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1905年6月21日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海军军官家庭，自幼丧父，从小在外祖父家里长大。他的外祖父是个教师，家里洋溢着伏尔泰式的精神气氛。萨特最初在巴黎上小学，他母亲再嫁后，跟他母亲一起去他后父工作地拉罗歇尔，后又回巴黎上中学。1924年，他考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那里他接受了古典教育，但与当时的学院哲学格格不入。高师的前辈校友柏格森的哲学对萨特有很大的影响，柏格森使他明白哲学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与我们的生命相关。可是，影响了萨特一生哲学的，是笛卡尔。甚至在《存在与虚无》中，他还说：“我们必须从我思开始。”［1］1928年，萨特以一篇论想象的论文从高师毕业，但论文并不成功，名列倒数第一。不过他后来以此为基础写的《想象》一书却并不差。1929年，萨特通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并在会考时认识了他的终生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服了一年半兵役后，萨特开始在外地当中学哲学教师，于1937年回到巴黎继续在中学教书。

萨特是通过他的同学雷蒙·阿隆知道胡塞尔及其现象学的。据波伏瓦回忆，当时阿隆在德国学习了一年以后回来，他们在一家咖啡馆聚会，阿隆告诉萨特，胡塞尔的哲学可以现象地描述像他们面前的鸡尾酒这样的个别对象。萨特当时激动得脸都白了，连夜在巴黎找一家夜间营业的书店，买利维纳斯写的《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观理论》来看。这个故事说明，现象学之所以能吸引萨特，是因为它能处理最普通、最日常的东西，这与萨特认为哲学应该关心现实世界的问题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他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更为接近，他们都反对和批评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认为他和康德一样不能避免唯我论，他的现象学没有能还原到世界上来。

在初步了解了现象学之后，萨特接受阿隆的建议，设法申请到了一笔奖学金，去柏林的法兰西学院学习一年。在那里，他不仅读了胡塞尔，也读了海德格尔、谢勒和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他从现象学那里不但学到用哲学处理日常生活经验的方法，而且，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对他固有的笛卡尔主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将他从内在性原则中解放出来。在柏林期间，萨特撰写了一篇题为《自我的超越性》的论文，回国后才正式发表。这是萨特走上现象学之路的标志。紧接着，《想象》《情绪理论纲要》和《想象的东西》等著作相继发表，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现象学哲学家的地位。在这期间，萨特也发表了他的文学代表作《恶心》，他一直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现在，《恶心》被公认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它以极有表现力的笔触描写了面对事物赤裸裸的事实性，自由的无根基和无用，这是还能对生命有所反思的现代人的普遍感受。这部小说的立场是“把资产者作为坏蛋来谴责，并且在努力为孤独的个人规定一个不受蒙蔽的存在的条件的同时企图说明我自己的存在”［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萨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写作，成名，揭示个人在现代世界的生存困境，如此而已。他并不认为自己对社会有什么责任，也不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一个个体，我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我在这上头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3］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

1939年，萨特应征入伍，不久被俘，在德国战俘营里待了10个月后，萨特获释回到巴黎，仍然在中学当教师，但同时参加了抵抗运动。战俘营的10个月使萨特看到了一个社会世界，看到“我是由社会形成的，我的文化、我的一些需要和生活方式都是由社会形成的”［4］。这使他告别了原来个人主义的世界，他写信给波伏瓦说他将从事政治。但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在德国战俘营时，他就向德国人要海德格尔的书，德国人给了他《存在与时间》。他边看边开始酝酿《存在与虚无》的有关内容。1943年，长达722页的《存在与虚无》出版，这是“一本关于自由的书”［5］。同年萨特发表了著名的戏剧《苍蝇》，鼓吹为自由而斗争。但战争使萨特懂得，自由不能仅限于个人，自由不但是自己的自由，也是全体的自由，“如果人们不着重他人的自由，那么，一段时间表现在他们之中的自由就会立即被摧毁。”［6］因此，萨特开始积极投身为人类自由而进行的种种斗争中。现在自由不但是他哲学与文学的惟一主题，而且也是他人生奋斗的目标，他为自由倾尽了全力。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和法国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一起创办了有名的《现代》杂志，这本杂志对战后法国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后的法国，存在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萨特被视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直到今天，存在主义仍然是与萨特的名字连在一起。其实，“存在主义”的称号最先是法国哲学家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加给萨特的，萨特接受以后，也就以存在主义自命，虽然他晚年也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当人们问他究竟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他的回答是存在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大都左倾，萨特也不例外。但他并未加入法国共产党，而始终与共产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而在梅洛-庞蒂因为朝鲜战争而谴责苏联时，他却站出来为苏联辩护。但匈牙利事件使他与苏联和法共彻底决裂，对苏联和法共的批判态度至死都没有改变。但萨特并没有因此向右转，而始终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最激烈、最坚决的敌人。他反对一切强者对弱者自由的剥夺，反对一切侵略战争，不管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还是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战争，还是苏联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曾应罗素之邀，担任由世界许多知名学者组成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执行庭长，将美国政府送上了被告席。1968年“五月风暴”时，他挺身而出，支持学生运动。1970年，他出任报纸《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并亲自上街卖报，以保护左派不受当局的迫害。1977年，他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监狱访问被关押的西德“赤军派”首领，并认为当恐怖主义是作为对屠杀的一种回答时，它就是正当的。但他并不认同暴力活动，在他看来，“革命是件很广泛的事情。革命须以思想的改变为前提，甚至要以感觉的改变为前提，同时还要以生产形式和所有制的变革为前提。革命不仅意味着社会和经济的改变，而且也意味着人的改变。”［7］

1964年，萨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对这个许多人趋之若鹜的奖，萨特却弃之如敝屣，理由一是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此之前，他已在战后拒绝了法国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团勋章。二是他看到在当时，诺贝尔奖已成为冷战的工具，他不愿意因接受这个奖而隶属某个意识形态集团。另外还有一个私人的理由，就是他认为他是超出荣誉之外的，那些授奖的人根本不配给他颁奖，“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一个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这种文学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8］

萨特一直自认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惟一出路和希望。他把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称为“自由社会主义”，它的原则仍是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原则。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他要的社会主义是能包容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他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根本的理想，而不是政治策略。因此，萨特本着这一理想的种种举动，往往让左右各派的人都恨之入骨。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是萨特生前死后都无法避免的命运。在这个后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自然可以以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指责萨特的“虚伪”，以实质是窥淫癖的“揭露”来显示自己的高尚。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动摇萨特作为“二十世纪人类良心”的地位。他逝世后巴黎5万人为他送葬，就是一个证明。

萨特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常常这么说。萨特正在迅速被人否定和遗忘。但是，只有在被彻底遗忘和否定后，萨特才会回到我们身边来。

萨特的主要哲学著作除上述提到的外，还有《辩证理性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和《伦理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