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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批判与反对现代性，是第一代批判理论的根本出发点，而哈贝马斯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却是暧昧的，他也批判现代性，但更是要维护现代性，这是他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发表于1981年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在批判和诊断现代社会病理的同时，也试图证明现代总的来说是社会进化不可避免的阶段，具有内在合理的机制，作为尚未完全的启蒙的计划，现代性不管怎么说是合理的，有希望的，能够维护、也值得维护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成员之所以把现代社会看得一团漆黑，毫无希望，是因为他们以为理性到了现代完全窄化为工具理性，连哲学思维自身都被它控制，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再可让人类凭借以克服现代性的种种弊端。然而，哈贝马斯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批判理论岂不是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了吗？如果理性只是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又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辈彻底否定，他们批判的尺度或标准在哪里呢？哈贝马斯决心通过重建一种新的理性理论来给予批判理论一个规范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所以不能有一个全面的理性概念，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摆脱意识哲学的窠臼，他们不关心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只是凭概念进行批判，他们的结论与意识哲学的结论一样，是无法经验证实的。虽然霍克海默在1931年就提出，批判理论应该是一个结合社会哲学、社会研究和历史发展理论的跨学科的研究纲领，但他并没有将哲学与经验社会科学真正结合在一起，而哈贝马斯现在要让批判理论与之相结合。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就体现了这个意图，既是哲学，又是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使他的这一意图得以可能。

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和基石是哈贝马斯的理性理论，这种理性理论是他维护现代性的最终理由。他需要它来证明理性不完全是工具理性，现代化的发展就是理性化的发展，但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并不像它的发现者韦伯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日益非人化的工具理性宰制的过程，而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多样发展过程。如果理性不仅仅是人的主观能力或意识状态，而是人行为的基本特征，并且还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即理性化，那么理性理论不能只是纯粹的哲学理论，而应该也是一种行为理论和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贯穿了《交往行为理论》的四个基本主题：理性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理性化理论（社会理论）和现代性理论，［123］构成这部书基本的理论背景。

在哈贝马斯看来，将理性狭隘地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就一定也会把世界狭隘地仅仅理解为物理的对象世界。实际上除了物理的对象世界外，还有内在经验的主观世界和规范的社会世界。相应于这三个世界，有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相应于物理对象世界的是目的理性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可以进一步分为工具性的策略行为和陈述性的语言行为）；相应于主观世界的是戏剧化行为模式；相应于社会世界的，则是规范协调行为模式。一般人们会认为只有第一种行为模式才谈得上理性，后两种行为根本不是受理性支配的，但哈贝马斯认为这恰恰是现代的幻觉。这三种行为模式固然有别，但它们都受理性的支配，都是理性的行为，只不过出于不同的理性类型，所以它们都有各自的有效性主张（真理要求）。第一种行为模式要求真实；第二种行为模式要求真诚；第三种行为模式要求正确。但理性本身有着内在的统一，理性的这种统一体现在交往行为的模式中。

我们已经说过，哈贝马斯是以言语行为即对话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的分析原型的。交往行为至少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人们进入对话这种互动关系，为的是要协调他们的行为以达到理解。在以言语为中介的交往活动中，说话者可以说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的行为是正确的，他的意图的表达是真诚的。听者当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此做出自己的判断。但这一切都是在交往中发生的，这就是说，交往行为其实统一了上述三种不同行为类型（理论的，道德—实践的和美学—实践的）的世界关系，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最为基本的行为模式，普遍语用学的分析其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而在交往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有效性主张，表明有一种可以包容真实、正确和真诚的广泛的理性体现在交往行为中，这就是交往理性，它是理性统一性的基础。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交往行为首先是社会行为，它的参与者不是主观地、目的理性地协调他们的行动计划，而是要通过相互理解来达到一致而协调他们的行动计划。交往行为的参与者通过对话和辩论最后相互承认一些信念为有效，这就是所要达成的一致，它是完全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强迫、欺骗或利诱。在哈贝马斯眼里，交往行为的根本特征就是追求达成一致，非此就不能算交往行为。为了达到主观目的，巧言令色的策略行为只是寄生性地在利用交往，而不是真正的交往。这样的规定却使我们发现，虽然哈贝马斯在语用学的层面上对交往行为作了大量细致的分析，但他的交往行为概念更多的仍是哲学的理想建构，而不是社会学的经验描述，虽说他可能的确是在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角度来处理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的问题。［124］

