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劳动和土地年产物增加的价值因资本用途的差异而不同。资本通常有四种用途，每种用途对其他三种的存在都必不可少。生产性劳动者按资本的用途使用资本，其劳动价值可以体现在劳动产品上，它在劳动产品价值上的体现便是消费品价格的提高。

所有资本虽然都只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但同等数量的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对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却随资本的不同致使用途也有所差异。

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购买社会每年使用和消费的天然生产物；第二，用来制造和准备天然生产物，以供直接使用和消费；第三，将天然生产物和制成品从充裕的地方运往匮乏的地方；第四，将两种产品分成较小的部分，以适应需要者的随时需求。第一种方法是从事农业、矿业和渔业的人的用法；第二种方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方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方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很难想象还有其他什么资本的使用方法是没有归入这四类的。

这四种资本使用方法，每一种对于其他三种的存在和扩大都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的一般福利也是如此。

一、除非使用资本来使天然生产物达到一定的充裕程度，否则任何制造业和商业都无法存在。

二、除非使用资本用以制造需要预先大量准备才适用于使用和消费的天然生产物，否则这部分天然生成物就不会被生产出来，因为不可能对其有需求；如果其是自然生长的，不经过制造就不会有任何价值，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三、除非使用资本以将天然生产物或制成品从充裕的地方运往匮乏的地方，否则除了当地消费所需之外，不会生产更多。批发商的资本使两地间的剩余产品得以交换，从而鼓励产业，并增加了两地的享用。

四、除非使用资本将一定部分的天然生产物或制成品分成许多较小的部分，以适应需要者的随时之需，否则消费个体将不得不大批买入所需货物。

把资本按上述四种方法之一使用的人，一定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如果使用得当，就能固定和实现在劳动对象或要卖出的商品上，在其价格上一般至少会增加他们用以维持和消费自身所需物品的价值。农场主、制造者、批发商人和零售商人的利润，全都是从前两者所生产、后两者所买卖的货物的价格中得来的。可是，在每种用途中使用的同等数量的资本，其直接推动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往往不同，从而对所属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所增加的价值比例也完全不同。

零售商人的资本补偿了他从其进货的批发商的资本，连同后一资本的利润，使其能继续经营。零售商是他自己雇佣的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他的利润包含了零售资本的使用对社会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所增加的全部价值。

批发商的资本补偿了农场主和制造者的资本和利润，使其能继续经营各自行业。源于这种服务，批发商对支持社会生产性劳动和增加社会年生产物价值作出了间接贡献。他的资本，还雇佣了将其货物进行运输的水手和搬运工；因此在这些货物的价格上增加的价值，不仅有批发商的利润，还有其雇佣者的工资。这就是他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全部生产性劳动，以及对年生产物所直接增加的全部价值。其资本在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比零售商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制造者的资本，有一部分用作固定资本，投在其生产工具上，补偿了出卖这些工具的其他制造者的资本，并提供了利润。他的一部分流动资本用以购买原料，补偿了生产原料的农场主和采矿者的资本，连同其利润。但大部分的流动资本，则是每年一次，或在更短时期内在其雇佣的劳动者中进行分配的。这种资本在原料的价值上增加的，是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工厂主在工资、原料和生产工具上使用的全部资本的利润。因此，比起批发商等量的资本，制造者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又要大得多，其在社会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上增加的价值也大得多。

农业资本家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最大。他的生产性劳动者不仅有雇佣的劳动者，还有牲畜。在农业上，大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虽然大自然的劳动不用耗费分文，其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的生产物一样有价值。农业的最重要的作用，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生产力，不如说是引导大自然的生产力，使之生产最利于人类的产物。耕耘与其说是促进，不如说是调节大自然的生产力，在人类劳动之后，大部分工作还是由大自然完成。因此，农业中使用的劳动者和牲畜所生产的价值最大。

任何社会在农业和零售业中使用的资本，一定是留在社会中的。它们的使用几乎总是局限于一个固定地点，而且一般也属于社会居民。

反之，批发商人的资本，似乎没有固定或停留在什么地方，因为要贱买贵卖商品，所以常常由一处流往另一处。制造者的资本，自然应停留在制造场所，但并不确定，因其常常会离原料生产地或产品销售地很远。

