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生活世界”的理论是胡塞尔最后一个，也是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胡塞尔的晚年定论。胡塞尔最初将意向性视为意识的本质关系，后来它又成了先验意识的功能概念，特别是自己产生自己的主体性，而在他的后期哲学中意向性变成了“生命”，它包括我极和对象极。这说明意向性概念在向与世界发生感性的具体的人过渡。“生活世界”的理论广义上包括下列内容：意识不是无时间的、永远不变的绝对，而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意向性的发生、生命和创造。意向生命的时间就是历史。当下的生命体验的意义来自一个普遍的境域，这个境域就是生活世界。它是一切经验的历史基础，先于科学给我们描述的自然世界，或科学世界。［36］

生活世界是前科学的世界，它是我们原始的感性世界和我们的文化—历史世界的复合体。生活世界在三重意义上先于科学世界。首先，生活世界在历史上先于科学世界。其次，生活世界是普遍给予的，而科学世界则不然，并非所有文化和民族都有近代科学所描述的自然世界。相反，任何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日常实践的事情经验。有近代自然科学的社会和无近代自然科学的社会皆然。生活世界第三重也是更强得多意义上的优先性是所谓创造次序上的优先性。胡塞尔认为，科学所假定的描述世界是通过抽象、概念化，以及对生活世界提供的具体直观归纳而来的一种高层次的建构。因此，如果没有生活世界对我们的生存有效性，科学世界既不能有生存的有效性，也不能那样对我们“存在”；甚至在有效行为中，科学的抽象或理论的存在物都不可能有。因此，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

虽然生活世界的理论胡塞尔在晚年才提出，却是他哲学工作的必然归宿。虽然胡塞尔哲学的确相当学院化，但胡塞尔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学院哲学家。促使他献身哲学的主要动力是他对欧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危机的思考。胡塞尔认为，欧洲文明是一个哲学的文明，自从哲学在古希腊诞生以来，欧洲人就生活在一个科学文化中，这个文化使西方人在自由、理性的理论活动中可以希望最终理解自己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但现在科学似乎让我们疏离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科学让我们疏离了自己的生命。应该是人类公务员的哲学家，不但没有负起沟通科学和生命的责任，反而唯科学马首是瞻。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哲学家把表述人对他世界的具体感受的任务让给了诗人和小说家。

然而，就在哲学家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时，科学自身却陷入了危机。这个危机不是一个内部的危机，而是一个外部的危机，科学危机是生活危机的表现：生活意义的丧失。它的具体表现是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自然主义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来对待一切，包括人的生命。而历史主义则用偶然的世界观来把一切有永久价值的东西相对化。总之，科学失去了其真正的基础——生活世界。现象学既然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那么，它就必须揭示这个基础，并将各门科学奠定在这个基础上。生活世界的问题不解决，“我们迄今所从事的全部哲学研究都是缺少基础的”［37］。因此，生活世界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哲学的普遍问题。现象学最终应该是生活世界的现象学。

与以前的研究不同，胡塞尔在论述他的生活世界的理论时，大量使用了论述考察的方法。他以伽利略为线索，追溯了近代科学的形成过程，并总结了其特点。我们今天的人不难发现，科学家告诉我们的自然世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有时都对不上号。胡塞尔认为，这种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脱节，是从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开始的，伽利略忘了科学真理在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根源，反而认为它们只是量化事物的主观标志。这就遮蔽了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所感受到的事物对数学对象的优先性。其实，在生活世界中，事物老早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给我们了，但现在自然却变成了一种理念。

在将自然数学化时，伽利略很可能是受了纯粹几何学的启发。但几何学很可能是起源于测量和度量的实践技术。人们将所感知到的具体事物的种种形式通过抽象和逐渐理想化从而得到几何学的理想图形。有了这些理想的图形，我们就可以进行精确的数学活动，这种精确性在原始的经验实践中是根本不可能的。等到人们将这种纯粹几何学变成在天文学领域里运用的应用几何学时，人们就有可能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来计算从来不能经验测量的事件的相对位置，甚至事件的存在。到了伽利略的时代，人们相信：“如果形成相应的测量方法，那么整个具体的世界肯定会表明是可数学化的客观的世界。”［38］这就是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的基本想法。但在这么做的同时，他却忽略了：几何学是从被感知事物的性质派生出来的。

