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实践哲学并不是后来才有的想法。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讨论班，无疑给他播下了实践哲学的种子，他思想形成时期的第一篇文章（1930）就是以“实践知识”为题。他认为，近代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混乱，即把自然科学模式的方法视为能达到知识和真理的惟一方法，是由于实践概念的衰亡。“实践概念在科学时代以及科学确定性理想的时代失去了它的合法性。”［34］而以追求“一种不是科学的知识”［35］为己任的哲学释义学，当然必须恢复实践智慧的地位。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指出，在古典释义学家兰巴赫那里，释义学就有三个不可分割的因素：领会、解释和应用。领会总是包含解释，而解释总是包含应用的因素。领会一个文本包含将它应用于解释者的处境，应用是释义学过程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6］伽达默尔由此表达了一种不同于近代科学的知识态度：真正的知识不是客观地表象或反映，而是改变事物。在这里，伽达默尔公然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作为他的榜样，追求能指导人们行动的实践知识。这种实践知识（phronesis）并不追求数学那种永真和普遍有效的知识，而是追求将普遍的东西应用于具体、特殊的情况，或者说，将普遍的东西特殊化。伽达默尔认为：“依靠实践哲学传统能帮助我们用这种方式免受近代科学概念的技术自我理解观的影响。”［37］

伽达默尔认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随着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全面统治，实践与实践的智慧正在逐渐丧失。这将导致人们不再有自己的观点可以交流，不再需要自己运用实践理性来做出个人的决定，因为你不会不服从技术的逻辑。这样，民主社会就名存实亡了。他认为人类在此危急关头最需要的莫过于团结一致。团结一致要有个落脚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自由、充分地交换意见和对话。为此，他特别强调修辞学的作用，不仅说它是释义学的基本方法，甚至说它是哲学的惟一方法。

修辞学和哲学一样，起源于古希腊。修辞学自古以来就倡导一种真理观，主张保卫似乎是真的、可能的、能说服日常理性的东西，反对科学的可证明性和明确性的要求。科学只有通过它才能成为生活的一种因素。［38］将修辞学作为哲学的惟一方法，显然有强调生存实践自有它独特方法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将修辞学作为哲学的惟一方法，清楚表明了伽达默尔哲学根本的实践性。

《真理与方法》完成后，伽达默尔一直致力于实践哲学的发展，主要思路是围绕着“人类团结”这个主题。他发现，语言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还不足以证明人类的共存性。或者说，仅仅停留在语言哲学的范围，还不足以使人类的共存性成为一个基本的主题。于是，在《真理与方法》之后，伽达默尔开始转向一个比语言性更广阔的方向。他仍然从最易使我们回到原始经验的审美经验开始。在1977年出版的《美的现实性》中，他提出了“节日”的概念。这个概念显然具有古希腊的背景。节日的特点就是人们共同参与、游戏、狂欢。没有这一点，也就不成为节日。节日显然彰显了共同体或共存的经验。伽达默尔说：“如果有什么与一起过节日的经验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不允许人与他人分隔开来。节日就是共同体的经验，就是共同体自身以其最完美的形式来表现。节日总是一切人的。”［39］显然，伽达默尔试图用节日这个概念来揭示人类原始的共存性。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伽达默尔又提出了“仪式”的概念来进一步阐发他这方面的思想。比起“节日”的概念，“仪式”这个概念有更明显的人类学色彩。从人类学角度看，仪式比节日的涵盖面要广阔得多。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伽达默尔对这个概念更为重视。和节日一样，仪式也是一个共同体所有成员都参与的活动。它可以没有语言，或者先于语言，例如葬礼可以是完全无声的。实际上，语言是仪式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但仪式的语言不是对话，而是表述性行为，如进行婚礼、做出承诺、宣布裁决，或通过判决等。仪式规定了行为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程序，它就像游戏概念一样，被伽达默尔用来作为揭示人类原始实践生活的范型。

仪式是比语言更深的实践层次，因为它不仅像语言或对话那样，要遵守学到的规则或达到规定的目标，而且它实际上还培养了人的正确感。在一个仪式中出错就是无礼，仪式中养成的行为的分寸感就是所谓正确性的基础。这种正确感不是什么圣人先验的规定，也不是当局有意的灌输，而是在生活实践中自然产生和形成的生存习惯。正是这种在人类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共同存在模式中产生和形成的合适感或正确感，使人得以克服和压制动物无法克服的本能，能够相互合作地共存在一起，而不是像动物那样，仅凭本能乌合（Mitsamt）在一起。这是人类团结的基础。对话只关系到两个人，而仪式则关系共同体所有成员。仪式从存在论上显示了人类的共存性。

通过对仪式的现象学描述，伽达默尔揭示了人类团结的存在论基础。当然，不同文化传统有不同的仪式，这些仪式也许是千差万别，无法通约的；但是仪式作为人类学和生存论的普遍特征，却是毋庸置疑的。有了这个本质的共同点，人类为什么不能通过无穷的对话来增进相互理解，避免同归于尽的悲剧？这大概就是伽达默尔一生这些思考的最终政治指向。伽达默尔的指向释义学是一种实践哲学，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也许，对于现下那些开口闭口谈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主义者来说，伽达默尔仍然是在回避现实政治问题；而对于老于世故的施密特主义者来说，伽达默尔简直幼稚得可笑，根本不懂政治的真谛。的确，在对话、节日和仪式这样的隐喻或意象中，我们是看不到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刀光剑影，听不到强权政治的隆隆炮声；人们从中看到的只是希望之乡的温暖色彩，听到的只是坚韧不拔的团结呼声。在这个日益残酷的世界上，伽达默尔也许真的很天真，尽管见证了我们时代的一切罪恶，仍然相信人类团结的可能。现在，这个天真的老人去了，留下了一个简单而困难的问题：我们该怎样对待世界？怎样对待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