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结构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的对话，利科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释义学思想。释义学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解释象征语言的技术，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方法，而是以存在论为基础的非主体的意义理论。另一方面，释义学也是一种为存在论服务的方法论，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文本解释。因此，利科对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基本是赞同的。

但是，利科也有不同于他们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伽达默尔，都忽略了方法问题，像伽达默尔甚至将真理与方法对立了起来。这不但不利于哲学和各人文学科对话，而且也使一些具体的释义学问题，如解释的有效性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利科认为，正如黑格尔说的，真理没有捷径，只有通过弯路才能达到，领会的存在论也只有通过方法论的探讨，经过认识论的层面，方能最终达到。领会的存在论与解释的方法论不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而要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就只有与海德格尔的“捷径”相反，走一条文本分析的漫长道路。这也就是要把作为方法论的古典释义学和作为存在论的哲学释义学在存在论基础上统一起来。

与伽达默尔相比，利科释义学分析的重心在文本。他认为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并不像对话者之间的关系。他不同意将对话视为一切领会的例子。他说：“对话模式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阅读的范式。”［44］利科的理由是，语言一旦通过书写形成文本后，语言就具有了作者无法控制的含义，从作者那里获得了解放。［45］因此，在文本中，作者的意图与文本的意义并非一致，而在对话中，说话者的意向与他所说的东西多少有些重合。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者能比作者更好地领会文本。但利科这里对伽达默尔的质疑是站不住的。因为伽达默尔同样认为文本的意义超出了作者的意图，他正是以此来批评古典释义学和赫斯、贝蒂等人主张以作者原意为准来理解。伽达默尔说的对话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领会的基本结构。阅读文本就是和文本对话，一个答案就意味着一个新的问题，答案无穷，问题无穷，文本的意义也无穷。问答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读者一人所为，但我们不要忘了，伽达默尔一直坚持对话由问题（die Sache）支配，而不是由任何一个对话者支配。

利科还批评伽达默尔将与理解对象保持距离看作是需要克服的否定的因素，因为它会造成人文科学的对象化，即不是将人文事物作为我们自己和我们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把事物视为与研究主体对立的对象。它将破坏我们属于和参与世界及历史实在的原始关系。也就是说，在伽达默尔的释义学里，其实存在着这样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即要么我们采取认识论的态度，而失去我们与世界的一体化关系；要么我们采取真理的态度，拒绝人文科学的客观性。［46］而利科则拒绝并要克服这种选择。

利科认为，我们也可以有一种积极的保持距离的观念。例如，如果我们使文本与它最初的语境保持距离，那么它就有了一种“自主性”，它可以不断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实现自己。利科把这种重新实现叫做“占用”，“占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使从前异己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47］读者的作用就是去实现文本的意义，没有读者将它重新实现，文本的意义始终是“不定的”。所以说“阅读是实现文本意义的具体行动。”［48］但与此同时，读者也被文本改变。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胡塞尔讲的自由想象的变更，自我被大大丰富和扩大了。“理解不是把自己投进文本；它是从领会提出的世界中接受一个扩大的自我，这些世界是解释的真正对象。”［49］虽然读者在利科的释义学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但不是像主体在传统意识哲学中所占的那种中心地位。理解也是读者自我改变的过程。“文本解释在一个主体的自我解释中达到顶点，他从那时起更好地理解他自己，不同地理解他自己，或只是开始理解他自己。”［50］但理解自己是通过解释世界实现的，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