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一书在他去世时还未最终完成，但有人认为，“其成就甚至比《否定的辩证法》还要高”［85］。这种看法是否确当暂可不论，但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在他的思想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美学”（Ästhetik）一词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在十八世纪的发明，在鲍姆嘉登那里，美学既是一般的、形而上学的美的学说（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理解的“美学”），也是感性认识的学问。从德国浪漫派开始，德国哲学家大都不把“美学”视为纯粹培养审美趣味和研究美的学问，而是从美学一词的希腊文词根aisthesis（知觉、感觉、感情）出发，将美学视为哲学摆脱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困境、恢复生命经验的首要性的基本途径。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美学都是哲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现代哲学家对于美学的这种哲学的解放功能有更清楚的认识，美学在他们那里往往就暗示了新的哲学方向。杜威的《作为经验的艺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海德格尔虽然从不谈美学或艺术哲学，但他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和《艺术作品的本源》等著作的解读清楚地表明他不仅属于上述美学的传统，而且是其重要的代表。

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也属于这个传统，更是因为他给这个传统注入了新的社会批判的内容。从德国浪漫派开始的美学传统，最关键的立场有二：一是艺术是一种不同于科学的知性的认识样式；二是艺术与真理有关，艺术揭示事物的真理。阿多诺完全接受了这两个基本立场，但他加上了艺术是对现实的颠覆和批判。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是有政治意味的，“这是因为他深信，真正的艺术含有乌托邦的要素，这种要素指向某种未来的政治与社会的转变”［86］。

在阿多诺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制度严密的管理社会，一切都被理性化和格式化，成了韦伯所谓的“铁盒子”，人要自我保存和生存下去，不能不服从这个社会的种种比铁还严酷的逻辑。但艺术似乎是这个理性化到极致的管理社会中的异数。它仍然能保持它的自主性，尽管它也不能不商品化，不能不服从市场的逻辑，尽管即使最伟大、最天才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时代也都是商品。艺术之所以能保持它的自主性，当然与它自身的特点有关。

虽然现代文化工业像生产一切其他商品那样大量复制同一的艺术产品，但艺术品自身的根本特征是“以特有的方式有意识地模仿经验存在物”［87］。上一讲在讲利科的叙事理论时已经讲到，模仿概念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它的意思不是照相机式的复制或临摹，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和表现。阿多诺模仿概念完全继承了这一思路。在他看来，艺术就是模仿，但这模仿是表现，而不是“表现某物”，换句话说，它表现的是它创造的东西，而非现成的东西。通过表现，艺术得以与经常想要吞没它的为他者存在的因素保持距离。［88］

阿多诺和德国浪漫派一样，并不否认艺术提供的只是虚幻的东西，但艺术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正是来自它的这种虚幻品性。这个世界相信一切东西都可以交换，而艺术却以其虚幻性，无形中否定了这一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原则，使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能交换的东西。并且，“鉴于艺术代表不能交换之物，所以一定能唤醒一种对充满可交换物世界的批判意识”［89］。比起这个处处讲究实际、实用和实在的世界来，艺术的确是虚，但恰恰是艺术的这个虚，给人们留下了批判现实的空间。

但艺术的虚幻品性决不等于艺术的超越性，相反，阿多诺虽然坚持艺术的自主性，甚至说艺术作品是“没有窗户的单子”，但他也同样坚持艺术作品是社会事实。“只有在与外界张力发生关联时，艺术中的张力才有意义。”［90］更直白地说，艺术只有在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时，才是艺术，才有意义。因此，阿多诺坚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从表面看，“为艺术而艺术”正是要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商业化或各种意识形态的侵蚀，维护艺术的自主性，实际上却因此抽空了美的内容，艺术与现实的对立不是真实的，而是抽象的、柔顺的，使得美最终成了一种人工装饰。阿多诺指出，在今天的社会，“如果艺术抛弃自主性，它就会屈从于既定的秩序；但如果艺术想要固守在其自主性的范围内，它同样会被同化过去，在其指定的位置上无所事事、无所作为”［91］。艺术要摆脱这种两难，就必须表现，“表现揭示出艺术作品是受社会攻击困扰的产物；表现是附加在作品自主性外观上的社会酵素。这个方面的范例当推毕加索的绘画《格尔尼卡》：这幅画与现实主义准则水火不容，通过非人性的构图获得了表现力度；最后，这种表现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社会抗议的外形”［92］。

阿多诺不但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也同样反对其反面——受操纵的艺术。艺术的政治意味或功能并不等于它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为了自以为正确的政治目的服务。艺术表现社会内容要能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政治操纵艺术将会导致艺术的灭亡。“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会得以生存。”［93］“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主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通过凝结成一个自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现存的社会规范并由此显示其‘社会效用’，艺术凭借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94］因此，阿多诺认为的策兰的遁世诗要比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好得多。

