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美国学者说：“一个人如果在读海德格尔时不提出政治性的问题，那他根本就不是在读海德格尔。”［4］这一方面证明海德格尔决不是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家；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治问题在海德格尔研究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海德格尔与政治或海德格尔与纳粹近年来成了海德格尔研究的一大热点。讲海德格尔哲学，不能不讲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不可能与他的思想毫无关系，尽管这决不等于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法西斯哲学。因此，弄清海德格尔对待纳粹运动的真实态度和言行，对于深入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1933年4月，海德格尔被选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5月27日，海德格尔发表他的校长就职演说。这篇被许多人认为是海德格尔纳粹思想铁证的校长就职演说，其实只是挪用了一些纳粹意识形态的术语，如“斗争”“工作”“民族”“觉醒”等，但都加入了他自己的意思。虽然里面也充斥了像“谁要是不能坚持战斗，就必须把他打倒”这样的狠话，但校长就职演说基本上是为了表达他的改造德国大学的思想，而不是宣传纳粹主义。

但海德格尔对于纳粹运动的确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导致这种认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因素。政治上是因为当时德国国内经济严重衰退，政治动荡不稳，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刻。海德格尔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没有好感，觉得只有纳粹主义才能使德国避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拯救德国的危难。因此，纳粹上台之初，海德格尔异常兴奋，甚至纳粹的暴力倾向在他看来也是一种解救的暴力。但更重要的则是思想上的原因。德国知识分子从浪漫主义开始，就有批判现代性的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批判现代性更成了德国一流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德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德意志是一个重精神的、内向的、文化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商业的、惟利是图的民族。这个民族负有拯救文明的责任；坚决反对物质主义，反对工业和科技对人及自然的宰制；反对民主制度，批评大众社会；反对职业分化的社会，鼓吹互相帮助的共同体精神；反对阶级划分，主张社会团结；反对官僚体制，主张个人自由；反对千人一面，主张创造性和多元化；反对资本主义，赞成社会主义；反对都市生活，主张回归自然，等等。海德格尔的哲学在相当的意义上是为这些思想奠定基础；他觉得纳粹宣扬的东西不少与这些主张好像相当一致，因而以为纳粹可以作为反现代性的一种现实的力量。他在1935年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中讲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内在的真理和伟大”也表明，他认为不管怎么说，纳粹运动内在的倾向是针对现代性的种种弊病的。这就是他的“内在的真理和伟大”的真正意思。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觉，纳粹不仅不反现代性，而且还是现代性的一种极端表现。但海德格尔只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看清这一点。

由于上述原因，海德格尔不仅欢迎纳粹上台，而且也觉得像他这样的人都应该“介入”，这样一方面可以“领导元首”，另一方面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理想。所以他一度非常积极，发表了大量支持纳粹的演说和文章。他称希特勒是“德国惟一的实在和它的法则”，他致电希特勒，支持纳粹当局对大学的“一体化”改革。他还给当局打小报告，要求开除著名的犹太哲学家赫尼斯瓦尔德（Richard Hönigwald，1875—1947）。诸如此类的劣迹还有不少，对此，同情海德格尔的人也很难为他辩护。不管是思想的原因还是个人品质的原因，“海德格尔至少有两年时间是纯粹的纳粹分子：他的卷入不是出于宽容、机会主义或者懦弱而是出于确信。”［5］这个说法，虽不中，亦不远。

然而，从校长位子上下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海德格尔渐渐对纳粹的本质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他开始把纳粹现象也纳入他对现代性（用他的语言就是“存在的遗忘”）的总体思考中。这一时期他对尼采和荷尔德林的讲解都暗藏机锋，处处以现实问题为参照，经常以纳粹的谬论为批判对象。对此，纳粹并非毫无觉察，现代集权主义者对于自己可能的敌人总是相当敏感的。因此，从1936年起，海德格尔的课就处在有关当局的监视之下。他战争末期被发送到莱茵河前线去挖战壕说明他早已不是纳粹的自己人，尽管他仍是党员。战后占领军当局解除对他的管制时给他的结论是“随大流者”。这个结论并不十分确切，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是不会“随大流”的。他认同纳粹和批判纳粹都不是出于无知或投机心理，更不是为了捞取实惠，而是出于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和常人一样，也会犯错误。

在那些深恶海德格尔的人看来，海德格尔之可恶还不仅仅在于他在纳粹统治时期甚至之前的言行，更在于他战后对纳粹的罪行始终保持沉默，这比他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表现更不能令人容忍。尤其使许多人愤怒的是，他竟然将纳粹灭绝犹太人和苏联对东部日耳曼人的处置相提并论，说只不过其中一个为全世界所知，而事实上纳粹的血腥恐怖德国人都不知道。在《追问技术》一书未发表的最初手稿上，海德格尔将食品工业，在煤气室和死亡营生产尸体，封锁和饿死一些民族与生产氢弹相提并论，因为这都可以用存在的历史来理解和解释。这就不仅牵涉到政治，更牵涉到哲学了。

海德格尔一生的哲学事业就是要克服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这个传统用他早期基础存在论的话来说，就是忘了存在，以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用完全非形而上学的语言表明，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海德格尔有时也称人类学，其特点就是“人成了首要的和真正的主体，……他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他的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它之上。人成了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6］忘了存在，就是人一步跨入了主体性，以为他可以操纵一切，评价一切，却忘了他首先为某种存在模式所决定，就像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自觉地以经济的尺度来衡量和决定一切。

在海德格尔看来，食品工业、种族灭绝和制造核武器是一回事，不是说这些事在道德伦理上是等价的，而是说它们都是现代性（存在的遗忘）的表现。也许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哲学家，他的本分是在哲学上将现代性（包括纳粹运动）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根源讲清楚，而不是简单的政治做秀和表态。这也许导致了他战后的沉默。但无论怎么解释，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纳粹哲学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哲学和纳粹思想根本不是一回事。错将纳粹当作反现代性的同道，他就会和他们搅在一起，会觉得他们的恶也是必要的恶；而一旦认清纳粹的真相，他也就和他们分道扬镳，甚至把他们作为批判的对象。然而，海德格尔的纳粹行为决不会因此得到解脱，这恰恰是因为行为与思想的关系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和直接。批评海德格尔的纳粹行为与正确理解和评价他的哲学不应该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