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不但体现了人类的共存性，它还通过语言开启了人类共存的文化世界。作为行为和能力的身体，首先就是语言行为和能力，没有语言的身体是无法想象的。身体在表现，身体在说话，在与世界和他人的对话中，世界在我们面前渐渐展开。身体概念的根本特征：前主体性、前反思性、意向性、共存性、交往性等在语言和语言行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要真正掌握梅洛-庞蒂的思想，必须理解他的语言哲学。

梅洛-庞蒂认为，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心理学都没有正确地理解语言。经验主义心理学将语言看作是一个心理、生理乃至物理现象，语言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动性。理智主义心理学虽然承认语言的主动性，但仍然只是将语言看作是思想的一个惰性的外壳。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都将思想与语言判然两分，这实际上是传统西方思想二元论在语言问题上的反映。而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不是思想的符号，“事实上，言语和思想，一个包含在另一个之中，意义包含在言语中，言语是意义的外部存在”［82］。而意义又内在于身体行为。但这决不是说语言是我们可以绝对控制的纯粹工具或符号系统。恰恰相反，现实的言语（parole）要比我们意识的意向所指更深更广，它的意义是说话者无法控制的。

梅洛-庞蒂对语言的思考重点在言语上，因为言语和表达是身体—主体的一个基本规定。这并不是说他认为身体的任何行为都可以归结为言语行为，梅洛-庞蒂承认有前语言的理解，但是，思想和语言却始终是一体的。言语是身体的一种姿态，它不仅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而且也指向整个世界。它是身体意向性的一个典型例子。语言所记录的不是“我思”，而是“我能”。［83］

说语言始终非使用语言的人所能控制，并不是说语言的使用者对语言毫无办法，只有服从。相反，就像人既为环境所决定，又能改变环境一样，人既受制于语言，又能对语言有所创造。梅洛-庞蒂借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区分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这个思想。按照索绪尔的区分，言语是个人日常的语言活动；而语言则是言语活动的准则，是一个整体，一套分类原则，一种社会制度。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总是个人的。［84］在梅洛-庞蒂看来，虽然语言体现了人的社会存在，但言语往往能突破现成和给定的东西，创造出新的语言可能性，这就是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经常做的事。

但是，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言语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事，因为言语总是马上就变成一种交流，这是由身体的共存性所决定了的。说话者和听者，作者和读者之间创造着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基础，说和听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单向灌输过程，而是难分主动和被动的积极的交流过程和对话过程。我并不是仅当我说时才是主动的，倒不如说我在听者那里先于我的思想；当我在听时，我也不是被动的，倒不如说我是根据他人说的东西在说。说也不只是我自己的主动，听也并不是从属别人的主动。因为在对话或交流中不是不同的心灵在发生关系，而是作为言语的我和作为言语的他人在交流。作为说的主体我们在继续，在恢复一个比我们更古老的过程，这就是真理产生和表现的过程。［85］

如果交流或对话是语言的本质的话，那么言语的交往性就根本排除了传统的主体优先性。当我说话或理解的时候，他人在我之中，我也在他人之中。“就我说的东西有意义而言，当我说话时，我对我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他人’；就我理解而言，我不再知道谁在说，谁在听。”［86］实际上，是语言在说，语言在听。语言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语言。身体—主体的语言性和语言（言语）本身的交往性不仅彻底消解了传统的主体概念，而且也泯灭了传统我与他人的界限。惟有如此，主体间性的概念才真正得以成立。

越到后来，梅洛-庞蒂越将语言存在论化，在他未完成的晚年著作《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中，他称“语言是生命，是我们的生命和事物的生命。”［87］“语言是存在最有价值的见证。”［88］哲学本身也是语言，“这种语言只能从内部，通过它的操作被认识，它由沉默的声音唤起，继续着表达的努力，那就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89］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梅洛-庞蒂的语言思想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语言思想非常相近，他们都追求一种语言存在论，希望由此解决传统存在论所造成的世界分裂的问题。他们都将语言视为存在的展开和真理的产生过程；他们都认为言语行为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语言证明了人的共存性；语言不但是交往的工具，也是创造的工具，语言对自身的超越就是新的意义的诞生，语言的改变就是世界的改变；人只有听从语言的召唤时他才是人。但是，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不同的是，梅洛-庞蒂最终没有把语言等同于存在，他坚持认为：“没有存在就既没有世界，也没有语言，无论什么都没有；存在就是本质。”［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