将交往行为定位为社会行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处理它，目的当然不在交往行为本身，而在于要以此为线索切入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理性化。“理性化”这个概念首先由韦伯提出，在韦伯那里，理性化主要指两件事：一是宗教失去了以往的魔力；二是指摆脱了传统的一切束缚和感情冲动的目的理性在社会生活领域（经济、国家）的制度化。在理性化的背后，是价值取向的根本转换。现在，宗教神圣的东西和传统规范都不再有任何束缚力，相反，被人弃之如敝屣，人们现在一切从主观利益出发，现代的种种制度都是为此而设计。目的理性的主要功能是算计，如何最经济地达到个人的最大利益。但人为此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社会制度日益理性化的同时却是社会生活日益非理性，人们得到了物质满足，却失去了意义和自由。这就是韦伯指出的现代性的悖论。

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是按照意识哲学的主体—客体关系来建构他的行为理论，所以他对理性化的理解过于狭窄，理性化并不仅仅表现在目的理性行为上，它在道德—实践领域和审美—实践领域都有表现。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受到了美国哲学家米德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启发。米德发现了由规范引导、由语言中介的交互行为。哈贝马斯认为，虽然米德还没有摆脱意识哲学，但他已经提出了一个交往行为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语言的一大功能是协调人的行为，语言中介的交互作用也使米德看到人与人的关系是由规范支配的。涂尔干则使哈贝马斯宗教意识实践的观点，发现了其如何起到了社会整合的功能，导致集体意识的产生。这当然也是通过语言交往完成的。在涂尔干看来，法律起源于宗教，法律的发展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的机械一致到现代社会有机一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批判不断侵蚀传统的过程，也是道德和法律规范普遍化的过程和不断个体化的过程。“最初由仪式实践完成的社会整合和表达的功能转给了交往行为，神圣的权威逐渐由有理由保持的一致的权威所取代。”［125］米德和涂尔干的理论，使哈贝马斯得出了不仅在社会生活领域，而且人的生活世界都越来越趋向理性化的结论。［126］

因此，哈贝马斯提出，我们要同时把社会设想为系统和生活世界，［127］理性化是在这两个层面同时进行，而不是像韦伯认为的那样只在社会行为领域发生。生活世界体现了文化再生产（传统的继承，知识的自洽和理性）、社会整合（稳定集体认同，团结）和社会化（留传行为能力，以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形式相和谐）。生活世界事关文化、社会和人格的再生产，生活世界的失败就导致意义的丧失和无所适从，失范和没有社会团结，以及种种心理病症。［128］而系统就是韦伯讲的社会制度的理性化，它的运作有它自己的逻辑，非个人所能决定，也没有规范的协调。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就是传统不断遭到批判和更新，政治形式依赖于形式的证明程序，人格越来越独立。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各种制度，社会化进程的种种内容越来越是反思和批判的。［129］这一切都是通过交往行为进行和完成的。而系统的整合（物质再生产）刚好相反，交往行为对它无能为力。因此，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和系统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把它叫做系统复杂性的增强）是分离和脱节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世界越来越受到系统的挤压，沦为众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越复杂，生活世界就越空洞。在生活世界里，行为是由规范来协调的；而在各种系统中行为是由作为操控手段的金钱和权力来调节的。金钱和权力的领域越凌驾于秩序之上，生活世界对于协调行为就越没有意义。

哈贝马斯认为，是生活世界本身的理性化使系统复杂性的增强得以可能。然而，在当代社会，后一个过程却大大超过了前一个过程，系统的机制已经开始取代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社会整合，深入到了文化传统、社会整合和教育的领域，在所有文化、社会、人格领域竟然也是权钱说了算。哈贝马斯把这种现代性的畸形现象叫做“生活世界的殖民化”［130］。钱和权的机制代替了人类相互理解协调一致的机制，社会整合的种种形式遭到彻底的歪曲和扭曲，物化就是这样产生的。协调行为的不再是主体们，而是钱和权这两种操控手段。受这两种操控手段摆布的相互作用不可能产生任何建设性的东西，而只是在执行系统的命令。人被剥夺了主动性、机会和通过交往取得一致的行动。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像霍克海默或阿多诺那样认为是普遍历史意义上不可避免的，因为理性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理性化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理性本身的潜力，这种潜力不会完全被工具理性吞没，理性可以在理性化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再者，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可能人类有一天达到这样的学习水平，能有意识地避免系统复杂化的进一步增强；但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认为要承认资本主义系统分化水平不断提高有它自己的权利。［131］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没有说出比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更多的东西，而他要给批判理性奠定基础的交往理性，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纯粹形式的，即只有程序的意义而无价值的意义，因而也不能对具体的生活形式和整个时代做出判断。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尽管还勉为其难对现代性做出了它的病理判断，但对于改变它却是一筹莫展。

