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进程对三种原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土地的原生产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无法靠劳动实现增加，但其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加而增长；第二种能根据需要有所增加，但其真实价格上升有限；第三种虽能通过劳动实现增加，但效果有限，其真实价格随增加这类产物所取得的实效而定。

对第一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有些原生产物的价格几乎无法依靠人类的劳动而有所增加，因为这类物品的产量，不会由于人类的劳动而增加，而且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其容易腐坏，不易保存。这种原产物就是稀有的鸟类、鱼类以及各种野禽、野兽和候鸟。

随着土地改良进程的发展以及人类财富的增加，人们对这种物品的需求肯定会增加，然而其供应量却无法依靠人类的劳动而增加，因此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因供不应求而逐渐增加。比如山鹬，即使其价格上升到每只20几尼，人类也无法依靠劳动使其产量增加。在古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代，人们为什么会为珍贵动物出极高的价格，就是这个原因。而且这种物品的高价格，并非当时银价下跌所致，而是人类的劳动无法使其产量增加所致。

而且，在罗马共和国没落之前的数年间，其国内白银的真实价值要比现在欧洲许多地区都高。依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罗马共和国国内每夸特小麦的价格约为21先令。与此相比，尽管英国小麦的品质低于罗马，但英国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却为每夸特28先令。

根据博物学家普林尼的记载，塞伊阿斯花了将近6000塞斯特斯（合英币50镑）购买了1只白夜莺，阿西尼阿斯·塞纳花费了近8000塞斯特斯（合今日英币66镑13先令4便士）购买了1尾红鱼。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这些物品高昂的价格使我震惊。然而普林尼所记载的这个价格，在我看来似乎仍然比实价低1/3。所以，这两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交换的劳动量，比其名义价格要高1/3。也就是说，塞伊阿斯在购买白夜莺时所支付的劳动支配权，约等于现在的66镑13先令4便士；阿西尼阿斯·塞纳在购买红鱼时支付的劳动支配权，约等于现在的88镑17先令便士。

这种物品的价格如此高昂，并不是因为银价低廉，而是由于罗马剩余劳动产品过于充足，从而导致人们有能力去争相购买此种物品。

对第二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当土地尚处于蛮荒未垦的时代，人类对第二类原生产物（有用的动植物）的需求随着人类自身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其中，尚未开发部分对人类几乎毫无价值。随着土地的逐渐开垦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第二类原生产物又被迫让位于对人类更有利的物种。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此类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而其需求量却日益增加。于是，其真实价值亦随之增加，以至于它与人类从肥沃而利于耕作的土地上得到的出产物一样不相上下。但是，一旦达到这一高度后就很难再增加，否则就会有更多土地和劳动投入到此。

例如，当人们觉得开垦土地生产牲畜、牧草和种植粮食一样有利可图时，牲畜的价格就不能再上涨，否则将有更多的谷田被转化为牧场。相反，减少野生牧草的数量来扩大耕地，必将减少自然生长的家畜肉量。同时，那些谷物持有者的数量也会相应增加，最终导致家畜肉的需求增加，于是，家畜肉价逐渐上涨。同理，牲畜价格的上涨使人觉得种植牧草和生产谷物一样有利可图。所以，牲畜价格不断上涨的现象通常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晚期。伦敦与合并之前的苏格兰也是如此。伦敦周边地区的牲畜价格在17世纪初期就已经达到极限，但相对较僻远之地尚未达到如此高度。如果苏格兰的牲畜只销往内地，其价格也不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在第二类原生产物中，其价格最先上升至极限的就是牲畜。

在牲畜价格达到这一极限值前，大部分土地还没有开垦。幅员辽阔之国，其大部分土地都位于偏远之地。由于人们不可能去城镇购买肥料，因此，优质土地的数量与其自身所制造出的肥料量成比例，而肥料量又与饲养的牲畜数量成比例。土地的肥料来自两方面：一是地面上的牲畜粪便；二是牲口棚中的牲畜粪便。如果牲畜的价格不够支付耕地地租及由地租产生的利息，农民就不会饲养牲畜。如果在耕地上饲养牲畜，牲畜所需的主要食物来源于改良后的土地所生长的牧草，因为用未改良和未耕作过的土地上的牧草成本太高。如果在已耕作过的土地上放牧，且牲畜的价值不足以支付该地产草的价值，那么在饲养棚中饲养牲畜不可能有利润。当牲畜所提供的粪便也不足以供应全部农地时，农民自然会在丰饶且位于农舍最近的土地上施肥。

