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性质产生的不均等

由于劳动者职业性质的差异，从而导致其工资报酬的不均等，同时也影响不同用途的资本利润。资本用途本身应补偿某些职业性质造成的微薄利润，从而抵消其他职业的优厚获利。与各种劳动的货币工资相比，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都接近同一水平。

职业性质产生的不均等有五种情况：

第一，职业的难易和尊卑引起劳动工资的不同。裁缝的收入要低于织工，因为裁缝的工作比较容易；织工的收入低于铁匠，因为织工的工作环境干净些；铁匠十二个小时的报酬不及矿工八小时，因为矿井黑暗污秽危险。荣誉是尊贵职业有限报酬的大部分，然而，卑贱职业的报酬有时也相当优厚，如屠夫和刽子手的收入便比普通职业高。

第二，学习的难易、学费的多寡引起劳动工资的不同。如果一个人从事一种职业之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那他必然期望在获取工资外，在适当的时间内收回学费、获取普通利润，这就是熟练劳动工资与一般劳动工资差异的来源。

欧洲各国的政策都认为，机械师、制造师和技工的劳动属于熟练劳动，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都是普通劳动。根据欧洲的法律习俗，要想从事熟练劳动须先做学徒，若想从事普通劳动就全凭个人自由。做学徒期间，学徒的劳动都归师傅所有，此外还需支付学费。学徒若不能支付金钱，就得支付更长的劳动时间，即要比一般年限的学徒做得更久，不过，这对师傅和懒惰的学生却未必有利。而父母或亲戚一般还需支付学徒的生活费和替他置办衣物。与之相反，农村劳动者时常在简易工作中学会较为繁难的技巧，故他在被雇时总能凭借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因此，机械师、制造师和技工的工资要比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稍高，理论和实际都是如此。这样看来，他们似乎高人一等，但他们的优越感十分有限。对制造亚麻布和呢绒的工人而言，其平均日工资或周工资只比普通劳动者略高。由于其工作确实比较固定，所以他们年收入也许会多些。不过，显然这也只够补偿他们受教育的花费。

学习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需要的时间和费用更多，因此画家、雕刻家、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要高得多，事实确实如此。但资本利润就很少受到使用资本行业学习难易程度的影响，因为就学习的难易程度而言，大城市常用的投资方法似乎都一样。

第三，职业安定与否引起劳动工资的不同。一些职业要比其他职业安定得多。制造业的雇工一年都有工作，而泥水匠或砖匠则取决于天气和顾客的临时要求，所以泥水匠或砖匠的收入需要足够维持失业时的生计，还要补偿他在不安境遇中的焦虑和沮丧。制造业工人的日工资与普通劳动者相差无几，而泥水匠或砖匠的日工资却是普通劳动者的1.5倍，甚至更多。泥水匠和砖匠的高工资并不是其劳动熟练的报酬，而是对其工作不安定的报酬。木匠的工作比泥水匠更细致、更重技巧，但其日工资却略低于泥水匠。这是因为，其工作不受天气的影响，不像泥水匠那样完全取决于顾客的临时要求。从事时断时续工作的人，其工资总会上涨甚至会超过职业工人工资的通常比例。伦敦的下层技工每时每刻都有被雇或被解雇的可能，因此伦敦的裁缝一天也能收入半克朗，相当于普通劳动者的日工资。而小城镇和乡村裁缝的工资一般也会跟普通劳动者相等。

一份艰辛而不稳定的工作，即使它属于最普通的劳动，其工资有时也会超过最熟练的技工。纽卡斯尔按件计资的矿工，其工资一般约为普通劳动者的2倍；在苏格兰，其工资大约可以达到普通劳动者的3倍。他们能够取得高工资全是因为工作艰苦。伦敦运煤工人和矿工的工作性质差别不大，但因运煤船难免有时不能定时到达，故运煤工人的工作非常不稳定；因此，若矿工的工资一般是普通劳动者的2至3倍，那么运煤工人有时获得4倍乃至5倍的工资就是合理的。数年前的调查显示，当时运煤工人每天的收入是6先令到10先令，而6先令就约等于伦敦普通劳动者日工资的4倍。如果一个行业未被垄断，从事该行业的劳动者的收入，在补偿其一切不适情况后还有剩余，那么该行业即将出现许多竞争者，而其行业的工资水平也会迅速下降。资本用途的固定与否都不可能影响行业资本的普通利润，资本的使用固定与否只取决于经营者。

