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理论的出发点

虽然哈贝马斯在政治立场及有关的许多问题上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诸公有明显的不同，但在理论的社会功能与实践作用这一点上，他是秉承了他们的传统。对于他来说，理论不是智力的操练，而是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并且这种分析与思考应该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哈贝马斯的思想之所以影响大，与其说是有多少创见，不如说它始终抓住了现实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

但是，虽然哈贝马斯也被称为批判理论家，他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些人的批判理论是不满意的，他认为他们的批判理论没有扎实的理论根基，他们把理性简单等同于工具理性，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同时忽略了对理性本身的研究，这就使他们的批判缺乏规范的、理性的基础。而他的批判理论可以说是以一种理性理论为基础的思想体系，哈贝马斯始终要确立理性的先验的普遍必然性地位，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知识和规范的有效性。因此，虽然他从黑格尔那里获益良多，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的理性理论不能说毫无建树，但在将它作为知识与规范的基础与标准这一点上，他终究未脱近代理性主义传统的窠臼。

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预设，在许多人眼里，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基本标志。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代性以理性的名义扫荡一切异己因素是它得以迅速展开的基本前提，这一切都使得任何对现代性的批判都不能不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无论是韦伯对目的理性的揭示还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我们认为人的行为模式只是主体—客体的认知关系，那么必然会将理性看作是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但人的行为模式或类型其实不只这一种。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当中区分过人类的三种活动类型，这就是实践、理论和生产，相应于这三种活动类型，有三种不同的知识，即实践之知（phronesis）、认知（episteme）和技艺之知（techne）。到了近代，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这三种知识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古代，理论几乎是沉思的代名词，而技艺是不含理论的，但是，近代的理论概念却越来越与沉思无关，而隐含对事物的预见和技术的应用。如果我们掌握了理论，那么我们就能预言未来，也能有适当的技术可以应用于现实：技术是理论的运用，它的基础是理论。实践之知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霍布斯就把人的行为看作一门人、社会和国家的科学的素材。随着实证主义思潮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相信只要掌握人性的规律，就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实践的智慧被协调人际行为的技术所取代。这样，古代的三种知识到了近代变成了一种，即以自然科学知识为蓝本的技术性知识。

随着知识的单一化，理性也变得十分狭窄，成了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它的惟一职能就是认识对象和计算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它不管价值判断，只管经验事实，这就有了“事实与价值”“是和应该”的区分。理性只管手段，不管目的；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目的、价值、规范这些人类生活至关重要的东西，所有实践（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问题都留给了非理性和主观的东西，留给了独断论和意识形态，工具理性价值中立的结果是价值无政府主义，高扬理性主义旗帜的现代性自身的非理性，于此可见一斑。

而这些变化的动力，乃是来自现代工业社会自身的逻辑，来自西方文明的科学化。发达的工业社会要生存下去，必须不断地扩大技术对自然的控制，必须用社会组织来管理人类和他们的相互关系。这样，科学、技术、工业和行政管理就纠结成一个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只能是经验科学确定的对技术的目的理性的应用。［105］这样导致的最大问题是实践的问题和实践的领域在理性眼前消失了。但是，“一个科学化的文明也不能免于回答实践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危险……人们并不试图在公民那里对在实践上把握他们命运取得理性的一致。而是试图代之以通过完善社会管理来技术控制历史”［106］。在哈贝马斯看来，有关人类的命运问题，有关生活实践的问题，有关价值和目的的问题，是应该通过人类理性讨论达成一致决定的，但技术概念的理性使这根本不可能实现。出于效益至上的原则，技术理性必然要把一切决定交给少数专家，交给政客。

哈贝马斯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嬗变》其实就揭示了随着西方文明科学化和公众的去政治化，西方民主日趋衰落的过程。他在那部著作里讲的“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一词主要含义是公众舆论。俱乐部、沙龙和咖啡馆是公众自由发表意见和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场所。今天，这些场所还在，公众舆论却已变质了。它已经不再是十八世纪那种公众舆论了。造成这种转变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改变，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媒的商业化。而在这背后，则是日益加强的权力和资本的技术管理和操纵。现在的舆论不再是人们自由意见的结果，而是由拼命向公众灌输的专家和盲目接受的消费大众组成。“在操纵的公共领域里，随时准备欢呼的情绪，一种舆论氛围取代了公众舆论。受到操纵的主要是社会心理学上计算好的提议，这些提议诉诸潜意识倾向，唤起预定的反应，同时又没有以某种方式使赢得民众赞同的人承担任何义务。”［107］由此可见，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其实隐含反民主的因素。哈贝马斯要重建理性理论，首先是出于实践哲学的考虑，而不是出于理论哲学的考虑。