结果，全部农地中只有部分保持良好的耕作状态，其余部分则将荒芜。对全部需要施肥的土地来说，牲畜的数量太少；但与土地实际产出的牧草比较，牲畜又过多。整个农场靠肥料才能保持良好状态的土地仅占1/4至1/3，有时还不到1/5、1/6，其余土地则全无肥料可施，此种经营方式当然是不尽如人意的。但苏格兰在合并以前，因牲畜价格过低而不得不采取此种经营方式。如果牲畜价格上涨之后还继续这种经营方式，无疑是因为当地人民的无知和对旧习惯的依赖，这些都阻碍了一个高效经营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如下：第一，租地人贫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得足够的牲畜；第二，即使租地人有能力获得牲畜，也没有时间去改良土地，使其能够养活更多的牲畜。

总之，牲畜的增加和土地改良两者必须同步进行：牲畜不增加，土地便无法改良；土地得不到改良，牲畜又不会显著增加。这样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旧方式虽在逐渐衰落，但要在国内各地全部废除，恐怕还需要半世纪或一世纪的时间。苏格兰从与英格兰合并中得到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牲畜价格的上涨，它不但提高了苏格兰高地一带地产的价值，同时，又成为苏格兰低地改良和进步的主因。

在新殖民地地区，除饲养牲畜外，大量荒芜的土地别无他用。因此，牲畜很快就大量繁殖起来，同时其价格也变得便宜。比如，美洲殖民地的牲畜最初都来自欧洲，但在极短时期内，牲畜的价格因其数量的增多而变得十分低廉，甚至还出现马群无人认领的情况。这样肥料短缺，投在耕作上的资财与用于耕作的土地极不相称，饲养牲畜已无利可图。因此，农业经营的方式仍与苏格兰大部分地方一样。

1749年前后，北美殖民地区已经很难找到英格兰民族的特性了。英格兰民族对农业有着极端熟练的技巧，而当地人很少给谷田施肥，当一片土地因连续栽种而枯竭后，他们就开垦另外一片土地；当这片土地又枯竭后，他们再开辟第三片土地。他们任由牲畜在林野或荒地间游荡，土地上的牧草还来不及开花结果就被牲畜消耗掉了。本来牧草是北美一带最好的植物，欧洲人在此定居前，该地的牧草异常繁盛，高达三四英尺。以前可以养活4头母牛的草场现在却不能养活1头母牛，而且以前每头母牛的产奶量是现在的4倍。所以，当地牧草缺乏是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牲畜的价格升至足以使饲养牲畜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在第二类原生产物中，牲畜的价格最有可能首先达到这一有利价格，其中牛肉最先达到此价格，鹿肉最后达到。事实上，无论不列颠的鹿肉价格多高，养鹿场的费用都入不敷出。鹿肉如果继续成为流行食品，而不列颠的财富与奢侈又像过去那样继续增长，那鹿肉价格很可能比今日还昂贵。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其他原生产物的价格都会达到其最高点，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由于谷仓厩舍的废物可以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禽，因此家禽通常以极便宜的价格出售，农场主由此获得的报酬几乎是纯利。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国家，以这种方式饲养的家禽常常可以满足全部国民需求。不过，通过这种廉价方法饲养的家禽，其总数比农场饲养的牲畜总数少得多。在社会物质充裕时期，数量稀少的物品更为人们所珍视。因此，家禽的价格就逐渐上升，以至饲养家禽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当这一价格到达某一高度就不会再继续上升，否则其他用途的土地也会被饲养家禽所用。在法国，饲养业被视为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一个中等农场主有时竟在宅内养400余只鸡鸭。英格兰对于饲养家禽不像法国那样重视，所以家禽在英格兰的售价比法国高，因为英格兰每年要从法国进口大量家禽。所以，某种动物的肉食达到最高价格之前，此类动物的价格必因稀缺而昂贵，而当其产量增加以后，农场主则必须降低售价，否则就无法持续增产。