第四，劳动者担负的责任大小引起劳动工资的不同。各地金匠和宝石匠的工资都高于需要同样技巧以及更多技巧的其他劳动者，因为人们把贵重的材料托付给他们，他们必须承担一定的财产风险。人们把身体健康委托给医生，把财产甚至生命和名誉委托给律师。人们绝不可能把这样重大的信任安然委托给微不足道的人，因此，他们的报酬必须要使他们能够保持这种托付所需的社会地位。而要保持这种社会地位，则需经过长期教育并花费巨额的学习费用，这就使得他们的劳动价格增高。如果个人只使用自己的资本经商，那他没有接受委托的必要。至于能否获得他人信任，则取决于他人对其财产和人格的评价。因此，行业利润率的差异并非行业经营者所受委托引起的。

第五，获取职业资格的可能性大小引起劳动工资差异。人们胜任职业的可能性因职业差异而不同。机械职业几乎都有把握成功，而自由职业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大。如果孩子学做鞋匠，他肯定能学会制鞋；如果去学法律，他能以此谋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如果彩票完全公平，中奖者应该得到未中者的全部损失。同样，如果某职业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比例为1:20，那么成功者应该享有失败者应得的报酬。因此，要到将近40岁才能从职业中获利的律师，他应得的报酬既要补偿其受教育所花的时间和费用，还要足够补偿该行业一事无成者的教育时间和费用。

虽然律师有时收费过高，但其真正报酬必定不止这些。人们发现，某地鞋匠或织工的年收入要多于支出，而律师和见习律师的年收入要远大于年支出。因此，法律界绝不是完全公平的彩票，律师的报酬也并不很公正。尽管前途不容乐观，但这类职业还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原因有二：其一，渴望成为行业领袖的名誉心；其二，对自己的才能的自信。

人们在平凡职业里表现突出，那表明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其报酬的多寡来源于人们对其卓越才干的赞赏程度。在医生的报酬中，赞赏要占大部分；在律师的报酬中，赞赏所占的比重更大；而在诗人或者哲学家的报酬中，赞赏几乎占有全部。

如能获得一些卓越的才能，定能博得某种赞赏，但若用它们谋利，人们会认为这是在公开出卖灵魂。因此，靠才能谋利者的报酬，一方面要补偿其学习这种技能所花的时间和费用，另一方面还要补偿名声的损失。演员之所以能够取得优渥的报酬，乃是因为其出众的才能和蒙受名声的损失。人们一方面鄙视其人格，另一方面却又对其才能给予相当优厚的报酬，这似乎很不合理。实际上，正因为我们鄙视其人格，才会为此支付优厚的报酬。人们一旦改变对这些职业的偏见，他们的报酬很快就会因竞争而减少。这类才能虽不平凡，但还是能够学会，若以此谋生不会损害名誉，那么学习它的人便会增多。

人们大多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都认为这是人类的通病。但是，人们对自己幸运的妄加猜测比对才能的自负还要普遍。人们常常高估得利的机会，而低估损失的危险。健康人不免对自己的幸运多抱有自信，他们很少高估损失的危险。

人们把得利的机会估得过高，认为买彩票皆能中奖，能以全部得利抵偿全部损失。绝对公平的彩票永远不会存在。要不然经营者便无利可图。其实，彩票的价值并不等于购买者所支付的价格，市场通常以超过实际价值的20%、30%乃至40%的价格销售彩票。即便是一个稳重的人，虽明知用小额资金赢得1万英镑的机会相当渺茫，但他还是会抱着侥幸心理去购买彩票。即使彩票设置得非常公平，若奖金不超过20英镑，恐怕乏人问津。为了增加中大奖的机会，有人同时购买数张彩票，而有人则购买更多的分条彩票。如果你冒险购进越多，你的损失就可能越大；如果你冒险购进全部彩票，那么你肯定会亏损，因为买得越多，损失就越大。

保险业者获利微薄，乃是由于人们过于低估损失所致。经营火灾保险或海上保险者收取的保险费必须足以补偿损失、经营费用，以及获取资本的普通利润。投保人支付的少额保险费只够支付危险的真实价值，保险行业的经营者很少能够发大财，因为获利和损失相抵的结果是获利微薄。

