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与阿多诺合写的一部著作。早在1938年，霍克海默就想写一部关于启蒙的辩证法的书，［20］后因种种原因耽搁了。他与阿多诺合写的这部《启蒙的辩证法》，当属对现代性批判得最深刻的著作之列，可说是现代性批判的经典之作。

启蒙是现代性的主要基石，启蒙的原则就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对启蒙的剖析与批判，就是要从起源上分析现代性的本质。但是，任何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批判，都不能是外在的批判，而必须是内在的批判，因为启蒙与现代性早已构成了我们存在的条件和否定我们存在的条件。因此，启蒙的批判者与启蒙的关系不能不是一种内在紧张的关系。而启蒙的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理性的非理性和非理性的理性，这表明启蒙本身的紧张。承认这种双重紧张，是《启蒙的辩证法》的作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的根本区别。

通常人们都认为启蒙是一个韦伯所谓的世界的“去魅”过程，或者说是去神话的过程。启蒙就是要用理性的阳光照亮一切黑暗；而神话是人类幼稚时代的产物，只是代表愚昧和迷信。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启蒙的谱系学研究，表明神话和启蒙决不是势不两立、有你无我的关系，相反，“神话已经进行了启蒙，启蒙也一步步地越来越与神话学交织在一起”［21］。但启蒙却以为它是神话的死敌，它从神话中吸取养料是为了摧毁神话。但是，启蒙用以反对神话的原理，却是神话本身的原理。这个原理就是内在性原理，把一切发生的事解释为重复的原理，启蒙却用了这原理来反对神话的想象力。［22］在这条原理的指引下，启蒙和近代科学把自然界的一切都变成可以重复的抽象，从而可以将其数学化。

将事物抽象的前提是主客体分离，但这不是平等的分离，而是建立在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支配权上的分离。这样的分离，在古代就已有了。神话的基本特点，就是神人同形同性论，用主体的设想来解释自然界。［23］但是，在把事物抽象化和数学化的同时，主体本身也被虚无化了。“他把自己规定为事物，规定为统计的因素，规定为成功或失败。他的尺度就是维持自我生存，是他的机能及为这机能设定的模式能否成功适应客观性。所有别的东西，观念和犯罪行为，都遭受从学校班级到工会等集体的力量。但是，甚至那个威胁性的集体本身也只是属于骗人的表面，在它之下隐藏着把它作为强暴的东西来操纵的种种权力。”［24］

在古代，神话要用巫术来控制自然，而在近代，启蒙要用科学来控制自然，控制的意图是一样的，但科学比巫术要有效得多。科学明确地要自然听从人的意志，它发明了技术来做到这一点，技术将科学理论的设想变为现实。知识的目的不在于概念和思想，“人们想从自然界学到的东西，都是为了利用它以完全控制它和其他人。没有别的”［25］。所以方法论在近代大行其道，效益成了知识的标准。但是，这并没有使启蒙远离神话，它实际上更彻底地显示了神话学的原则。“认识局限于重复，思想只是同义反复。思想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它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从而启蒙精神就倒退为神话学，但它也从未想到要摆脱神话学。因为神话学在其形态中反映了现存事物的实质：作为真理的世界的循环、命运和统治，却放弃了希望。”［26］从表面上看，启蒙似乎允诺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世界，但当它将它的理想抽象化和普遍化后，它实际上放弃了人类的希望。冷战后有些人鼓吹的“历史结束论”正表明了这一点。

西方有个流行的说法，就是西方文化是崇尚开拓、追求、创造的文化，决不安于现状，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就象征着西方文化的这个特征。这个说法也为我们中国人广为接受，从五四运动起就不断有人用这个说法来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无论是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还是奥德修斯的神话，都不过是透过个人遭遇的棱镜再现了将一切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和对于恒常的渴望。“思乡之情约束住了奥德修斯去进行冒险，主体性通过冒险摆脱了史前时代，《奥德赛》则描述了主体性的史前史。”［27］回家，就是回到熟悉的环境，回到恒常。

启蒙运动许诺要消除一切未知的东西，以及由于它们而产生的恐惧。诡论的是，启蒙在成功消除未知事物的同时，不但没有消除恐惧，反而使恐惧变本加厉。“启蒙是变得极端的神秘的恐惧。实证主义的纯粹内在性，它的最终产物只不过是一种似乎普遍的禁忌。它根本不再允许任何东西在外面存在，因为纯粹在外面的概念就是恐惧的真正源泉。”［28］就像神话一样，启蒙不能允许有自己无法控制的、外在于它的东西。只有将一切纳入它的囊中，它才能高枕无忧。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依靠内在性，还要靠把人提高到上帝的地位。启蒙用人取代上帝，成为宇宙的主宰，人本主义遂成西方文化的主流。