有人说，佃农和小农人数的减少是造成不列颠猪及家禽价格昂贵的原因，此类人数的减少又源于欧洲各地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最贫穷的家庭养活一只猫或狗往往不会产生什么费用，最贫穷的农家同样也能以很少的费用养活几只家禽、一头母猪或数头小猪。他们把餐桌上的残物、乳浆、乳渣作为这些动物饲料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饲料则由牲畜自己去田野中寻找。因此，小农人数的减少必然会造成某些产品的数量大大减少，这些产品往往不需什么费用就能生产出。

任何国家，如果要使全国的土地完全得到耕种和改良，各种生产物的价格必须满足以下两点：第一，每种产品价格足以支付良好谷田的地租，因为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都视谷田地租为转移；第二，每种产品的价格足以支付农场主所付的劳动费用，即足以补偿投入的资金和利润。如果由改良而生产的物品价格不足以补偿改良的费用，那么其结果就视为亏损。因此，全国土地改良与耕作如被视为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那么，就不能把这类原生产物价格的上涨视为灾祸，而应视为最大公共利益的伴随物。

上述一切原生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的上涨，并不是银价下跌的结果，而是这些产物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些产物上市前需要更多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上市后，它们代表更多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

对第三种原生产物的影响

第三类，即最后一类原生产物的价格通常随社会发展程度自然上涨。人类劳动对增加此等产物所收的实效极为有限，或根本无法确定。因此，这类产品的真实价格随技术的改良而自然上升，由于受不同偶发事件的影响，价格有时也会下跌，或在不同时期内保持同一状态，有时又会在同一时期内或多或少地上升。

某些原生产物为其他产物的附加品。因此，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前一类原生产物数量必然受后一类产物数量的限制。例如，一国能提供的羊毛或皮革的数量，必然受该国所喂养的牛羊头数的限制，牛羊的头数又必然受该国技术改良状况及农业性质的限制。

在技术改良的过程中，也许使牛羊肉价格逐渐升高的因素也能导致毛革价格按相同比例提高。在技术改良的初期，如果毛革与家畜肉市场都局限于某一范围，则上面所说的情况也许会成为事实。可是，这两者的市场范围完全不同。

家畜肉市场在各地几乎都局限于本国。爱尔兰和英属美洲的某些地方虽有大规模的腌肉贸易，但它们是仅有的两个肉类出口国，而且其出口肉类的数量大致相当。与此相反，在进行改良之初，毛革的贸易就很少局限于本国市场，它们是很多工业品的原料，常常被销往他国。羊毛在出口时无须任何加工，生皮也只略需加工。因此，即使出产国对它们没有需求，但其他国家的产业对它们可能有所需求。

在落后而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农业国，毛皮在一头牲畜价格中所占的比例，通常比先进而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国家要多得多。在萨克逊时代，羊毛价格约值一头羊价格的2/5。在西班牙，人们宰杀羊的目的往往在于获取羊脂和羊毛，而羊肉则让肉食鸟兽吃掉，或者任其腐烂。这种事情在西班牙时有发生，而在智利则是很平常的事。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西属美洲的许多地方，人们往往为获取兽皮、兽脂而不断捕杀有角动物。在法国人定居海地之初，海地的工农业技术还不发达，还不能使海地岛上的西班牙人从饲养家畜中获得价值时，他们也经常为获取兽皮、兽脂而宰杀牲畜。

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居住人口的增加，牲畜的价格必定上涨。不过，兽肉价格受到的影响比兽毛兽皮要大得多。原始状态下的兽肉市场总局限于本国，因此，其市场随本国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扩大。但兽毛和兽皮往往出口到他国，其市场很少会受输出国人口数量的影响。所以，在本国的技术改进、人口增加之后，这种商品的市场可能与以前类似。不过，按事物自然发展趋势，如果这些产品都是某些制造业的原料，社会改良会使该国市场相应有所扩展，即使扩大范围有限，至少也会转移到比以前更接近于产地的地方。此等原料的价格至少会按所节省的运费所占比例而相应提高。因此，兽毛、兽皮的价格虽不能与兽肉价按同一比例增长，但也绝不至于下跌。