哈贝马斯重建理性理论是从区分技术目的行为和交往行为开始的，而他之所以能做出这种区分，是由于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使他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和劳动（或生产）两种行为类型的区分；而黑格尔在耶拿哲学中提出的“相互作用”的概念，也对他的区分起了重要的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人们把它当作理性和行为的全部，把它普遍化。人们要掌握保存，要从物质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就需要科学技术，需要技术理性。问题不是要与技术理性决裂，而是要将它适当地放入一个广泛的理性理论中。哈贝马斯认为，人的基本行为模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劳动或目的理性行为和社会交往（或交往行为），这两类行为谁也代替不了谁，相互间也不能归约。劳动根据技术规则行事，而交往根据有效规范行事。人类的发展基本是一个技术和制度、文化发展的过程。但技术进步并不等于政治解放，它们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关系。理性化并不等于人类的解放，生产力和管理有效性的增长并不导致一个建立在自由交往基础上的社会组织。

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对“劳动”和“交往”作了如下规定：

我理解“劳动”或工具理性行为不是工具行为就是理性选择，或它们的结合。工具行为由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规则控制。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意味着对可观察事件的经验预测，物理的或社会的。这些预测可以证明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理性选择的行为是由以分析知识为基础的策略控制。它们意味着从偏好规则（价值系统）和一般准则推演；这些命题不是正确推演出来的，就是不正确地推演出来的。目的理性行为实现给定条件下确定的目标。工具行为组织各种手段，它们根据有效控制现实的标准而合适或不合适，而策略行为只在于正确评估可能的不同选择，这种评估是通过借助价值和行为准则的推论产生的。

另一方面，我理解交往行为是通过符号中介的相互作用。它受具约束力的大家都同意的规范控制，这些规范规定彼此对行为的期待，它们必须被至少两个行为主体理解和承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裁来强制执行的。它们的意义客观化在日常语言交往中。技术规则和策略的有效性在于经验上真的或分析正确的命题的有效性，而社会规范的有效性仅以相互理解意向的交互主体性为基础，由普遍承认义务来保证。［108］

很显然，如果上述两种行为有明确的性质区分，那么支配它们的理性当然也一定是不同的。除了工具理性之外，还应该有支配交往行为的交往理性，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目的理性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区分，奠定了哈贝马斯理性理论乃至他的全部理论的基础。他的主要代表作《交往行为理论》就是围绕这一区分系统展开的。

在他讨论知识问题的重要著作《知识与旨趣》中，这个区分作为基本的思想背景在延续。《知识与旨趣》的问题背景是，理性在近代单一化和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后，实证主义哲学随之兴起，传统认识论被方法论取代。在实证主义看来，世界是由独立于认知者的纯粹事实组成的客观领域，科学的任务就是尽量用科学的方法排除一切主观的因素，客观地规律性地描述事实世界。哈贝马斯认为这是“客观主义的幻想”，因为我们的认知活动始终受我们理性的认知旨趣的引导和支配，它们决定了我们的探究对象、探究方法和探究目的。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有不同的行为类型，就有不同的认知模式。相应于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行为模式即劳动，是经验—分析科学的认知模式，它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任务是帮助人类控制自然，支配它的认知旨趣是技术旨趣。但人除了生产维持自己生存的物质资料外，还要进行人际交往，参与社会活动，即除了目的理性行为外，还有交往行为。相应于这种行为模式的认知模式是历史—释义学科学，它包括各种人文科学，它的任务是在生活行为中确保和扩大人们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的可能性，支配它的认知旨趣是实践的旨趣。除了上述两种认知或探究模式外，哈贝马斯还提出了第三种探究模式，就是批判反思的模式，它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它的任务是使人们从一切伪自然的束缚中得到解放，支配它的旨趣是解放的旨趣。与它相对应的行为类型哈贝马斯没有明确说，但无疑应该是交往行为。

虽然认知旨趣是我们认知活动或探究活动的先天条件，但它们本身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人类的自然史中有其人类学的基础。认知的主体其实不是胡塞尔讲的先验自我，而是研究者群体，它本身又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化的产物。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的旨趣结构在其根源上是同社会组织的确定手段：劳动、语言和控制（Herrschaft）连在一起的，旨趣是与一个通过学习过程使自己适应它的外部条件的自我的种种功能联系在一起的。［109］旨趣结构是人类一切研究活动在生活世界中的先天参照系，旨趣对于探究的引导作用证明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幻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同时也表明了认识论的生活世界基础。

然而，哈贝马斯区分不同的行为类型、不同的探究模式、不同的旨趣，并不是要提出一个多元主义的认知理论或多元主义的理性理论，相反，他是要提出一个统一的理性理论。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理论与实践，“是”与“应该”的分裂。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就试图克服这种分裂。哈贝马斯的一个主要理论目标，也是要克服这种分裂。他的知识论与传统知识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要把陈述的真理与真实的生活的意图联系在一起。［110］他的交往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