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在一般哲学上的成就使人往往忽略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其实，他和萨特一样，一生写了不少有关政治和政治哲学的文字，除了《人道主义和恐怖》和《辩证法的冒险》外，其他的著作中也往往涉及政治的主题。从表面上看，他的哲学要比萨特的哲学学术气更浓，更像学院哲学，实际上他和萨特一样，是要“将现象从纯粹意识的水平拉到具体的生活世界中，事实上是试图将现象学在个人实存和社会实存中具体化。”［91］这就注定他会把政治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主题。

其实，梅洛-庞蒂哲学的政治倾向在《知觉现象学》中就可以看出来了，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他就提出了是根据政治，还是根据宗教或经济来理解历史的问题。我们的身体性决定了我们与他人共存于世，任何历史的实践都是社会和文化世界的事件。知觉并不是赤裸裸的生理反应，而是渗透着意义，我们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中才能理解意义。

我们知道，梅洛-庞蒂早年受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这两个人都将人类的历史活动作为自己的思考的主题。尤其是马克思，他摆脱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创建了一门社会存在或实践的理论。梅洛-庞蒂发现，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主体的哲学，也不是客体的哲学，而是一门历史哲学。他不同意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理解，而认为马克思说的是历史不在头脑中运行，历史也不用脚来思考。［92］我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在梅洛-庞蒂看来，历史是多义的，决定历史的因素也是多样的，“某个历史时期可能被认为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占据主导地位或经济占主导地位。我们的时代的历史在经济方面是否具有主要意义，我们的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是否只有派生或次要的意义，这个问题不再属于哲学范围，而是属于政治范围，当人们了解到是经济剧情还是意识形态剧情最完整地包含事实时，人们将解决这个问题。”［9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造的种种冤案真相大白于世，人们越来越多地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出质疑和批评。在对待这个问题时，梅洛-庞蒂不像许多人那样感情用事，他反对抽象谈论人道主义问题，反而像黑格尔和韦伯那样从现实政治出发来考虑问题。如果人们道德主义或虚伪地消除了人道主义观念中真实的权力关系，或倒过来，将暴力和权力操作与设定人类目标断绝开来，以为暴力就是暴力，那么对历史负责的行为就将失去基础。历史的行为要由它们的成功或失败来判断，“历史地行动”不可避免要使自己服从对事件的客观判断，在这里，个人意向，无论好坏，都是不相干的。但是，他也拒绝正统马克思主义讲的，历史发展逻辑的“科学理论”可以作为行动的基础，因为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在发动时人们无法知道它们究竟是否会与历史的进程合拍。作为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意识到实践领域的不确定性，它并不能规定具体的行动，但是开启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历史的具体发展虽然不能看透，但历史的一般目标却是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人只对自然拥有权力，人与人和解了，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规范”。它的使命就是完成历史，创造人性。

从逻辑上看，梅洛-庞蒂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人们连具体历史过程都无法确定，或者说，它具有歧义性，那么那个肯定的历史目标又是靠什么来保证的？虽然梅洛-庞蒂在这里没有谈到目的论，实际上他像所有认定历史目标的哲学家一样，不能不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悄悄引入目的论的因素。但是，这与他整个哲学的暧昧性原则是不相容的。这里，其实不是逻辑的问题，而是信仰和希望的问题。这种矛盾的历史哲学反映了梅洛-庞蒂对于人类未来的信仰和希望。

在《辩证法的冒险》中，梅洛-庞蒂根据他越来越明确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原则修正了早先的一些看法，使他的历史哲学与他的整个哲学更加一致。他认为，历史中的任何东西都既是运动，同时又是惰性，革命一旦固定下来和体制化以后，就不再是它作为运动所是的东西了。历史行动本身都有暧昧性和惰性，因此，历史的任务不可能作为直接的目标出现，而只能以大致的形态标示出来。实践有一种无法参透的历史深度，直接与事物打交道只是一种梦想。除了在某些瞬间，所有与历史的接触都是间接的，所有的行动都是象征的。历史不再明确地趋向一个统一的目标，意义不在于一门心思对准某些目标，而在于明确地提问，我们根据这些提问来衡量我们的进步和退步。进步不是真理的积累，进步是多样的，相对的和多义的，新的进步总是提出新的问题。普遍历史是不可想象的。辩证法并不像萨特说的那样提供一种目的性，即使分别存在于各个部分的整体呈现；而是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原始的经验场的总体结构，在这总体结构中每一个因素都对其他因素开放。辩证法只是人们相互交往和与存在交往的经验的表达或真理。它是一种思想，本身并不构成总体，但处在总体之中。［94］由于人类活动原始的暧昧性，具体的辩证法总是为双重意义，可逆性、不断产生和计划与秩序的多样性留下余地。［95］甚至一切最终解决都是模棱两可的。历史并不按照一个模式来运作，它只是意义的来临。

梅洛-庞蒂对历史的暧昧性解释只是瓦解了教条和独断的总体性历史概念，但并没有使他陷入市侩式的相对主义。他仍然相信：“即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没有掌握我们的历史，即使我们无论何处都看不到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出现，这个辩证法继续啃啮着资本主义社会，它保持它作为否定的全部价值；一个无产阶级不算数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这仍然是正确的，将永远是正确的。”［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