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的文本理论是通过与对话的对照展开的。利科认为，在说的语言中，说话者总是要说他要说的东西；而在写的言词和文本中，说话者的当下性不存在了，只有文本和它的意义，文本成了独立的东西。“文本表明的东西不再与作者意谓的东西一致；因此，文本的意志和心理的意义具有不同的命运。”［51］一旦摆脱了说话者的当下性，文本就可以超出由说话者—听话者这种语境所有的种种历史的、心理的、社会学的限定。说话者不在了，重点就落在了文本及它说的东西上，而不是作者要说的东西了。但是，也不能因此把作者和作者的意向完全排除在解释的过程之外。利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中立的立场。虽然在文本中已没有了作者的当下性，但文本并不是完全没有作者的。问题是作者的意义不能像浪漫主义释义学主张的那样，在文本之外，如作者的传记或心理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中寻找，因为它也是文本的性质。利科认为作者的意义和文字的意义具有一种辩证关系，它们互相依赖。

在说的语言中，听者是预先由对话关系决定的，而写的言语是面向求知的读者，潜在地面向任何能阅读的人。因此，文本同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无关，人们对它可以有无限多的阅读。然而，文本与它的读者并不是完全脱离的。文本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从与它的读者的辩证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如果一个文本是为公众写的，那么公众对文本的反应决定了社会对它的接受与它在社会中的地位。

最后，文本不受直指指称的限制。我们知道，意义可分为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前者指说话者想说的意思，后者指言语本身的意思。利科引用分析哲学的先驱——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对意义的区分，把意义的客观方面再进一步区分为含义和指称。在口语中，指称最终受对话处境限制，例如，说话者可以用手势、面部表情等指出他说话的指称。但文本却没有对话处境这种当下性。因此，文本指称就不像口语的指称那么确定。如在文本中的“这”“那”“现在”等都远没有像它们用在口语中那么确定。在文本中，直指指称实际上被悬置起来，文本的指称不再是直指指称。总之，口语的指称总是一种既定事实，而文本的指称却是一种可能性。文本的指称域和口语的指称域不同，它在解释过程中展开。文本不受直指指称的限制，使人们可以从一个既定的世界进入一个可能世界——文本世界。

但利科不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文本主义者，对他来说，文本的世界不是纯粹的符号或象征的世界，而是胡塞尔讲的生活世界或海德格尔讲的在世存在。文本展示的可能世界就是一种可能的存在模式。换言之，它是一个读者可以居住的世界。通过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文本向我们提供了我们在世的新向度；它向我们暗示了我们可能的、新的不同的存在方式。文本不断增殖的意义，乃是我们自身种种的可能性。因此，“解释就是阐明文本前展开的在世存在的类型”［52］。这样，利科将行动也纳入文本的范畴就是很自然的事。

利科对释义学理论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将文本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范型，如果社会科学的对象都有文本的基本特征，那么它们也就是文本，如果它们是文本，那么当然释义学对它们也完全适用，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科学也就是释义学的科学。要证明这一点，关键在于证明行动也是文本，因为人的行动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对象。

利科分析文本有四大特征，这四大特征行动也都有。文本与口语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被文字固定化了，因而能被对象化而成为科学的对象。从表面上看，行动第一条就通不过，因为行动是一次性的事情，发生过就消失了，无法加以固定。但利科不这么看。利科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也就是有意义的。具体行动固然发生过后就消失了，但行动的意义却不这样。通过某种类似写作中发生的固定化，行动也可以被对象化，通过这种对象化行动不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成了可以根据其内在联系来解释的型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像分析语言行为的结构那样分析行动的某些内在特性来将它对象化。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像分析语言行为的结构一样把行动的意义与行动的事件相区分。总之，行动的固定化不是问题。

文本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有自主性，即它的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利科认为，行动同样如此，行动并不等于行动者的意图，行动的后果更是它的执行者无法控制的，在此意义上，行动具有和文本一样的自主性。人类行动的这种自主性构成了行动的社会向度。我们之所以区分行动者主观意图和行动的社会效果，就是因为这两者是不可能完全重合的。所以自主性对于人类行动也不是问题。

文本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意义和重要性与最初的语境无关，或者说超出了它与最初语境的相关性。这一点似乎行动很难满足，因为行动总是为了当下的某个目的。其实不然。重要的行动发展出来的意义可以在并非行动发生时的那个形势下实现后完成。换言之，重要的行动的意义超出、克服和超越了产生它的社会条件，可以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再制定。也就是说，它的重要性使它有延续的相关性。在某些情况下，它具有全时间的相关性。［53］

文本的第四个基本特征是它不但对当下的读者说话，而且也对任何能阅读的可能的读者。判断文本的不是文本的当代人，而是历史本身，如黑格尔所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行动与文本一样，也是一件开放的作品。因为它的意义是悬置起来的，它不断开拓新的所指，又从它们得到新的相关性。人类行动需要不断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决定了它们的意义。所有重要的事件和行为就这样通过当前的实践对这种实践的解释开放。所以利科说人的行动也是对任何能读的人开放，当代的解释并没有什么特权。［54］

社会科学的正当对象是各种社会秩序。它们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未必是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因此，它们超越了传统主客观的范畴。利科提醒人们，做事情的的确是个人，但行动只有在公共世界中才是有意义和可理解的。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与文本解释没什么两样，就是理解我们在世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