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学经验的问答性质已经暗示了语言对于释义学的根本意义。问答即是对话和交流，对话和交流没有语言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我们领会的东西有很大部分是语言文本。所以施莱尔马赫早就说：“释义学的一切前提不过只是语言”。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专门讨论语言问题的第三部分一开头便引用施莱尔马赫的这句话，自然是表示赞同。因为很显然，“语言就是领会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21］但是，语言对释义学之所以重要和根本，还不仅在于此。

伽达默尔晚年在回顾自己一生的哲学道路时说，海德格尔在批判形而上学传统时，发现他自己“在语言的路上”，这给他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作为以新的方式提出存在问题的准备，这就是语言的道路。这条路不是像分析哲学家那样做判断和检验它们主张的有效性，而是不断地使语言自己保持对整个存在的开放。［22］语言不是主体可以任意使用的工具，而是存在真理表现的场所，这是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规定，著名的“语言是存在的家”［23］说的无非是这个意思。而伽达默尔接着老师说：“能领会的存在就是语言”［24］，则使语言的存在论性质更加明确。从这种存在论的语言观出发，伽达默尔自然对将语言仅仅视为符号或工具的近代流行的语言观持坚决的批判态度。

伽达默尔认为，符号论或工具论的语言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的影响。科学要求精确的指称和明确的概念。将语言视为纯粹的符号就是认为我们可以任意规定语言的意义和使用。人是语言的主宰。而实际上语言并不是空洞的由人操纵的符号，也不是由人造出来给予他人的符号，“语词以一种谜一般的方式同‘被描摹的对象’相连结，它附属于被描摹对象的存在”［25］。语言深深扎根在逻各斯之中。“在科学的单一指称的理想旁边尚有语言本身的生命未加改变地继续存在着。”［26］

我们并不是先有经验，然后通过反思活动把语词加于经验；经验、思维和领会都是彻头彻尾语言的，经验本身就要求语言的表达，而语言本身就是我们的世界经验。这当然不是说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或者像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的那样，除了语言，一切都不可知；更不是说人通过语言创造世界。伽达默尔的意思只是说，人通过语言拥有世界，而“拥有”的意思是“世界对于人的这个此在却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27］。但语言不是反思思维的创造。正如领会不能归结为个人的主观意识活动一样，作为领会的普遍媒介的语言也不能归结为个人的主观意识，语言有其独立于语言共同体个别成员的意识的生命，语言真正的存在是它说的事情（die Sache）。

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并不提倡一种语言唯心主义，他不是说语言之外无事物或一切都能还原为语言。释义学的语言理论并不否认非语言经验的意义。相反，它通过主张这种经验原则上总是能在语言中表达出来而肯定了它的意义。释义学既反对工具论语言观，也反对语言封闭论。它认为语言不是单纯的表达思想的工具；也不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认为语言无法超越自身。

伽达默尔当然不会否认大家都会承认的语言的一般功能，如交际、表达、指称，等等，但从存在论的角度看，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它揭示了一个世界，即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或海德格尔讲的世界。伽达默尔指出，之所以只有人有世界，动物没有世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有世界的意思是人能超越外在的环境，而对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是语言使我们有这样超越的能力。“语言所表达的是事态。一个具有如此这般情况的事态——这种说法就包含在对其独立他在性的承认，这种他在性以说话者与事物的距离为前提。以这种距离作为基础，就可以有某些东西作为真正的事态而衬托出来并成为某种陈述的内容，这种陈述是其他人也能理解的。”［28］可见，正是语言打开了我们的世界，使得事态得以呈现出来，人与人之间得以交流，社会得以形成。所以伽达默尔说：“语言性完全表现了我们人类世界经验的特征。”［29］另一方面，“语言的原始人类性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在世存在的原始语言性。”［30］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可以叫语言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人类活动和事物呈现的境域，是存在真理显现的境域，因此，它决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对新的事物开放，也对异己的世界开放：

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真正的语言世界并不是一种阻碍对自在存在认识的栅栏，相反，它基本上包含了能使我们的观点得以扩展和提升的一切。在某个确定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人看世界显然不同于属于另一种传统的人。因此，在历史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历史“世界”显然互相不同，而且也与当今的世界不同。不过，在不管怎样的流传物中表现之间的却总是一种人类的世界，亦即一种语言构成的世界。每一个这样的世界作为语言构成的世界就从自身出发而对一切可能的观点并从而对其自己世界观的扩展保持开放并相应地向其他世界开放。［31］

人类存在的历史性保证了这种开放性。作为人最基本的原始经验的领会是一个历史过程，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概念其实已经指明了这一点。语言性作为人的世界经验的基本特征，它本身必然也是一个历史生命过程，体现了人类历史生命的延续：“通过语言媒介而进行的、因而我们在解释文本的情况中可以称之为谈话的乃是一种真正历史的生命关系。理解的语言性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32］

在对语言性作了上述论述后，伽达默尔得出结论说，因为人类的世界关系绝对是语言性的并因而是可理解的，所以释义学就不只是所谓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而是哲学的一个普遍方面。［33］但这个普遍方面最终不是通过他的语言哲学来体现，而是通过他的实践哲学来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