虽然英格兰的毛织物制造业很兴旺，但自爱德华三世以来，羊毛价格却大大跌落。在爱德华三世（14世纪中叶）时期，1托德（即28磅）羊毛的合理价格不低于当时货币10先令。当时，10先令含陶衡银6盎司，以每盎司合20便士计算，约合现今货币30先令。现在，即便是最优质的羊毛，其价格仅为1托德21先令。爱德华三世时，羊毛的货币价格与现在羊毛货币价格的比例为10:7，其真实价格差距其实比此数据还要大。以6先令8便士1夸特计算，10先令是12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按1夸特麦价28先令计算，现在21先令只能购得6蒲式耳小麦。因此，羊毛此前的真实价格与现价的比例应为2:1。若这两个时代的劳动真实报酬相等，则昔日1托德羊毛可购得的劳动量是今日的2倍。

羊毛真实价格及名义价格的下跌是暴力和人为的结果，其主因有三：一、绝对禁止英格兰羊毛输出；二、准许西班牙羊毛免税输入；三、只许爱尔兰羊毛输往英格兰，而不得行销他国。这些规定使英格兰羊毛市场局限于国内，而不能随社会进步而扩大。在英格兰市场上，其他国家的羊毛与英格兰本国羊毛展开竞争。由于爱尔兰毛织物制造业遭受不公平待遇，政府只允许爱尔兰人加工小部分本地羊毛，因此，人们不得不把大部分羊毛输往英格兰，英格兰成为爱尔兰人对外出售羊毛的唯一市场。

我们可以从伯塞斯特修道院在1425年时的账单得出结论。作为该修道院当时的副院长，弗里伍德作了如下记录：12先令买5张公牛皮，7先令3便士买5张母牛皮，9先令买36张2岁龄的羊皮，2先令买16张小牛皮。1425年铸造的12先令含有与今日24先令等量的白银。因此，每张公牛皮价格约为当今货币先令的白银量。它的名义价格远低于现今价格。以每夸特6先令8便士计算，12先令在那时可购蒲式耳小麦。如果现在按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算，等量小麦却值51先令4便士。因此，当时1张公牛皮可购买现在需要10先令3便士才能购得的小麦量，其真实价值等于今天的10先令3便士。当时，家畜在冬天处于半饥饿状态，我们不能设想它们长得肥大。所以，重量4石（即常衡16磅）每张的公牛皮，虽然今天只被视为中等牛皮，但当时可能是上等牛皮。1773年2月，普通牛皮价格是每英石（每英石合4磅）半克朗，按此价格，重4石的牛皮今天只不过值10先令。因此，公牛皮的名义价格在今日比古代要高些，但其真实价格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要少许多。如该账单所述，母牛皮价格接近公牛皮价格，羊皮价格则高出它许多。羊皮可能和羊毛一起出售。相反，小牛皮价格大大低于母牛皮价格。与苏格兰二三十年前的情形类似，在家畜价格非常低的国家，除为延续畜种而饲养的小牛外，其他的小牛在幼时就被宰杀。因为小牛的价值还不足以补偿牛乳价格，宰杀小牛可节省牛乳，小牛皮的价格因此就很低。

今天，生皮价格大大低于几年前。这也许与海豹皮关税的取消有关。1769年又允许爱尔兰和殖民地免税进口生皮。不过，就本世纪平均数来看，生皮的真实价格比古时略高。与羊毛比较，生皮不易保存，故不宜远销。虽然用盐腌渍过的皮革易于保存，但由于其品质不如新鲜生皮，故售价更低。因此，生皮的价格在国内高，在向外输送的国家次之；在工业进步的国家高，在野蛮国家最低；在现代高，古代低。英国制革业并不能像毛织业那样使人相信国家的安全在于该行业的繁荣，因而受到国人的护持就要小得多。在国内，生皮被禁止输出，并被视为违法行为，但国外的生皮却可以通过纳税而输入。虽然爱尔兰及各殖民地生皮关税被废除（期限仅为5年），但爱尔兰出售的剩余生皮，以及其他国内不能制造或加工的商品，其出口市场并不局限于大不列颠。数年前，各殖民地的普通家畜生皮只许在本国贩卖时，爱尔兰商业也没有为了要维持大不列颠的制造业而受压迫。

在进步和文明的国家中，如果要想通过法规来减低兽毛或兽皮的价格，势必会提高兽肉的价格。农民在改良后的土地上饲养牲畜，其价格必须足够支付地租和农场主期望的利润，否则，农场主就不再饲养牲畜。如果不能从牲畜皮毛的价格上得到体现，则由牲畜的肉价来支付。前者支付得少，后者就支付得多，反之亦然。地主只关心地租，农场主只关心利润，至于毛、皮、肉的价格在一头牲畜的全部价格中所占的比例则不是他们关心的内容。由此看来，在进步、文明的国家里，地主和农场主不会因法规而受到大的影响，不过由于肉价的上涨，他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会有些影响罢了。