任何社会，用资本出口剩余产品的批发商人究竟是本国居民还是外国人，无关紧要。如果是外国人，则本国受雇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自然要比全为本国居民少，但仅少一个；本国的年生产物的价值，也比较少，但也仅少一人的利润。但所雇佣的水手、搬运工可以是任何人，与批发商无关。外国人的资本同本国人的资本一样，都能用本国的剩余产品去交换国内需要的产品，因而使这些剩余产品具有价值。它同样有效地补偿了生产者的资本，使其能继续自己的产业。批发商资本的主要贡献，是支持了本国的生产性劳动，增加了本国的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价值。

比较重要的是，制造者的资本应留在国内。这样它推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然就会较大，增加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价值也较大。但即便不留在国内，也仍然对国家极为有用。

一个国家也如个人一样，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本同时改良和耕种所有土地，制造和准备全部天然生产物以供直接消费和使用，将剩余天然生产物及制造品运往远方市场以换取国内需要的物品。当任何一国的资本不足以同时投入这三种用途时，如果将大部分用于农业，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将是比较大的，其所增加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价值，也将是比较大的。除了农业之外，投入制造业的资本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是最大的，所增加的年生产物的价值也是最大的。投入外贸出口商业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为微弱。

没有足够的资本兼营三种用途的国家，其富裕程度尚未达到自然所允许达到的最高水平。试图用并不充足的资本去同时从事三种事业，必将不是获得充足资本的最佳途径，对个人与社会都是如此。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的资本，与每一个人的资本一样，有其限度，仅能维持几方面所需。国民资本的增加，也像每一个人的资本增加一样，只有依靠不断增加从自己收入中节余的部分。因此，当资本使用在能为一国所有居民提供最大收入的用途时，资本的增加也可能最快，因为它能促使人们最快最大的节余。但国内所有居民收入的大小，必定同他们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价值成比例。

英属美洲殖民地迅速走向富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几乎把所有资本都用于农业之上。在那里，除了一些粗糙的家庭制造业之外，几乎没有制造业。这些工业都是伴随着农业进步的必然产物。美洲大部分出口贸易和航运业，都由大不列颠商人的资本投资经营。如果美洲居民都联合起来，或用其他任何激烈方式停止对欧洲制造品的进口，将大部分资本用于自行垄断制造业，其结果只会是阻止，而不是加速年生产物价值的增加；只会是阻碍，而不是促进国家趋向真实富裕的进步。如果同样试图垄断全部出口业，情形更是如此。

人类繁荣的进程似乎很少能延续这样久，以使任何一个大国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本去兼营所有三种事业，除非我们相信关于中国、古埃及和古印度的财富和耕种的那些奇异记载。根据所有记载，这三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即使是它们，也主要是以其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著称，而其对外贸易并不发达。三个国家的大部分剩余生产物，似乎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国外，以换回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常是黄金和白银。

这样，任何一国的同一资本，依其在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批发等方面的不同比例，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有所不同，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价值也不相同。部分资本依其在不同种类的批发业，也有极大的差别。

所有的批发业，或是大批购入以供大批出售的事业，可分为三类：国内贸易、对外消费贸易和运送贸易。国内贸易是从国内的不同地方购入和出售本国劳动产品，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对外消费贸易是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运送贸易是从事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或将一国的剩余产品运往另一国。

投资购买国内一地生产物而在另一地出售的资本，每往返一次，一般就能补偿在农业或制造业中运用的两个资本，从而使之继续运用。当这一项资本从商人居住地向销售地送出一定价值的商品时，往往至少能带回相等价值的其他商品。当两者都是本国劳动生产物时，其自然每次操作补偿了两种不同的用以支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使其能继续支持。

用来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的资本，当用本国劳动产物进行购买时，每次操作同时补偿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但其中只有一个资本是用以支持本国劳动的。即使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也像国内贸易的回收一样快，它所给予本国产业或生产性劳动的鼓励也仅有一半。

但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很少像国内贸易那样迅速。国内贸易的本利回收一般在年终可以完成，甚至一年能实现三四次。而对外消费贸易的本利回收很少能在一年内完成，有时需要等两三年才能实现。因此，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有时已经运作了12次，即付出而又收回了12次，而投在对外消费贸易上的资本仅运作了1次。所以，如果两个资本相等，国内消费贸易在鼓励扶持本国产业上是对外消费贸易的24倍。

