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1913年2月27日出生在法国普罗旺斯的一个教师家庭。不幸的是，他和萨特、梅洛-庞蒂一样，自幼失怙，他父亲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死于马恩河之役。利科由祖父母抚养长大，而与母系亲属，包括他母亲断绝了往来。他后来不无心酸地说，“妈妈”两字是他的孩子们叫的，他从未叫过。利科接触哲学是在雷恩上中学的时候，他在老师Roland Dalbiez的引导下，读了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卢梭对他有强烈的影响。他觉得哲学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世界，中学的哲学课使他最终走上了哲学道路，为此他把Dalbiez看作是他第一个导师。但刚开始他还是想学文学，可他写的所有论文都被老师批评为“太哲学”了，只好改变方向。他本来也准备考著名的高等师范学院，但他的老师根本就没让他们准备那种类型的考试，结果名落孙山，只好进雷恩大学学习。但他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有幸转到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在那里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

法国哲学家马塞尔对利科有重要的影响。利科是在1934年准备教师资格考试时认识马塞尔的。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利科定期去拜访马塞尔，直到他1973年去世。最初利科是参加马塞尔在家举行的著名的“星期五之夜”的哲学沙龙，在那里，讨论的主题都是选定的，马塞尔始终要求发言的人从例子开始，分析这些例子，只是从各种学说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手段。马塞尔“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式对利科帮助很大。马塞尔受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影响很大，利科通过他发现了雅斯贝尔斯，后来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和杜夫海纳合写的《雅斯贝尔斯与生存哲学》（1947）。也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利科开始从英文读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1937年，利科在服了一年兵役后，开始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所中学任教。这时，他对德国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专门到慕尼黑参加德语强化班学习德语。在这期间，他也花了大量的时间读马克思和其他自由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加入了左翼的人民阵线。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利科被征召入伍，法国战败后被俘，在现属波兰的波美拉尼亚战俘营一呆就是5年，直到战争临近结束才获自由。也就是在战俘营里利科开始翻译胡塞尔的《观念Ⅰ》，没有纸，他就把译文写在原书页边的空白上。除此之外，他还通过红十字会的人搞到胡塞尔和雅斯贝尔斯的书，有些好心的德国军官还到大学图书馆去借书给他读。在战争快结束的混乱日子里，利科开始写他的关于意志的论文。能在德国人的战俘营里不受外界环境左右，潜心研究哲学，的确非常人所及。但哲学对利科并非一切，他说：“我不相信哲学就是生活的一切。人必须也能爱。”［40］

战后最初几年，利科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边教些书，边翻译胡塞尔的《观念Ⅰ》。1948年，利科被斯特拉斯堡大学聘为教授，接替离去的伊波利特。在斯特拉斯堡的8年是利科一生最愉快的8年，无论是学校环境还是家庭生活都使他满意。1956年，利科被任命为他母校巴黎大学（索邦）的哲学教授。但他对那里的环境很不满意。一是学生太多，他的课往往连窗台上都坐满人，却因为学生多而无法和学生交流，连一个学生都不认识。二是同事关系冷淡，索邦的哲学系当时群英荟萃，聚集了一批知名教授，但彼此老死不相往来，更不用说互相切磋讨论了。而在利科看来，大学应该是一个由教授和学生组成的关系密切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人人平等，讨论与对话是基本的行为方式，真理是惟一的判断标准。但索邦离此甚远。因此，有一天当他听说在南特要新建一所大学时，他马上决定去南特。他希望在南特说明任何能从技术、政治和教授三个方面去干预现实生活，从而为建立更好的社会铺平道路。［41］

虽然南特大学草创，许多条件都不理想，但人际关系比索邦好得多，哲学系也不见得弱多少，除了他之外，还有著名的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和利维纳斯。利科感到特别骄傲的是引进了三个没有教师资格文凭（agrégation）的教授。在南特的最初两年，利科非常愉快，觉得那儿有点接近他的大学理想了，但1968年的学生造反粉碎了他的这个梦想。作为前人民阵线和左翼劳工运动的成员，利科从来就没有站在学生的对立面。但学生运动发展到最后，却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1969年，利科当选为南特大学的校长，这就使他不能不面对学生的冲击。当学生问他“什么是你有而我们没有的？”时，他的回答是：“我读的书比你们多。”他觉得此时的学生运动已经有了反智主义的倾向，故这么回答。在违背他意愿的警察进校园后，学生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他自己也遭到被学生用字纸篓扣在头上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利科宣布辞职，旋即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此后他一直在法、美两国轮流教书，直到退休。

利科被公认是最重要的在世的现象学家，但他的思想决不限于现象学，利科治学融生存哲学与现象学于一炉，旁及心理学、神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诸多学问门类，体大思精，著作等身，主要的有《马塞尔和雅斯贝尔斯》（1948）、《历史与真理》、《意志哲学》（1960）（二卷本，第1卷《有意与无意》；第2卷《有限性和有罪性》，包括《罹罪之人》和《恶的象征论》两个分册）、《论解释——弗洛伊德研究》、《解释的冲突》、《活的隐喻》、《解释理论：话语和意义的增附》、《行动语义学》、《圣经解释论文集》、《释义学和人文科学》、《历史过去的实在》、《时间与叙事》（三卷）、《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作为他者的自我》、《释读集》（三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