但在未经改良的野蛮国家里，情形则完全两样。这些国家，大部分土地都用于畜牧，牲畜价格的主要部分由毛、皮构成，肉占极少的部分。这种情况下，地主和农场主大受上述规定影响，但作为消费者，他们所受影响极为有限。因为该国大部分土地，除饲养牲畜外别无他用，毛、皮价格的跌落并不会导致肉价提高。即使毛、皮价格跌落，他们也只有继续饲养同样数目的牲畜，仍向市场提供同一数量的家畜肉，家畜肉的需求不会加大，故家畜肉的价格也不会上涨。肉价保持原价，而毛价下跌，于是，牲畜的整个价格就下跌，以牲畜为主要产物的一切土地（即该国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因此也下跌。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长期禁止羊毛出口的规定是最具破坏性的法规。它不仅降低了国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实价格，而且最重要的小牲畜的价格跌落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此后土地的改良。

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后，苏格兰的羊毛价格显著下降。因为苏格兰羊毛自合并时就与欧洲大市场绝缘，仅局限于大不列颠这一小市场中，但家畜肉价格的上升弥补了羊毛价格的下跌。因此，在苏格兰南部各郡，主要用于养羊的大部分土地，其价格并未受合并事件的影响。

人类通过辛勤劳动的方式来增加羊毛或生皮的数量，其作用是有限的；如果用外国牲畜的产量来补充以满足实际需要，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羊毛和生皮数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人类对牲畜的自行加工，同时，也依靠原生产物的输出是否有所限制。由于这些因素与国内生产无关，故人类的勤劳在这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并且还不确定。此外，人类的勤劳对鱼的上市数量所起的作用同样如此。该数量受当地地理位置的限制，与距离海洋远近、内地江河湖沼数量以及海洋江河湖泊中产物蕴藏的多寡都有关。

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多时，购鱼者也相应增加，而且这些购鱼者有更多其他货物作为代价来购买鲜鱼。同时，扩大的市场也需要更多劳动力。例如，原来每年1千吨鱼的市场扩大到1万吨，其增加的劳动量必将超过原来的10倍才能满足需要。因为运输鱼类大都需要使用较大的渔船，而其捕鱼的工具价格也较高，所以这种商品的真实价格自然会上升。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情况与此雷同。虽然一天的捕鱼量难以确定，但某一地区的年产量是比较确定的。但是，这更多依赖于国家的地理位置，而非国家的财富及生产力。所以，两国的改良程度虽然不同，但勤劳的作用却可能相同，反之亦然。

人类开采各种金属矿物（特别是贵金属）的数量似乎不受限制，但其数量也是不确定的。一国拥有的贵金属量并不受该国地理情况（如矿藏的丰富或贫瘠）的限制，那些没有矿山的国家却往往拥有大量的贵金属。国家拥有贵金属的多寡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该国的购买力、产业状态、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这些因素可决定开采本国矿山的金银或购买他国矿山的金银时，雇用劳动量的多少和投入的生活必需品的多少；第二，在一定时期，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的肥瘠程度。因为贵金属体积小、价值高、易于运输、运费低廉，所以，只有距离矿山很远的国家，其贵金属数量才受矿山肥瘠的影响，比如中国、印度等国的贵金属数量必然受美洲各富饶矿山的影响。

如果每个国家的金银数量都取决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即购买力），其与别的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真实价格一样，随该国的富裕及技术改良而上升，随该国的贫困与萧条而下跌。持有大量剩余劳动与生活必需品的国家，与持有少量剩余劳动与生活必需品的国家相比，在购买一定数量贵金属时，前者可以支付较大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如果每个国家的金银数量都取决于上述第二种情况（即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的肥瘠程度）时，金银的真实价格（即它们所能购买、交换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随矿山的丰饶贫瘠情况而成比例升降。