供国内消费所用的外国货物，有时不是用本国产品，而是用他国货品换购的。但外国物品，必定是直接用本国产品，或是用这种产品购买来的货物去购买的；除非是在战争和征服的情形下，否则除了用本国产品去直接交换，或用本国产品交换两三次得来的货物去交换，就得不到外国货物。所以，用于这种反复几次的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在各个方面也同直接用于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一样，只是在最后的回收时间上更久，因其必须依存于两三次对外贸易的回收。

不管购买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是什么，以贸易的本质而言，在给予本国的生产性劳动的鼓励和支持上，不可能有什么本质区别。例如，如果用巴西的黄金或秘鲁的白银去购买商品，这种金银也和弗吉尼亚的烟草一样，必然是用本国劳动的产品购买的，或是用本国劳动生成物交换来的东西购买的。因此，就国内生产性劳动而言，用金银进行的对外消费贸易，全部利弊和其他反复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完全一样，其补偿资本的快慢程度也和直接用以支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相同。不过这似乎比其他同等的迂回对外贸易有一个优点。这些贵金属由于体积小、价值大，在两地的运输比任何其他等值外国货物都要便宜。运费较低，保险费也低廉，并且在运输过程中也较易完好保存。因此，用金银做中介，比用其他外国货物常可以用较少的本国劳动产物去交换等量的外国产品。因此，用这种方式，常常可以使本国的需求得到较为充分的供给，花费也少得多。这种贸易由于不断有金银输出，至于是否会使国家财富减少，我将在后文详细解答。

任何一国用于贩运贸易的那部分资本，被完全从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中抽出来，转而支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虽然每次操作能补偿两个不同的资本，却没有补偿到本国的资本。如荷兰商人用来将波兰所产的农作物运往葡萄牙，又将葡萄牙出产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波兰的资本，每次操作能补偿两个资本，但被补偿的没有一个是用来支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的。它们一个是用来支持波兰的，另一个则是用来支持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只有利润才能时常回到荷兰，这部分必然构成这种商业贸易对荷兰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额。当然，当一国的贩运贸易是由该国自己的船舶和水手来进行时，其中用来支付运输费用的那一部分资本，是在该国一定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中进行分配的，即推动了这种劳动。几乎所有进行大规模贩运贸易的国家，事实上都是按上述这种方式进行的。这种贸易本身或许也是因此得名，这种国家的劳动人民就是其他国家的搬运工。可是，这种贸易的性质并不是非得这样不可。例如，一个荷兰商人可以使用他的资本来经营波兰与葡萄牙之间的商业，不是用荷兰的船只，而是用大不列颠的船只。可以假定，荷兰商人在某些场合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可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贩运贸易被认为对大不列颠国特别有利，因为其国防和安全依存于海员和船舶的数量。但同等资本在对外消费贸易，甚至在国内贸易中（当其由沿海船只进行时），可以雇佣和进行贩运贸易时一样多的海员和船舶。任何特定资本雇佣的海员和船舶的数量，并不依存于贸易的性质，而是部分依存于货物的体积与价值的比例，部分依存于两个口岸之间距离的远近程度，其中更主要的是依存于前一种情况。例如，纽卡斯尔与伦敦之间的煤炭贸易，使用的船只比英格兰的全部贩运贸易所使用的都要多，尽管两个港口相距并不远。因此，特别鼓励任何一国将比自然会有的更大份额的资本用于贩运贸易，并不一定是要增加该国的船舶数量。

因此，任何一国在国内贸易中使用的资本，比起在对外消费贸易中使用的等量资本来，一般支持和鼓励的生产性劳动数量较大，所增加的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较多；而后者又比在贩运贸易中使用的等量资本在这两方面好处都较大。每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就实力依存于财富而言），必定总与其年产物成比例，总与税收后支付的基金成比例。因此，它不应偏爱或特别鼓励对外消费贸易和贩运贸易，它不应强迫，也不应诱使资本的较大份额进入这两种渠道，应顺其自然地流入这两者。

但是，如果这三种不同的贸易部门的每一种都是顺应事物的趋势自然发展起来，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或压制，那么，它们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当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产物超过了本国需求时，剩余部分必须被送往国外去交换本国所需。没有这种输出，本国的一部分生产性劳动必然会停止，而年产物的价值也必然会减少。大不列颠的土地和劳动所生产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一般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它们的剩余部分必须被送往国外以交换本国需要的东西。只是由于有了这种输出，剩余产品才能获得足以补偿生产时所费劳动和支出的价值。大海沿岸以及所有通航河道两岸之所以成为对产业有利的位置，也只是因为它们便于这种剩余产品的运输和交换在本地更需要的货物。