尽管保险费非常低廉，还是有人因轻视危险而不愿投保。在英国，95%到99%的房屋都不曾保有火险，人们认为海上风险比火灾更可怕，所以船只的保险比率远远超过房屋保险。但是，不论何时，都有许多未保险的船只往来航行，这种航行也不全是鲁莽不慎。如果一家大公司有二三十条船同时航行、相互保障，由此节约的保险费也许足够补偿可能遭受的损失，甚至有余。然而，船只和房屋不参加保险大都是轻视危险的结果。

青年时期，人们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在职业选择中非常突出。人们对幸运的渴望远远超过对不幸的恐惧。这从普通青年乐意入伍或航海，以及上流社会青年热衷从事自由职业可看出，而前者表现得更加明显。普通士兵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战争伊始，青年志愿兵不顾危险，踊跃应征入伍。尽管升迁的机会不大，但他们在青春的幻想中想到了许多可以获得实则不一定能获得荣誉和功勋的机会。这些奢望使他们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他们很辛苦，而报酬却很低。

总之，通过航海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比应征陆军士兵大。工匠的儿子一般可以征得父亲的同意去航海，而若想应征陆军士兵便要瞒着父亲。因为，航海还有几分成功的希望，而入伍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海军上将不如陆军上将博得民众的崇拜多，海军能够获取的名利也没有陆军那么显赫，海、陆军上将以下的军官都有这种差异。尽管海军上校和陆军上校属于同一等级，但人们不会把他们同等看待。买彩票中大奖的机会比较少，而中小奖的机会就比较多。因此，普通水兵比陆军士兵更易获得一定程度的名利，而大多数人是出于中小奖的目的才做水兵的。

但是，普通水兵的熟练和技巧要强过其他技工，而他们的报酬就只有与困难和危险搏斗时的快感。实际上，海员的工资并不比港口劳动者高。不列颠各港口海员的工资基本一致，而伦敦港海员的工资可以决定其他港口海员的工资。伦敦工人的工资大约等于爱丁堡同级工人的两倍，但伦敦港出航的水手，其工资很少，比利斯港高出三四先令。

这种劳动平时在伦敦的价格是每月21先令到大约27先令，而伦敦的工人以周工资9先令或者10先令计，每月也能获得40先令乃至45先令。供给水手必需品的价值未必会超过其工资和普通劳动者的差额，即使偶尔超出，那部分也不能算是水手的纯利，因为水手不能全家共享这些粮食，他必须用工资来养活家人。

危险并不能使青年人的勇气受挫，有时反而鼓励他们从事危险职业。慈母害怕儿子看到海船，受水手引诱去航海，所以不愿将儿子送入海港城市读书。我们并不畏惧那些潜在的危险，因为我们有望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摆脱它们。因此，这类职业的劳动工资不会提高。在勇敢和机智都无用武之地的职业中，其情况正好相反。

资本用途的普通利润率因投资收益的确定与否而不同。国内商业的收益不如国外贸易确定，而且国外贸易的某些收益也不太确定，如北美贸易收益的确定性比牙买加高。普通利润率随危险程度的加深而增高，但增高的利润不一定能完全抵偿危险。冒险职业获利虽丰，但它不可避免会导致破产。成功的奢望怂恿许多冒险家去从事危险职业，导致利润因其竞争而减少到不足以补偿危险的程度。除了普通利润外，冒险职业的普通收益还包括获得弥补损失以及稳定的利润，这样才能补偿危险。若普通收益足够补偿危险，那么冒险职业破产的危险就不大。

资本利润还受工作愉快和安全与否的影响。就愉快与否而言，不同资本的用途都相差不大，但不同劳动的用途却相差甚远。而资本的普通利润虽随危险程度的加深而增高，但增高和加深程度却不一定成比例。实际上，一国各种资本用途的普通利润率要比各种劳动的货币工资更趋一致。普通劳动者与律师的收入差距显然比其他行业间的普通利润差距大得多。更何况，各行业利润的差异往往不可靠，因为人们未必都能把工资和利润分开。

