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如果要指出阿多诺最有可能引起我们及后代人的注意的方面，那么这就是他那些关于各种意义上的文化的异常丰富而多样的著作。”［73］与霍克海默不同的是，阿多诺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批判理论偏重于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而不是直接的政治批判，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没有政治含义，恰好相反，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是他政治批判的一个主要手段。阿多诺批评资产阶级的文化：“即使在其最好的瓦勒里那里，也是附和于保守主义的。这是因为它无意识地坚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力求一种稳定的、独立于股市浮动的财富形式。”［74］而他的文化批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之所以成为阿多诺理论工作的主要形式，与他自己的理论信念和理论风格有关。阿多诺从一开始就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他认为无论是理性本身还是某个概念，都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实在，因为现实本身是经过种种中介，瞬息万变，历史性的谜一样的存在。任何总体性概念或体系都是可疑的。因此，我们在阿多诺那里找不到肯定的宏大叙事，只有否定的批判；并且，他的批评风格是从小处着手，通过分析常人不太注意的细节进行细致入微的微观分析，来揭示曲折投射在其中的时代与社会的病症。对他来说，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找到任何普遍的、超历史的真理，而是要建构不连续的、暂时的特殊之物的组态（Konstellation），［75］使得它们产生某种现象的制造者并未想到的历史真理的尺度。“因为心灵的确不能产生或把握整个实在，但它可以深入细节，小规模地戳穿大量存在的现实。”［76］通过对从动物园到离婚模式，从走路到失眠，从智商测试到神秘主义占星术的犀利剖析，阿多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根本病态。

他写的大量的音乐评论和音乐批评也是一个例子。他在魏玛文化的客观主义音乐中看到了现代理性化过程造成的历史变化。斯特拉文斯基或辛德米特这些人人为地抑制个人表达，表明他们完全认同自我在最发达的工业经济中的异化。在它的作曲方式和再生产方式中，客观主义音乐表明同样的“在音乐外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人们所经历的对……自由的限制和同样的趋向技术化和理性化。机器的完善和机械力取代人的劳动力在音乐中同样成为事实”［77］。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贝多芬的音乐，“（贝多芬音乐）与回荡其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意志主义的关系是一种能动地展开的总体的关系。他的各个乐章都按自己的规律，不注意外部情况的自我形成并形成整体，自我否定并否定整体，自我确证并确证整体等，而处于相互适合的状态之中，正是在这种状态中，那些乐章最终就类似于那个用力推动它们的世界了，但它们并不是借助于对那个世界的模仿而做到这一点的”［78］。现代音乐的发展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平行，从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使社会更理性化的同时，使社会秩序更不理性。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完全被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资本的逻辑）吞没。

虽然阿多诺的文化批评始终指向文化对象的社会—历史含义，它却不是机械唯物论的还原论，阿多诺并不认为有一个可以将一切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还原到它的基础，无论它是生产方式还是别的任何东西。阿多诺在哲学上是反基础主义者，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不允许他承认任何存在论意义上的基础。相反，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是非同一的，都是经过中介的，说的通俗点，就是任何事物都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所以他坚定地拒绝从任何基础上派生出实在。他对贝多芬和客观主义音乐的上述分析只说明社会历史过程投射在音乐创作中，而不说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是现代音乐的根本原因。文化与社会—历史是相互投射和渗透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在阿多诺看来，主体与客体、整体与特殊或自然和历史，都谈不上谁为主谁为从，它们每一个都处在充满张力的力场中，都不会失去自己而成为对方的一部分。“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它并不预先采取一种立场。它不可避免的不充分性，它在它思考的东西上的过失将思想推向了它。”［79］事物从内在结构上就是中介，这就是说，他者对事物有根本性的影响，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内在的。

但是，当代社会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没有中介的、没有空隙的同一性之网。个人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愿顺从经济和政治的支配，自愿异化。爵士乐就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表明了这一点。在阿多诺看来，爵士乐根本不是在表达解放，而是要缩短异化的个人与其肯定的文化之间的距离。“爵士乐并不超越异化，而是加强异化，爵士乐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80］“无论爵士乐中的非洲因素看来多么确定，它的倔强的东西从一开始就被整合进一个严格框架中，其造反姿势随着盲目的奴颜卑膝，与分析心理学描述的施虐—受虐狂现象非常相象。”［81］阿多诺对爵士乐的批评也许是有偏见，但他通过对爵士乐的批评所要指明的现象却不是无中生有。

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管理资本主义，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主体性已经被各种经济和社会力量更为混乱的作用几乎完全勾销了。科层制和经济贸易结构所需要的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和可交换性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这就使得个人越来越同一化，成为一个没有特别意义的统计单位。另外，面对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个人也心甘情愿放弃自己。阿多诺利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明这种自我放弃的心理原因：“根据弗洛伊德，大众心理学的问题是与一种这个经济时代特有的新型的心理苦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种种经济—社会原因，它见证了个人的衰落和他其后的虚弱。虽然弗洛伊德并不关心社会变化，他还是在个人单子范围内展现了它深刻危机和愿意服从强有力的外部集体力量的种种迹象。”［82］

甘愿放弃自己为法西斯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上台铺平了道路。“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是由操纵产生的。……这显示了一种取消老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心理动力的倾向。……法西斯主义通过利用社会控制剥夺无意识来使依赖永久化。……在弗洛伊德那里‘向客体放弃自己’的自我的心理枯竭预见了形成各种法西斯集体的后心理学的去个人的社会原子。”［83］当然阿多诺并不是要用心理学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要说明的恰恰是非心理的原因助长了心理的倾向，而法西斯主义则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样，面对当代的管理资本主义是悲观的，他们都认为它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它已超出了人类的控制。惟一的希望不在现实，而在乌托邦的世界。“在绝对无力中揭示自己的东西的魔法中，在既完美又虚无的美的魔法中，全能的幻觉被否定地反映为希望。它已经躲避了一切力量的考验。完全无目的性拆穿在支配的世界里有目的的总体性的虚伪，只有凭借这种否定……迄今存在的社会才会意识到另外可能的东西。”［84］这就是说，美学的幻想和想象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