然而，同样诡论的是，人在成为上帝的时候，却失去了自己，他异化为他的对象，一个可以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控制的东西，人在把自然对象化的同时，也在把自己对象化，主体就像康德所表示的，只是一个形式的我思。而在他失去自己的本性的同时，似乎被他控制的自然却开始对他报复。“正像他以后所有真正的小说的英雄那样，奥德修斯为了赢得自己却仿佛扔掉了自己；他所造成的与自然的疏离，是通过委身于他在每一次冒险中都要与之打交道的自然而实现的；反讽的是，当他作为一个无情的人回家时，他所掌握的那种无情的力量，他所逃避的那种权力的继承人，却作为法官与复仇者取得了胜利。”［29］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不仅象征着现代人的命运，而且也表明启蒙与神话的内在关联。奥德修斯的故事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预言。

在《启蒙的辩证法》的作者看来，启蒙根本没有实现它的诺言，反而回到了野蛮。启蒙不可能消除神话，因为它自己就是神话。启蒙在现代回到了赤裸裸的野蛮，奥斯维辛和别的许多现代悲剧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高举理性旗帜的启蒙怎么会仍然是神话？怎么会最终回到了野蛮？这是霍克海默和他那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同人着意要探讨的。在他们看来，问题恰恰就出在理性本身。理性在历史过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个过程并不是从启蒙才开始，荷马就已经把自我保存当作理性的对象。而到了启蒙时代，理性更是变成纯粹自我保存的手段和工具，这是理性成为工具理性的根本原因。

工具理性也叫目的理性，它无关人生的意义，只关心以合适的手段达到一定的目的。因此，它是无道德是非的，或中立的。但现代人并不是根据理性来确定自己的目的，而是根据非理性的理由，如自我保存来确定自己的目的，因此，“因为目的不再是用理性的眼光来决定的，因此也就不能说某种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不论它们是多么残酷和专制）比另一种制度更不合理。从形式理性来看，专制、残暴、压迫不是自在的就是坏的；没有一个明智的主管部门会同意对专制独裁做出判决，如果它的代言人是想从中牟利的话”［30］。

启蒙运动高扬的理性其实已经是工具理性，而不是存在理性或实践理性了。“启蒙心目中的系统是知识的形态，它能最好地对付事实，有效地支持主体统治自然。它的原则是自我保存。未成熟就表现为没有能力维持自我生存。在奴隶主、自由企业家、关联者这连续的形态中出现的市民，是启蒙的逻辑主体。”［31］这个主体擅长的是数字管理，以计算（算计）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一切东西都可以变成可以重复的、可以代替的过程，变成体系概念模式的单纯例子，个人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动物。”［32］但是，在这种建立在平面化和划一基础上的数字管理里，是没有个别和特殊的地位的。

技术和科层制或官僚制是工具理性或计算理性的两个变形，前者控制自然，后者控制人。工具理性是片面的理性，它只有控制的功能，却没有理性否定的功能、批判的功能，更谈不上对人类问题提出历史解决了。工具理性的典型表现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表达，它构成了启蒙的终点。［33］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就是通过只准理性在事实性的基础上运作否认它的批判功能，把它变成支持社会秩序的工具。［34］

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强调事实性的意图就是让哲学服从社会秩序。［35］康德和黑格尔在哲学上有很大区别，但都认为应该区分现象和实在、事物与本质。但到了实证主义那里，现象是存在惟一的基础，事实是惟一可知的东西，事实就是事物本身。既然如此，对事实的批判就不可能了，因为事实不能批判自己，对事实的批判只能从非事实出发，即从理想和应该出发，实证主义却用事实性堵死了理性批判的空间。理性只是事实的记录员和见证人。实证主义的胜利结果是真正的主体性的丧失，哲学随之也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功能。所以霍克海默说：“在它实现的时刻，理性变得非理性而愚蠢。”［36］

理性的这种非理性和愚蠢是指工具理性除了自我保存之外没有别的目标，它把情感和宗教与艺术一样，从自身排除出去。自我生存成了行动最偶然的准则。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家是看到了这里所隐含的破坏因素，所以都极力阐发和鼓吹社会的和谐一致。但“随着私人集团统治经济机构的经济体系的发展，人类分裂了，由理性统一坚持的维持自我生存，个别资产者对象化的欲望，证明是与自我毁灭完全无法分开的自然暴力。它们模糊不清地互相转化。纯粹理性成为非理性，成为没有错误和没有内容的行事方式”［37］。理性在启蒙创造的时代彻底走向了其反面。

但是，霍克海默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人都没有对理性丧失信心而走向非理性。他们始终坚持理性本身的辩证法足以使理性恢复它健全的批判的功能，批判工具理性正是为了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