许曾动用这大商业共和国货币的一部分来支付。因为，交战国军队所需的粮饷都要在交战地点周围及邻近国家购买，所以它在战场周围流通得更多。正因为这样，无论英国每年使用了多少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一定是用英国商品或是以英国商品换取的其他物品来购买。所以，总的来说，只有商品或者是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才是一个国家能够维持战争的基本资源。我们可断定，一定是巨额的年产物才能支付这样大的费用。例如，1761年的战争费用便在1 900万镑以上。每年这样大的费用，仅靠金银的累积是不能够维持的。即便是金银，它的年产额也不能维持这样大的开销。据可靠统计，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每年通常不会超过600万镑，有时甚至还不够支付上次战争4个月的费用。

把军队派往遥远地方的国家，它的粮饷只能在远地购买。要购买这些东西一定要输出很多商品。而最适合输出的商品，应该是体积小、制造精巧，但价值却很大的工业品。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大量金银输出，但每年能大量生产此种剩余制造品输往外国，所获取的利益也能长久支撑一场费用巨大的对外战争。当然，每年的剩余制造品会因战争输出很大一部分，给商人带来了利润，但没给国家带回任何利润。因为政府要在外国购买军队粮饷，就得向商人购买外国期票。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剩余制造品的输出仍可带回利润。战争期间，政府为了付清为购买军队粮饷而出售的期票，就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运往外国。国内的某些消费品是向外国购买的，这些商品一旦消费掉，仍须向外国购买，因此政府又要求制造业生产商品运往外国，然后去换购这些商品。根据上次战争期间和在战后一段时期的不同状况来看，英国制造业的许多部门，在破坏性最大的对外战争中往往会极度繁荣，一旦恢复和平又衰落下去。

用土地原生产物的输出来维持时间长、费用高的对外战争是不合适的。第一，原生产物运往外国以购买军队的粮饷，所产生的费用太大；第二，一般国家所产的原生产物，除去维持本国居民生活所需的那部分，就没有多少剩余了。如果把大量的原生产物输往外国，就会剥夺人民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制造品的输出就不同了，因为制造业输出的只是产品剩余部分，而制造工人的生活资料仍保存在国内。

以前的英国国王无法经常进行长期的对外战争，因为当时英国可以用来购买远地军队给饷和食粮的，仅仅只有土地原生产物和最粗陋的制造品。国内要消费大量的原生产物，就节省不了多少；如果将粗陋制造品和原生产物输出，则运输费用又过高。他们无法长期对外作战，并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缺少比较精巧的工业品。商业和制造业都不发达的国家，君主一旦遇到非常事件，是很难得到臣民援助的。以前的君主都尽量积累财宝，以防不测。即使没有这样的情况，君主也过着简朴的生活，不受虚荣心支配。他们的消费一般用于赏赐佃户、款待家臣。据说查理十二世有名的同盟者——乌克兰哥萨克酋长马捷帕的财宝就有很多；梅罗文加王朝的法兰西国王都有不少财宝，分封儿子时，也把财宝分给他们。新旧朝代交替时，为获得继承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掠夺前王的财富。在先进的商业国家，往往没有必要累积财宝，因为他们一旦遇到非常事故，会很容易得到臣民的特别援助。他们受虚荣心支配，用相当多的费用把宫廷装饰得金碧辉煌。这样不仅不能累积财富，反而会累及那些用于重要用途的基金。所以，欧洲一些君主的宫廷，同样适用于德西利达斯曾说过的关于波斯王宫的话：“他在那里只看到许多富丽的东西，看不到什么力量；看到许多奴婢，看不到几个军人。”

金银的输入，不是国外贸易让一个国家得到的主要利益和唯一利益。经营国外贸易会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第一，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第二，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利用这个办法，给国内消费不了的劳动产品开拓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他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增加年产物。这样不但让工艺或者制造业部门的分工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而且大大提高了社会财富。

所有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都在不断完成这些重要的工作。经营国外贸易的商人，总会注意供应本国人民的需要和输出本国的剩余商品，而不愿关注别国人民的需要和输出别国的剩余商品。因此商人所在的国家和通商各国，都能得到国外贸易的巨大利益。有些国家没有金银矿山但又需要金银，就得从其他的国家输入金银，这是对外贸易的一部分。但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一业务而经营对外贸易的国家，要想获得巨大利益是不可能的。