药剂师的利润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特指过分得利。但这种表面丰厚的利润其实只是合理的劳动工资。众所周知，药剂师的技能比其他技工精巧得多，而他承担的责任也更大。他是贫民的医生，而在病痛或危险较轻的场合，他也是富人的医生。所以，他应该获得和其技能与责任相称的报酬，而这些报酬一般都包含在药品价格中。然而，即便是生意最兴隆的药剂师，其每年卖出药品的成本也不过三四十英镑，即便他以10倍的利润出售药品，这些利润也不过是其合理工资。药剂师的合理工资只能附加在药品价格上。由此可见，其表面利润的大部分其实是披着利润外衣的真实工资。

在海口小镇，资本仅百镑的小零售商人能够获得40%或50%的利润。然而，同地资本万镑的大批发商人却很难获得8%或10%的利润。该地的零售业因市场狭小而无法拓展业务。零售商过着和经营行业相称的生活，除了拥有小额资本外，他还必须能读、能写、能算，而且又能非常准确地判断五六十种商品的价格、品质以及批发这些廉价商品的市场。总之，零售商必须具备大商人所需的一切知识，只因他没有充足的资本，他便不能成为大商人。这样有才能的人每年获得三四十英镑的劳动报酬绝不过分。从零售商的资本利润中减去年收入，那么其剩余的部分也和普通利润相差无几，这里表面利润的大部分也不过是真实工资。

城市零售商和批发商表面利润的差距比小市镇和农村小。在零售业能够投资1万英镑的地方，零售商的劳动工资只占资本利润的很小部分，因此富裕零售商的表面利润比批发商的表面利润更趋一致。因此，各地商品的零售价格一般都同样低廉，而城市往往比市镇及农村更为低廉。把零售商品运到城市的费用并不比运到小城市或者农村多，而由于谷物和牲畜大多要从很远的地方运送，所以把它们运到城市的费用便要高很多。

城市和农村零售商品的原价一样，因此，在商品价格中附加利润最少的地方便最低廉。大城市的面包和家畜的原价高于农村，因此大城市的利润虽然较低，这些商品的售价却也不算太高。面包和家畜表面利润减少的原因和原价增加的原因同样如此。市场的扩大，会由于使用较多的资本而减少其表面利润，又会由于依靠远方的供给而增加其原价。在许多场合，表面利润的减少和原价的增加几乎相抵。在大不列颠各地，虽然谷物和牲畜的价格差异很大，但在大多数地方，面包和家畜的价格几乎相同。

城市零售商和批发商的资本利润一般小于小市镇和农村。在城市，人们经常见到以小额资本开始经营而获取巨额财富的人；但小市镇和农村市场狭隘，我们很难见到这种情况。小城镇和农村的营业额未必会随投资的增多而增加，所以个别商人的利润率虽然很高，利润的总额却不是很大，他们每年的蓄积额也很少。相反，大城市的营业额和资本的增加成正比，而商人信用的增加速度要比其资本快得多。

这样营业额会随着信用和资本的增大而扩张，而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营业的扩张而增加，同时，他每年积累的资金又会随着其利润总额的增加而加大。然而，即使在大城市中，获取巨额财富也主要是因长期的勤勉、节约和妥善经营，很少见到有人因确定的行业而获取巨额财富。当然，大城市的投机商可能会突然致富，但他并不是经营确定的业务。他可能今年是酒商，明年是谷物商，后年是烟草商、砂糖商或茶商。如果他预先看到某行业有超过普通利润的希望，便马上加入；而一旦看到那一行业的利润将要降到和其他行业相等，他又会马上离开。所以，投机商的利润和损失不能与其他任何确定行业的利润和损失相提并论。大胆的冒险者或许会因两三次投机的成功而获得大笔财产，也可能会因两三次投机的失败而损失惨重。只有在大城市才能进行投机生意，因为只有在商务最繁盛和交易最频繁的地方，才会有经营投机生意所需的情报。

上述职业情况会导致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相当不均，但它们却不能使劳动或资本的不同用途中所有实际和想象的利害不均。这些职业性质可以补偿一些小额资本的收益，而抵消另一些大额资本的收益。

然而，要使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均等，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那些用途必须众所周知，并确立很久；其次，那些用途必须处于自然状态；再次，那些用途必须是使用者的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

其原因在于：第一，只有该地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为人所周知并确立很久，才能产生这种均等。

