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科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两个思想渊源，即生存哲学和现象学。他对《观念Ⅰ》的翻译加上他的评注，对法国现象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现象学也给利科提供了哲学研究的基本洞见和方法。但是，马塞尔和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影响又使他一开始就对现象学有一定的保留。生存哲学的视角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就是现象学只是研究意向性表现这一方面，而整个实践的领域，像感情和痛苦的问题，罪恶与邪恶意志的问题，都没有加以探讨。他想要通过他的意志现象学填补这一空白。

这当然不是纯粹外在的增加新的现象学研究领域，而是想以此突破先验现象学的唯心主义藩篱，将现象学延伸到存在论。利科认同的现象学是本质现象学，他认为本质描述是现象学的真正形式，体现了现象学的优点。但本质不能是柏拉图理型意义上的本质，而是体现在个别之中的本质。本质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事物内在不同性质的辩证关系或循环。例如，有意和无意这两个意志本质结构的互补因素就构成了这种循环。同样，身体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活着的身体和客观的肉体。利科认为，我的身体既不是在客观性的意义上构成的，也不是在先验主体的意义上构成的，而是与这对立没有关系。胡塞尔的现象学描述使他看到，客观性完全不能被贬低为实在性，也不能取消生存的秘密，这就有可能、也需要用本质现象学来解决生存哲学的问题，或者说，把现象学变成生存现象学。但这个生存现象学还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通向存在论的一个阶段。

正是在这里，利科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分道扬镳了，意识的优先性变成了身体的优先性，因为它体现了自由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在利科看来，胡塞尔的先验还原使得对象失去了当下性，主体失去了具体性。身体的当下性被抽空后，世界的存在和个人的我就消失了。所以他要用本质还原和纯粹描述来消解胡塞尔的先验构造学说，用对具体自由的忠实描述来消解“先验自我的幽灵”。总之，利科是要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将主体去中心化，而将存在置于基础的地位。研究意志，其实就是要以实践意义的意志来取代原来意识哲学中表象的优先性。当然，意志本身要受到无意的牵制。但不管怎么样，利科提出他的意志理论是要在描述层面上瓦解思辨抽象意识的唯心主义前提。有意与无意在实践活动中的交互性使得传统独断专行的先验主体不可能再具有那样一种绝对的功能。在我看和我认识中其实就有一个我要。意向性之“意”应该是意志的“意”，而不是意识的“意”。

但这决不是说利科是要以一种意志主义来取代胡塞尔或传统的意识哲学，但可以说他要通过“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将哲学引向生存（存在）领域和实践领域。他对意志、感情、恶和罪的研究只是要揭示意识哲学一向忽视的行为的前反思的条件和内在的复杂机制，结合神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表明人的现实生存的内在幽暗和异质性，从而间接证明：那个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我思其实只是一个没有生存根基的虚构。

由于利科的意志哲学在目标和性质上与传统的意志主义根本不同，它不是从主体出发而是从去主体出发，因此它的切入点就不局限于意识和无意识，而是诸如神话、语言、象征等都成了基本的研究对象，这就必然会出现释义学问题。一开始利科认为释义学是研究关于象征语言解释的特殊问题的。在《恶的象征论》和《论解释》中，他用象征论和释义学互为定义。他当时只是把释义学看作解释象征语言的一种纯粹的方法论。后来他逐渐不再把释义学只是看作发现象征语言的隐藏意义，而是把它同书面语言，同文本等更一般的问题联系起来。他逐渐把兴趣从意志的结构问题转到了语言本身。法国的结构主义和英美的日常语言哲学对他的这种转变有很大的影响。

利科认为，索绪尔创立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于理解人类表达方式是重要的，因为它确定了在它们中运作的逻辑。但结构分析也有局限：只注意形式研究而忽视内容研究，这就无法突破语言，达到实在；它只关心观念的意义，而不管语言所指的语言之外的东西，从而排除了语言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结构分析只能客观分析一个神话，却不能解释它的意义，不能从表层结构回到深层结构，不能突破中介，进入本原。此外，由于它只是对系统进行形式研究，许多重要的想象就看不到了。总之，纯粹的结构主义只是一种科学方法，而不是一种哲学。然而，结构主义的方法对于真正的反思哲学来说是必须接受的，它们是逻辑自我和存在的一个有效的、抽象的、客观的要素，结构分析方法可以作为存在解释的一个阶段被纳入释义学。

英美语言哲学对利科的哲学释义学的最终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利科认为，日常语言哲学虽然不是哲学问题的最后定论，但它“至少是哲学探讨必要的最初阶段”［42］。它证明了日常语言不能、也一定不会按由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构造的理想语言模式行事。语义值的多样性，它们对于上下文的敏感性，这些都不是一种人工语言可以消除的毛病，而是日常语言发生作用的永久的、富有成效的条件。利科看到，日常语言词汇的多义性正是象征语言的基本条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的语言分析方法使利科认识到，把语言分析嫁接到现象学上，可以治疗现象学的毛病，使它恢复生气。这种语言现象学既避免了结构主义纯粹语言分析的无能，又避免了现象学关于生活经验的直接直觉的主张的不可证明性。利科还认为，不仅现象学，而且释义学也可以得益于对日常语言功能的精确探讨。在象征语言的功能和我们日常词汇的多义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关系。“因此，认识到它植根于日常语言本身的功能中，就能更新全部文本解释的问题。”［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