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学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与历史问题密切相关的，而哲学释义学无论是在狄尔泰那里还是在海德格尔那里，都是在历史性概念的背景下展开的。在伽达默尔这里同样如此。在海德格尔那里，释义学的历史性，或者说领会的历史性首先体现在领会的前结构。前面已经说过，在海德格尔看来，领会就是对意义的筹划，筹划意义就是把事物当做什么或作为什么。解释就是要弄清这种“作为”结构。但解释从来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在解释之前，我们已经对待解释之物有所领会了。这种解释前对事物的有所领会，海德格尔称之为“前有”（Vorhabe）。解释前我们总要有一个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向，海德格尔把这种先行的解释取向叫“前见”（Vorsicht）解释光有前有和前见还不行，还需要对事物预先有一种概念上把握。他把这种先行的概念把握叫做“前把握”（Vorgriff）。前有、前见和前把握构成所谓的领会的前结构，它是解释的基础和条件。它表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

伽达默尔发现，由于近代主体主义哲学，近代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一样，偏离了我们的存在经验。在这种历史意识看来，人存在的历史性不但不是获得真理的条件，而且是获得真理的障碍。这种历史意识的主要代表是古典释义学和德国历史学派。在他们看来，人存在的历史性使得人必然具有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传统和文化的各种成见，这种成见使我们无法对与我们有不同存在背景的理解对象有客观的理解，因此，为了获得关于理解对象的客观知识，我们必须尽量克服我们的成见，即克服我们的历史性，像没有成见的自然科学家对待他们的研究对象那样来对待我们的理解对象。

但是，在伽达默尔看来，既然我们承认理解对象的历史特殊性，那么就应该也承认理解者的历史性，读者（理解者）和作者（被理解者）的历史性是同样无法克服的。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否定读者的历史性。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事实，无论是领会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真正的领会不是去克服历史性，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因此，我们的历史性产生的种种成见不但不是消极的东西，反而是一切领会必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属于海德格尔讲的领会的前结构。“如果我们想正确对待人类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成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成见存在。”［15］

“对成见的成见”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反对成见，实际是要反对一切权威与传统。但权威未必等于盲从和控制，可以有合理的权威，如学生承认老师的权威，外行承认内行的权威等。启蒙运动实际上自己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成见，就是认为人可以不通过权威和传统直接与“实在”接触。但传统却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并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领会者和被领会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走到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去领会一个对象。

传统并非像想象的那样只是保存旧的东西。即使是最彻底、最坚固的传统，也不是靠一度存在过的东西的惯性来维持的。传统无论对生活起好的或是坏的作用，都同传统的所有人对传统的态度有关。传统需要肯定，需要接受，需要培养。传统确实是保存，但却是有计划的保存。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历史上有的东西历久弥新，有的却早已湮没不见了。据此，伽达默尔得出结论：不管怎样，保存与破坏和更新的行为一样，是一个自由的行动，是一个理性的活动。［16］这个活动就是在传统中创造传统的活动。

历史意识的根本问题是以主体—客体对立的模式将人从他的存在与历史中割裂出来，用这个模式来看到我们的历史经验。历史不是人的存在与世界统一的整体过程，而是以一个个主体为起点的单向扩张。时间不是存在的内在条件，而是领会外在的障碍和制约。理解主体如果和理解对象不同时代，那么它们之间的时间间距显然就是正确理解的障碍。但如果领会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自己与自己的世界的自我领会的内在关系，那么时间间距就不是一个为了达到正确理解而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而是领会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的发现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时间间距来实现的。时间间距还有一种过滤我们自己不知的对于领会对象的成见、预设及功利性看法的功能。例如，对于同时代的一些艺术作品的真实内容和意义，人们往往很难做出确定的判断，因为人们总是带着自己无法控制的成见去研究它们，以致无法确切的认识它们。只有当它们的同时性逐渐消失之后，对它们才会有权威的、普遍的理解。

伽达默尔用“效果历史”这个概念来概括他的领会的历史性的思想：“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和历史领会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释义学必须在领会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领会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17］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对近代历史意识的纠正。

伽达默尔明确反对建立在主客体分裂基础上的历史客观主义。在他看来，历史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可以置身在外加以客观研究的对象。历史不是一堆历史学家或解释者重新发现或复制的东西。领会不是一个复制过程，领会者总是以自己的成见去领会的，所以无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我们领会历史实际上也已经参与了历史，所以不存在作为客观对象的历史。另一方面，伽达默尔也反对黑格尔和狄尔泰等人对于历史的主观主义态度。尽管同别人相比，他们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但最终还是让主观反思的意识占了支配地位。在伽达默尔看来，历史先于我和我的反思，在属于我之前，我先属于历史。历史既不是客观对象，也不是绝对精神或生命的自我表现，历史是主客体的交融和统一，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一种涵盖一切的过程。

我们在领会历史时，总是有自己的视域，即对意义和真理的预期。但视域总是开放的，由于这种开放性，我们在领会时总要碰到许多不同的视域。领会者和他要领会的东西都各有自己的视域，但领会并不是像古典释义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弃自己的视域而进入别人的视域。领会一开始，领会者的视域就进入了它要领会的那个视域，随着领会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我们在同过去接触、试图领会传统时，总是同时也在检验我们的成见。我们的视域是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与传统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但是，这种融合不是同一或均化，而只是部分重叠，它必定同时包括差异和交互作用。视域融合后产生的新的融合的视域，既包括领会者的视域，也包括文本的视域，但已无法明确区分了。它们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成为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新的传统了。新的视域超越了它们融合的视域的最初问题和成见，给了我们新的经验和新的领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