但是，在一定时期，向商业世界供应贵金属的矿山究竟是富饶还是贫瘠呢？这与该国的工业状态没有任何关系，与世界的工业状态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在开采技术和贸易逐渐向世界更广的地区扩展时，矿山的探索也随着向更广的地区扩展，因此发现新矿山的机会比在狭窄地区的时候更大。在旧矿山逐渐采掘尽时，能否发现新矿山是件不确定的事，人类的技术和勤劳对此也不能保证。只有实际发现矿山并采掘成功时，才能确定新矿山的真实价值。在今后一两个世纪中，也许能发现更为富饶的新矿山。但是，即便是现在最多产的矿山，其产出比美洲各矿山发现以前的任何矿山都要贫瘠。这两者中实现任何一个，对世界财富和繁荣都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对土地和人类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年产物的名义价值（表明或代表这年产物的金银量）会有极大差异，但其真实价值（即所能购买和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却完全一样。前一种情况中，1先令代表的劳动可能与今日1便士代表的劳动相同。后一种情况中，1便士代表的劳动与今日1先令代表的劳动相同。但前一种情况下，持有1先令的人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1便士的人富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持有1便士的人也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1先令的人贫穷。人类从前一种情况得到的唯一好处是金银器皿的低廉和充足，从后一种情况得到的不利则是这些奢侈物品的昂贵与稀缺。

关于银价变化的结论

研究过古代货币价格的人认为，谷物及一般物品的货币价格低廉，金银价格昂贵是金属缺乏的有力证据，也是一些国家贫乏而野蛮的证据。这种观点和国家富裕导致金银富饶、国家贫困导致金银不足的经济学体系密切相关。金银价值的昂贵仅可证明各矿山贫瘠，不能作为国家贫穷与野蛮的证据。贫国不能像富国那样有能力购买很多金银，他们不可能为金银支付比富国还高的价格。

中国贵金属的价格比欧洲各国都要高。固然，自美洲矿山发现以来，欧洲的财富已大大增加，同时金银价格逐渐下降。其价格的下跌并非是因为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而是因为发现了更为富饶的矿山。欧洲金银量的增加与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但其原因不同，所以两者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金银量的增加是一个偶然事件，与政治无关；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则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与新政府的成立，鼓励了工业的发展，人们享受到劳动的成果。

封建制度残存的波兰在今天仍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然而波兰也像欧洲其他各国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上升，金属的真实价格下跌。所以，波兰的金属数量增加，并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成比例增长。可是，这种贵金属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增加该国的年产量，也没有改善其制造业、农业和居民的生活环境。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拥有许多矿山，两国贵金属的价格比欧洲其他地方低。因为贵金属从这两国运往欧洲各地，要附加运费和保险费；而且它们或者被禁止输出，或者须缴纳重税，此外还要付走私费。所以，与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比较，贵金属数量在这两国必然比在欧洲其他各国要多。虽然两国已废除封建制度，但其实际体制并不比以前好多少，它们比在欧洲很多国家贫穷。所以，金银价格的下跌不能证明一国的富裕繁荣；金银价格上升，以及一般商品如谷物价格的低廉也不能证明一国的贫穷和野蛮。

一般商品，如谷物价格的低廉虽不能证明该国的贫穷和野蛮，但家畜、家禽、野生鸟兽的货币价格更低廉的事实却可明显证明以下两个事实：第一，牲畜的丰富程度大于谷物，由此可知畜牧荒地所占面积比谷物的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价比谷物耕地的地价低廉，可知该国大部分土地还未用于耕作和加以改良。由此可证明，这种国家的资财和人口，对其土地面积所持的比例，与普通文明国不同，从而证明其社会尚处于初级阶段。总之，我们从一般商品或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能推断出那时以金银供给商业市场的各矿山的肥瘠情况，却不能据此推断该国的贫富。但是，我们可以从某些商品的货币价格与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比例，准确地推断出该国是富裕还是贫困，它们大部分土地是否经过改良，其社会状态是野蛮还是文明。

由于银价跌落，一切货物所受影响一定相同，即银价若较前减少1/3、1/4或1/5，所有货物的价格，亦必相应抬高1/3、1/4或1/5，但是各种食品价格的上涨对粮食却不产生同样的影响。以本世纪的平均数为例，谷价的上涨远不如其他食品价格上升得那么多。由此可知，后者价格的上涨绝不能完全归因于银价的跌落。