当用本国产品的剩余部分交换得来的外国货物也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时，其剩余部分必须再次被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更为需要的东西。用大不列颠产业的部分剩余产品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购来的烟草，每年达96 000大桶。但是大不列颠的需求或许不超过14 000大桶。因此，如果剩下的82 000大桶不能送往国外，交换本国更加需要的东西，烟草的进口必然立即停止，随之大不列颠居民的生产性劳动也会停止，他们现在从事制造的货物，就是用来交换这82 000大桶烟草的。这些货物是大不列颠土地和劳动产物的一部分，在国内没有市场，如果剥夺了它们在国外的市场，就只得停止生产。可见，最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在某些场合，对于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增加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的价值，也像最直接的对外消费贸易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当一国资本增加到这种程度时，即以致不能全都用来供应本国消费、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时，其剩余部分自然便会被用于贩运贸易这一途径，为其他国家履行相同的职责。贩运贸易是巨大国民财富的自然结果和象征，但似乎不是它的自然原因。倾向于重视它并给予特别鼓励的政治家们，似乎错把结果和象征当成了原因。相对于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而言，荷兰可谓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因此它在欧洲的贩运贸易中所占据的份额最大。英格兰或许排得上是欧洲的第二富裕国家，也被认为在欧洲贩运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不过大多情况的英格兰贩运贸易只不过是间接的对外消费贸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东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货物送往欧洲各个市场的贸易。这些货物一般是用大不列颠生产的产物直接购来的，或是用这种货物所交换的东西去买入的，这种贸易最后购回的货物一般在大不列颠使用或消费。用大不列颠船只在地中海沿岸港口之间进行的贸易，由大不列颠商人在印度各港口之间进行的相同贸易，才是大不列颠真正的贩运贸易的主要部分。

在国内贸易中所能运用的资本大小，自然受到国内各个遥远地区剩余产品价值的限制，这些地区要求相互交换本地生产的产物。在对外消费贸易中所能运用的资本数量的大小，受整个国家剩余产品价值，以及能用这产品价值来购买的货物的价值限制。在贩运贸易中所能运用的资本大小，受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剩余产品的价值的限制。因此，它所能运用的资本与其他两种贸易进行比较，可以说是无限的，能吸收最大的资本。

从自己私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是决定任何资本所有者将资本运用在农业、制造业、商品批发贸易抑或是零售贸易的某一具体部门的唯一动机。资本投入这些不同用途，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的不同，以及所增加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价值的不同，从来不是资本所有者会考虑的。因此，在农业是所有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国家，在改良和耕作土地是获取巨大财富的最捷途径的国家，个人的资本自然会以最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式被运用。可是，农业的利润在欧洲任何地区都不比其他资本的用途更加优越。虽然在欧洲的所有地区，近几年来曾以耕种和改良土地得到了最辉煌的利润记录，使公众产生兴趣。无须对此计算进行特别讨论，一种非常简单的观察就可以使我们相信，这些计算的结果一定是错误的。我们每天都看到，从短短一生的贸易和制造业生涯中，常常有人以微薄的资本甚至白手起家，成为最富有的人物。在本世纪中，在整个欧洲，在同一时间却难以看到一个用微薄资本经营农业而暴富的人。然而，在欧洲的所有大国中，还有许多良好的土地依然没有得到耕种，业已耕种的大部分土地也还未得到充分改良。因此，农业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吸收比已经投入的还要大得多的资本。在欧洲政策中，是什么情况使在城市进行的行业比在乡村进行的行业占有这么大优势；使人们常常发现，进行最遥远的亚洲和美洲的贩运贸易，比固守国内耕种和改良最肥沃的土地更为有利，我将在以下两卷详加阐述。

---

[1]复辟时期：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英国军方和议会夺权，国内动荡。苏格兰的蒙克将军与流亡法国的查理·斯图亚特达成复辟协议。1660年查理·斯图亚特重返伦敦登基即位为查理二世，至此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2]约克和兰开斯特时代：以白玫瑰为家徽的约克家族和以红玫瑰为家徽的兰开斯特家族都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后裔。两个家族为争夺王位于1455年发动了著名的“玫瑰战争”。

[3]游惰者：指本身有劳动能力，却不愿劳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