发现美洲后，欧洲立马变得富裕。这不是因为输入了金银，而是由于美洲金银矿山丰富，造成其价格降低。现在购买金银器皿所需付出的劳动或商品，仅为15世纪的1/3。也就是说，花费同量的劳动和商品，能买到3倍于当时的金银器皿。正因为金银器皿价格的大幅度降低，现在有资力购买金银器皿的人数，也许比从前增加到10到20倍以上。毫无疑问，直到今天，欧洲获得了实在的便利。但是由于金银价格的低廉，购买东西时须带上更多金银，所以那也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便利。但是发现美洲为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这就要求实行新分工和提供新技术。随着劳动力的改进，欧洲各国的产品也随之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大。对美洲和欧洲来说，对方的商品都是新奇的，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全新交易，对双方都有极大利益。不幸，欧洲人蛮横地侵害别人的权益，让许多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

由于寻找向西航行到达印度的航线，却发现了美洲这个巨大的市场。那时的中国、巴基斯坦、日本以及东印度，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但是土地耕种得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很进步，比墨西哥和秘鲁更为富裕。西班牙很多作家夸大记载那些帝国的往昔，虽然不足以全信，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与文明富国之间的贸易，比同未开发地区或国家的交易获利大。可是，欧洲从美洲贸易获得的利益，却比以往和东印度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大得多。葡萄牙人独占东印度贸易几乎长达100年，在此期间，其他的欧洲国家与东印度贸易，不管是运出还是购入，都必须经过葡萄牙人之手。上世纪初叶，东印度遭荷兰入侵，荷兰人把一切东印度的商业交由一家独占公司经营。随后，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都效法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就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享受到对东印度自由贸易的利益。这种贸易远不及美洲贸易有利，因为美洲贸易是一切臣民都可以自由经营，而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是专营特权，这让它获得了雄厚的财富和本国政府的惠益以及保护，同时引起了不少嫉妒。经营这种贸易的国家每年都要输出大量白银，而他们从中获得的远远少于输出，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贸易使欧洲陷入贫困。欧洲的银器稍微贵一点，银币能购买的劳动和商品多一些，两者都微不足道，前者所受的损失小，后者获得的利益小。谁还会去注意这一切呢？东印度的贸易为欧洲商品开辟了一个市场，为那些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一个市场。但是由于这种贸易处处受限，所以欧洲商品的年产量、实际财富和收入，至今没有什么增加。

现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财富存在于货币或金银之中。一般说来，货币代表着财富，这一含义让这种流行说法很对味，把它当作不可否认的真理。英国有几位研究商业的优秀作家指出，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在于金银，而且还在于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种各样可消费的物品。可他们在推理过程中，却还是认为增加金银是国家工商业的巨大目标，把土地、房屋和可消费的物品放在次要地位。

如果说，财富在于金银，没有金银矿山的国家只有通过出超，即让输出价值超过输入价值，才能输入金银，这个原则已经确立；那么，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目的就要变成尽量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输入，尽量增加国内产业产品的输出了。所以，使国家富裕有两大手段：一是限制输入，二是奖励输出。

限制输入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供给国内消费的商品，只要本国能够生产，无论从什么国家输入，一律加以限制；第二，在和某些外国的贸易中，一旦发现贸易差额不利于本国，无论是何种货物，都一律加以限制。限制输入通常采取两种方法：一是采用高关税的方法，二是采用绝对禁止的方法。

奖励输出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退税；第二，颁发奖金；第三，同主权国家订立有利的通商条约；第四，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下述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允许退税：第一，关税或国产税的国内制造品，在输出时往往将课税的全部或一部分发还；第二，输入时已经课税的外国商品，如再输出则有时将课税的全部或一部分发还。

颁发奖金用来奖励某些新兴制造业，或用来奖励应受特殊照顾的某些工业。通过有利的通商条约，使本国的货物或商人在外国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货物和商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权。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不仅能使殖民地建立国的货物和商人享受某种特权，而且有可能让他们得到独占权。以上两种限制输入的方法和四种奖励输出的方法，是六种能有利于贸易顺差、增加国内金银量的主要手段，为重商主义所提倡。这些手段一方面会增加或减少国家年产物的价值，同时也会增加或减少国家的实际财富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