在本世纪前64年间及最近这次恶劣的季节以前，谷物本身的价格较前世纪后64年间略低。英国温莎市场价格表、苏格兰各郡公定谷价调查表，以及法国麦桑斯和杜普雷·得·圣莫尔二世所搜集的许多市场账簿都证明了该事实。过去10年或12年的谷物高价可从气候不良上找原因，而不必推测银价的跌落。因此，银价不断跌落的看法并无确凿根据。

或许，等量白银在今日所能购得的食品数量比上世纪少，讨论该变化产生的原因是商品价格的上涨还是白银价格的下跌，这是一种徒劳的区分；对于只带一定数量的银子去市场购买的人，或只有一定货币收入的人来说，这种区分毫无用处。

如果某种食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银价的下跌，原因只有一种，即美洲矿山的丰饶，因为只有它才可以推断出银价的贬值。尽管如此，国家的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也会像在葡萄牙、波兰那样日渐衰微，或像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样日渐增加。但这些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如果是土地真实价值的增加或耕地的改良，我们就可以得出该国在繁荣进步的结论。土地是国家财富中最大、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部分，若能对此部分的价值是否增加提供决定性证据，此区分无疑对人们有所帮助。

在规定某些下级雇员的报酬时，此区别对公众也有益处。若某种食品价格上涨因银价下跌所致，则此等雇员的报酬应随下跌的幅度而增加；如果食物价格的上涨因土地的改良所致，那么如何提高其报酬或提高与否就是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由于改良及耕作的扩张，一切动物性食物与谷物的价格多少会有所提高，一切植物性食物和谷物的价格会或多或少地下跌。动物性食物价格上涨，是因为生产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经过改良，已适于谷物的生产，于是就得对地主和农场主的谷田提供地租和利润。土地的产出力增加导致其产量变得更大，因此植物性食物的价格下跌。农业的改良使许多植物性食物的上市价格更低廉（因为所需的土地与劳动更少），如马铃薯、玉米、印度小麦等。

在农业原始状态下，许多植物食品的栽种局限于菜园中，而现在开始用耕犁栽植，如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因此，在社会改良进程中，如果某种食品的真实价格上涨，那么另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必定下跌。而判定一种食品的涨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另一种食品的跌价来补偿，更是一件慎重的事情。家畜肉价格一旦涨到极点（除猪肉外，其他家畜肉在英格兰大部分地方已在一个世纪前达到了极点），此后其他各种动物性食物发生的任何涨价都不会对一般下层阶级人民带来多大影响。英格兰大部分贫民不会因家禽、鱼类、野禽或鹿肉价格上涨而苦恼，反之，他们会因马铃薯价格的下跌而感到轻松。

当食物缺乏、谷价昂贵时，穷人会感到苦恼。但在普通的丰年，谷价处于平均价格时，其他原生产物价格的上涨都不会使贫民感到痛苦，食盐、肥皂、皮革、麦芽、啤酒等制造品价格的上涨也许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

技术改良对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随着技术改良，一切制造业的费用大概都会逐渐减低。机械的改善、技术的熟练、更妥当的分工等，它们带来的结果是所需劳动量大大减少。虽然社会日益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大幅上涨，但劳动量的大大减少一般足以补偿劳动价格的上涨。

固然，有些原材料真实价格的上涨超过了技术改良给生产带来的利润。在木器的制作中，木材的真实价格由于土地改良而上涨的部分远远超过采用机器及完善分工得到的一切利益。但在原材料的真实价格没有上涨或上涨不多的情况下，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却下降了许多。

在近两个世纪，以贱金属为原料的制造品的价格跌落最为显著。上世纪中叶，20余镑才能购得的手表现在只需20先令。刀匠、铁匠所制成的物品，以及所有伯明翰、谢菲尔德出产的商品，其价格都下跌很多，即使以两倍，甚至三倍的价格也不能制出同样优良的产品。也许以贱金属为原材料的制造业比其他制造业更适宜于分工，使用的机械有更多可以被改良的地方。因此价格低廉也就不足为奇。