其实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并不像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那么基本否定，他也不想根本改变它；相反，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实际上是要证明现代性是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交往理性的潜能实际上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展开。交往行为理论要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潜力远没有耗尽，现代性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制度可以使理性化的过程朝着没有支配的交往关系方向前进，现代性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内在于交往行为的理性得以展开，因此，只要遵循交往理性的原则，就可以在现有制度下建立理性的社会状态。［132］

哈贝马斯的这个基本立场在他最早的著作《学生与政治》中已可见端倪，而在他最近20年陆续发表的著作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事实与规范》基本是试图证明而不是批判现代性及其制度的合理性，而他对科索沃战争的支持则是他基本立场的必然结果。2001年，哈贝马斯获德国书业奖时德国媒体称他是“联邦德国的黑格尔”，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有人把他看作是“当代的黑格尔”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在否定中看到的是肯定，而黑格尔刚好相反。

［1］〔德〕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页。

［3］〔德〕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页。

［4］〔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20］〔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9页。

［21］Horkheimer und Adomo，Dialektik derAufklärung，Frankfurt am Main，1969，s.18.

［38］〔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48］〔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57页。

［51］Horkheimer，Kritische Theorie，Frankfurt am Main，1968，Bd.1，s.13.

［54］Horkheimer，Die Sehnsuchl nach dem ganzAnderen，Hamburg，1970，s.86.

［55］〔德〕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3页。

［58］〔德〕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3页。

［72］〔德〕阿多诺：《主体—客体》，转引自〔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胡湘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73页。

［73］〔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75］Konstellation是阿多诺从他的好朋友本雅明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用来表明真理不是由线性因果性决定的东西，而是由各种特殊的因素形成的一个作用场，一种比结构更模糊和更不稳定的态势。认识事物不是线性单向地认识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是要在它的组态中，认识它的历时性的中介过程。决定事物真理的不是一个本质，而是众多因素的组合，就像打开保险箱靠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组数字的组合。（Vgl.Adomo，Negative Dialektik，s.166.）

［76］Adorno，“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Telos，31，Spring 1977，p.133.

［77］Adomo，“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usic”，Telos，35，Spring 1978，p.148.

［78］Adomo，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Music，New York，1976，p.209.

［80］〔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4页。

［82］Adomo，“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s of Facist Propaganda”，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New York，1977，p.120.

［85］〔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87］〔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1页。

［10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

［108］Habermas，Technik und Wssenschaft als“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69，s.62-63.

［111］Thomas McCarthy，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Cambridge，Mass.，1979，p.272.

［112］Habermas，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Frankfurt am Main，1970，s.220.

［113］Habermas，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ociety，Boston，1979，p.1.

［114］Habermas，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 Handelns，Frankfurt am Main，1984，s.107.

［116］Habermas，“Wahrheitstheorie”，in Wirklichkeit und Refexion:Festschrift für Walter Schulz，Pfullingen，1973，s.251.

［118］Cf.Thomas McCarthy，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pp.314-315.

［119］Cf.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1990，p.103.

［121］Habermas，“Moral und Sittlichkeit”，in Merhus 39，12（Dec.1985），s.1046.

［123］Vgl.Evelyn Gröbl-Steinbach，“Jürgen 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1981）”，in Hauptwerke der Philosophie.20.Jahrhundert，Stuttgart，1992，s.362-363.

［124］Vgl.Evelyn Gröbl-Steinbach，“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s.376.

［125］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ins，Band 2，Frankfurt am Main，1988，s.118.

［128］Cf.William Outhwaite，Habermas.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1994，p.87.

［132］Vgl.Evelyn Gröbl-Steinbach，“Habermas: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s.389-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