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的社会功能》中，霍克海默写道：“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斗争，防止人类由于目前的可怕事件而彻底沮丧，防止人类对社会的有价值的、和平和幸福的倾向丧失信心。”［49］霍克海默在这里说的“目前的可怕事件”显然是指纳粹肆虐。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现存社会的批判者，霍克海默对时代的压力有深切的感受，正如他自己说的：“自由的勇士并未找到其内心的宁静，他们的哲学即政治学。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让他们的灵魂在恐怖面前不动声色；同样，他们经历的畏惧也不能构成阻止他们前进的证据。”［50］

但是，在霍克海默的思想中，从一开始就有悲观主义的因素。他从走上哲学道路的那天起，就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他晚年写道：“我一向喜欢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即每一种真正唯物主义思想所隐含的因素。我第一次认识哲学要归功于叔本华的著作；我和黑格尔及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我要理解和改变社会现状的意愿，都没有抹去我对叔本华哲学的体验，虽然我与他在政治上是对立的。”［51］但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在霍克海默的言论里基本上感受不到他的悲观主义，甚至纳粹统治都没有使他有任何明显悲观的表示。

然而，到了晚年，霍克海默的悲观主义却伴随着他对体制的某种认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写《启蒙的辩证法》时，他明确把教会、俱乐部、专业协会这类东西看作是社会控制的工具。［52］但自从他在“二战”结束荣归故里后，现存社会对他的尊重和给他的荣耀使他很快就融入体制，既接受来自官方的职务，也接受来自官方的荣誉。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肯定现行体制的合理性。

当然，促使霍克海默思想转变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代世界的现实。他在社会主义革命那里同样看不到人类解放的希望，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他看来都导致了压迫。另外，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崩溃，“包含了文化领域崩溃的历史过程并没有使统治解体。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向不再是两个阶级的制度的结构过渡，当然并不能把这设想为是向自由王国的过渡”［53］。东西方的社会都在向技术社会过渡，这个历史过程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类的物质欲望将得到愈来愈大的满足；另一方面是人类的自由和自发性也失去得愈来愈多。这是因为：“公正和自由完全是辩证的概念。公正愈多，自由愈少；自由愈多，公正愈少。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奇妙的口号。但如果您想得到平等，那您就必须限制自由，而如果您想让人有自由，就不会有平等。”［54］

因此，“历史的未来的抉择或者是自由和压迫，或者是公正和全面管理的世界。自由和力量的发挥是必然同矛盾和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公正和平等则是和倒退，和那个不承认现状的多余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安宁和秩序，适当的管理，按最后状态来协调所有功能，看来都是人类合理的和悲观主义的目标”［55］。话是这么说，悲观主义使这个早年的“自由勇士”现在对自由已失去了信心：“个人可能有自由，可能得到解脱。然而人类在大自然中从来就是用控制、剥削、杀戮和奴役其他生物（必要时是自己的同类）而维持下来的。人类是已知世界中最血腥、最残酷的一种动物。对人类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得不能把它当作权力的工具来加以利用的，真理和宗教也不能例外。”［56］

在这种情况下，反抗也没有用。“早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就已可以看到，绝对的控制并不仅出于偶然，而是社会过程的一个标志。技术的完善、交通和联系的扩大、居民的增加都促使它严密地组织起来。这当然遭到了不顾一切的反抗，但反抗本身也被纳入它本来要加以改变的事物发展过程之中。”［57］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批判和批判理论还有什么用？

在早期，霍克海默认为，批判本身就是改变现状的历史活动。但到了晚年，一直坚持的哲学二元论使他认为理论与实践完全是两回事。理论只能反思社会发展的倾向，理论与实现社会理想没有关系。这样，“在晚年霍克海默那儿，批判理论的财富即公平意志只表现为对过去的思考和对德意志人和犹太人的关系的思考、评价，但也表现为对批判理论和犹太教的神学基本冲动的共同点的新的发展。这种新发现的共同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使社会理论变成了隐蔽的神学，变成了关于不幸意识的历史哲学”［58］，变成了历史宿命论。

但批判理论的奠基者最后走向的神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神学，而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渴求。从理性上看，现存制度是无法克服的，但是，我们仍要“渴求杀人凶手不再能战胜无辜的牺牲者”［59］。这是霍克海默最后的立场。这种渴求固然能够表明渴求者的愿望，但对于杀人凶手是不会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