新行业的工资一般都会比旧行业高。如果投资者打算设立新的制造业，为了吸引工人，他开出的工资就必须高于当地应有的水平，而且工资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降为一般水平。完全因时尚和一时喜好而产生的制造业会不断变化且不能持久，相反，主要因效用而产生的制造业则不易变化。因此，前者的工资可能会高于后者。伯明翰的制造品多半属于前者，而谢菲尔德的制造品多半属于后者。据说，两地的劳动工资正好适应不同性质的制造业。

经营新行业是一种投机行为，投资者期望获取高额利润，但这种利润时大时小，这种新行业一般不与当地旧行业的利润成正常比例。若投资成功，最初利润一般很高，但等到该行业一经确立并为人所周知时，其利润就会因竞争而降到一般水平。

第二，只有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处于自然状态，才会产生这种均等。

劳动需求时大时小，需求增大时，劳动用途的收益超过普通水平，而需求减小时则低于普通水平。每年的锄草期和收获期，劳动者的工资因需求增加而上涨，同样，战时海员的工资也会出现类似情况。然而，日趋衰败的制造业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许多劳动者因不愿离开原来的职业而满足于低过普通水平的工资。

资本利润随商品价格的涨落而变化。当商品价格高于平均价格时，资本利润增加；反之，则下降。生产商品耗费的年劳动量必然受年需求的支配，因而商品的年均产量和消费量基本相等。麻布或呢绒制造业中，从业者几乎每年都生产同量的麻布或呢绒。因此，这类商品价格的变化只能是需求的偶然变化。黑布的价格会因国丧而增高，但素麻布和呢绒的需求和价格则变化不大。但是，使用同量劳动未必能够生产出同量的商品。如使用同量劳动去生产谷物、葡萄酒、忽布花[1]、砂糖、烟草等，它们每年的产出差别较大，因此，这类商品价格会因需求和数量的变化而起伏，这类商品经营者的利润一定会随其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投机商一般选择这类商品进行投机，当他们预见这类商品价格将上升或下降时，就立刻买进或卖出。

第三，只有在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成为使用者的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时才会产生这种均等。

一般人愿意在闲暇时从事第二职业，而获取较少的酬金。苏格兰现在还存在农场雇工，只是人数有所减少。农场雇工是地主和农场主的外佣工。通常，雇主会用一间房子、一块菜园、一块够饲养一头母牛的草场，可能再加上一两亩不好的耕地，或者每周两配克[2]燕麦片的报酬来雇佣农场工。雇主每年很少或者无需他们的劳动，而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也不会占用其全部时间。据说，他们大多愿意以极低的报酬为任何人工作。农场雇工曾经遍布欧洲，而在土地耕种不良、人口稀少的国家里，地主和农场主不采用这个办法就无法在农忙季节雇到足够的工人。显然，农场雇工偶然获取的日报酬或周报酬不是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他们租种的小块土地才占有其大部分的劳动价格。然而，很多搜集以前劳动和食品价格资料的作家，喜欢把两者的价格说得很低贱，他们似乎认为农场雇工偶然获取的报酬就是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

人们从事第二职业生产的商品，其售价一般低于其应有价格。由于手织袜子的劳动者并不以此谋生，故手织袜子的价格要比机织低得多。在设得兰群岛的首都勒韦克，普通劳动者的价格一般每日为10便士，而他们所织的绒线袜的价格却超过1几尼[3]。在苏格兰，生产亚麻线的工人大多有其他工作，并不单靠生产亚麻线养家糊口。

富国的市场一般都广阔到足以容纳全行业的劳动和资本；而贫国国民多半需要从事第二职业来养家。在伦敦，配套齐全的房屋租金很高，而附带家具的房屋租金低廉，其原因是由于配套齐全的房屋租金过高所致。劳动价格、建筑材料和地租昂贵是城市房租高昂的原因，伦敦房租高昂还因市民特有的风俗和习惯，房东和房客都宁可租赁配套齐全的房屋，而不租附带家具的房屋。

在英格兰，“住宅”一词意味着同一屋顶下的全部房屋及设施，而在苏格兰及欧洲大陆却只表示建筑物的一层。伦敦商人不得不在经商之地租赁整座房屋，然后将中间两层租给别人，而把店铺放在底层，把家人置于顶楼。租房是为了收回部分租金，他只愿凭借营业维持生计。然而，在巴黎和爱丁堡有人专靠租金过活，故这些租金要足以支付房租和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