同一时期，毛织业制造品价格下降就没有这么明显，反之，上等毛织物价格在这25年至30年间还上涨了一些，这是西班牙羊毛的价格上涨的结果。由英格兰羊毛制成的约克州毛织物，其价格在本世纪中已下跌了许多，不过质量好坏值得争议，这方面的信息多少有些不确定性。今天的毛织业分工状况和一个世纪前大致相同，而使用的机械也无大变动，但在分工和机器这两个方面可能都有些改良，以致引起价格下降。但是，我们如把制造品现在的价格和过去15世纪末的价格比较，则价格的下跌就会明显得多，那时的分工程度远不及今日精细，使用的机器也很不完善。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法令规定：1码上等赤呢或花呢，其零售价不得超过16先令，违者每出售1码即罚40先令。依此推断，与今日24先令相等的16先令所含的白银量，就被视为1码上等呢料的合理价格。当时颁布此法令意在杜绝奢侈及普通售价略高的情况。每码1几尼，这在今日可视为此等织物的最高价格。这样说来，上等呢料的货币价格自15世纪末以来大大降低，何况今日最上等呢的质量还要好许多，其真实价格则跌落更大。1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是6先令8便士，所以16先令就是2夸特小麦的价格，而且是3蒲式耳多小麦的价格。现在，1夸特小麦价格为28先令，则当时1码最上等呢料的真实价格至少等于现在英币3镑6先令6便士。当时购买1码这种呢料的人必须支付相当于今日3镑6先令6便士支配的劳动量与食品量。

1463年（爱德华四世第三年）颁布的法令规定：农业雇工、普通工人、市内或郊外居住的一切工匠的雇工不得穿每码2先令以上的呢料。当时，2先令所含的银量与今币4先令几乎相同。但现在每码4先令的呢料比当时最穷的人所穿的任何衣料都要好。所以，就其品质说，这些人所穿衣物的价格比现在昂贵。每蒲式耳小麦的合理价格是10便士。所以，2先令就是当时2蒲式耳2派克小麦的合理价格。按每蒲式耳合3先令6便士计，现在2蒲式耳2派克小麦值8先令9便士。当时，贫困雇工每购1码这样的呢料，需付相当于今日8先令9便士所购得的食品量。但是，该法令旨在抑制贫民浪费，可见他们当时所穿的服装比现在要昂贵得多。

根据同一法令，禁止该阶层人穿价格超过14便士（约等于今币20便士）的长袜。当时，14便士约为1蒲式耳2派克小麦的价格，以每蒲式耳3先令6便士计，现在1蒲式耳2派克小麦约值5先令3便士。对今日最穷苦和下贱的仆人而言，5先令3便士是一双长袜最贵的价格，而那时的下级仆人必须对长袜支付等于这数目的价格。爱德华四世时期，欧洲许多地方都不知道织袜技术，当时的长袜都由普通布匹制成，这也许是价格昂贵的原因之一。据说英格兰最先穿袜子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其长袜是西班牙大使赠送的礼物。

以前，精呢和粗呢制造业所用的机械都远不及今日完善。数百年来，这些机械曾有过三次大改良，此外还有多次小改良，其次数和重要性现难以确定。这三项重大改良是：第一，以纺条、纺锤代替纺轮，带来的结果是同量的劳动可完成两倍以上的工作量；第二，使用若干新颖机械，其大大方便和缩短了精纺毛线卷绕的时间，这种工作在此等机械发明之前，极其烦琐和困难；第三，用漂布机浆洗代替人工，可使布致密。16世纪初期，英格兰各地尚没有水车、风车，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各国亦是如此，只有意大利早些时候采用过此等机械。这些情况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精粗毛织品为何较现在昂贵。那时，此等货物上市前需要花费更多劳动，因此上市后价格更高。

古时，与今日工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一样，英格兰毛织业可能是一种家庭制造业。每位家庭成员偶尔都担当工作的一部分，但这种工作并非是大部分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们通常只在空闲时才做这种工作。以这种方式生产的产品，其价格总比以纺织业为主要职业或唯一生活来源所完成的产品要低廉。那时，英格兰尚未制造精毛织品，只有富裕的弗兰德才有精纺业，并且该产业的制造者大多以此为主要职业和唯一的生活费来源。弗兰德制品是一种外货，因此必须向国王缴纳若干赋税，至少也得缴纳通行时的吨税和磅税。这些税不是很高，欧洲各国的政策不是用高关税限制外国制品的输入，而是鼓励进口，以便达官贵人能够享受到本国无力提供的便利品和奢侈品。上述情况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何古时粗纺业和精纺业的真实价格远低于今日之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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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夸特：英国重量单位，相当于12.7千克。

[2]陶衡银：英国银制货币，相当于中国古代的银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