艺术的自主性来源于精神，但这不是人的主观意识或主观精神，而是客观的否定的精神。艺术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实际是展示了精神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精神是幻象，也是真理。艺术的使命就是“抵制强加的秩序，将自然的必然性连同偶然的无序一起抛开”［95］，从而揭示事物内在的真理。艺术作品的真理与哲学概念的真理是一样的，但艺术作品表现真理的方式与哲学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反其道而行之。艺术既无概念，也无判断，艺术“是从那些在精神意义上属间接性的、因而也是准逻辑性的种种现象中，……取得自己的结果”［96］。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受到工具理性的束缚，但是在艺术中，工具理性成了批判和否定的对象。艺术不是简单地从概念上否定它，而是彰显被它压制的东西。

但是，阿多诺并不像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艺术与哲学的区别在于前者用主观，而后者靠抽象思维。相反，由于艺术创造的是一个与经验生活及其意义相对立的领域，它不能是主观的。“如果艺术是彻头彻尾的直观的东西的话，那么艺术就将成为它本想抛开的经验生活了。”［97］艺术作品都是谜，需要解释。“如果断言艺术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的话，如果认定艺术只是单一地存在的话，那就等于抹杀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线。”［98］在这里，阿多诺仍然坚持他的中介性原则，指出：“真理的内容不能直接被认出。它本身是被中介的”［99］，艺术真理靠明确的否定的中介才能达到。

前面已经说过，在阿多诺看来，艺术是幻象，艺术通过将现实虚幻化使主体从现实世界的逻辑和感性经验的领域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批判的空间和自由，从而能对习以为常的事物进行新的阐释，以对抗流行的需要。“艺术中的客体与经验现实中的客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在艺术中，客体是人工的产品，包含着经验世界的要素，但与此同时又改变着这些要素的组态，成为一种分解和重构的双重过程。”［100］现代艺术的荒诞与难懂正是艺术的这种自主性本性使然。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写的似乎是常识与经验根本无法接受的东西，那种可怕的荒诞使主体震撼，使人们能因此看到被现实的合理性所掩盖的根本的非理性。艺术的确是一种认识形式，却不是那种反映式的认识，而是展现式的认识，“艺术把握住了现实的本质，迫使现实露出真面目，与此同时又使这种真面目与其表象相对立”［101］。

但是，艺术不是主观的建构，艺术决不是像唯心主义哲学家所以为的那样是主观的东西，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从素材到题材，都不是主观的，当然也不是完全客观的。阿多诺认为：“一种辩证的美学既批评主观主义，同时也批评客观主义：批评前者，是因为它只考虑个体的鉴赏力（不顾这位个体是否是以超验的方式或偶然的方式构想出来）；批评后者，是因为它毫不在意主体对艺术的思索。一件艺术作品中的主体既非审视者，也非创造性的艺术家，或某种绝对精神。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也就是在它被嵌置入客体，并且凭借客体得以传达和表演的程度上，它是精神。”［102］这段话听上去有点唯心主义的味道，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精神”置换成“真理”的话，那么阿多诺其实并不是唯心主义，他要说的与海德格尔或伽达默尔的思想非常接近，就是艺术展示真理，决定艺术的是客观的真理，而不是艺术家的主观意图或任何主观的东西。所不同的是，在阿多诺这里，真理始终是有历史和社会内容的。艺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来显示真理。

从德国浪漫派开始，许多试图以艺术来救治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弊病的思想家，往往都认为艺术是前理性或非理性的东西，而阿多诺认为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在他看来，“艺术是不能克服而能批判自身的理性之物”［103］。艺术作品有它的理性，它是组织和构成统一体的因素，“这种理性虽然与支配外在世界的理性不无关系，但并不复制外在世界的概念性秩序”［104］。艺术一方面要揭示貌似理智的外在世界的隐藏的非理性；另一方面它要揭示存在的深层的客观理性。人们指控艺术是非理性，无非是因为艺术从工具理性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不受寻常逻辑的约束，但它本身服从客观理性—客观真理，所以它也有逻辑。阿多诺最大程度地消除了浪漫派或海德格尔给予艺术的那种神秘性，使它明确成为社会批判的一种主要方式。

人们完全可以同意阿多诺的批判美学，同意他对艺术的批判性质的揭示，艺术的确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它展示了非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真理，展示了存在的真理。但是，我们可以承认卡夫卡的小说或贝克特的戏剧是对现存社会最尖锐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对于现实的改变无能为力。阿多诺实际上也清楚这一点，他和霍克海默其实都认为现存的制度是无法改变的，他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和神学因素归根结底起因于此。阿多诺说到底是书斋里的批判家，尽管他的批判并不肤浅，也不平庸，许多地方击中了现存社会的要害，但正如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阿多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性认识，但不能改变它。然而，这不足以为阿多诺病，和任何事物一样，理论是有限度的，理论不是万能的，柏拉图无法改变雅典的政治状况，丝毫也不影响《理想国》的价值。不管怎么说，阿多诺至死没有认同他所处的社会，而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