在将世界数学化的过程中，几何学的算术化是很重要的一步。笛卡尔发明的解析几何使这一步得以实现。伽利略已经看出，欧几里得几何学现在可以解释为一种一般的发现的理解，而不是限于纯粹形状领域的理论。传统几何学要求论证的每一步都要洞见其理由，代数却只是一种计算技术，它不再要求这种把握，而只要求盲目执行程序的规则。这种事态的发展对理性向工具理性转变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理性的活动成了适应性活动，它的运作遵循的是机械的因果律，而完全不要直观的洞见。这一方面使科学家可以更好地控制自然，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们忘记对所感事物的洞见优于技术性技巧。量化的结果必然是个性的悬置，近代科学的自然主义态度要求人们把一切实践的、美学的、伦理学的态度用括号括起；也要求人们将实用的、美和道德的因素从事物本身剔除，以为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殊不知这样一来，事物反而失去了它们的原始面貌，前科学的生活世界被忘得一干二净。

因此，胡塞尔认为哲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对我们日常关于生活世界的直观理性的信任。我们必须表明科学对自然的叙述总是依赖日常经验的明见，科学方法的应用范围不是无限的，生活世界必须恢复它的基本权利。现象学对人类意识的分析早已表明，科学的量化方法和化约论方法对于真实的生命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只有现象学这个“先验哲学的最终形式”才能克服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是想在新的基础上，即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重新奠定现象学的基础，他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处理这个问题。但这个重要的部分由于胡塞尔要加以改写而最终未完成，现在出版的只是未定的草稿。

胡塞尔从批判康德哲学开始论述他的生活世界现象学。他分析说，康德哲学是建立在一些未经考察的前提之上，他的理论的确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可是却处于隐蔽的状态，因为他对自己理论的前提并不清楚。康德未言明的前提，就是生活世界，“由于康德的提法，我们大家（包括我这个现在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有意识地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周围世界，预先就被假定为存在着的；同样，作为这个世界中的文化事态的诸科学，以及它们的科学家和理论，也预先被假定为存在着的”［39］。生活世界才是一切科学和哲学的前提和基础，现在需要的是一门生活世界的科学。

生活世界的科学是一般科学，而不是专门科学，因此，它有自己独特的科学性，不是客观—逻辑的科学性，而是生活世界本身所要求的并且是按其普遍性所要求的科学性。这不是一种较低的科学性，而是一种较高的科学性。因为科学的客观真理的理念是通过与前科学和科学以外的生活的真理理念的对比而预先规定的。生活的真理的理念在纯粹经验中，在知觉、记忆等的全部样式中，有其最终最深刻的证明。因此，“真正第一位的东西是对前科学的世界生活的‘单纯主观的一相对的’直观。”［40］新的科学（即生活世界的现象学）必须以此为基础。从强调本质直观的本质现象学到强调单纯主观—相对的直观的生活世界现象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显然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这里讲的主观的东西却不是心理学的对象，心理学是研究主观东西的“客观的”科学，但生活世界的主观的东西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者。“后者是一种理论的—逻辑的构成物，是原则上不能知觉的东西的，就其固有的自身存在而言原则上不能经验的东西的构成物；而生活世界中的主观的东西，整个说来，正是以其现实地可被经验到为特征的。”［41］客观科学只是生活世界中一种特殊的实践，它们不管多么观念化，都会与人类的、主观的构成物发生关系。科学的认识以生活世界的明见为基础。科学家也是具体的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人。［42］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生活世界的问题要比具体科学的问题更重要、更普遍和更深刻。

要将生活世界作为哲学的普遍问题来研究，也必须用悬置的方法，先将客观的科学悬置起来，然后再将自然的生活态度悬置起来，“纯粹从自然的世界生活出发，提出关于世界是如何预先给予的问题”［43］。世界如何预先被给予的问题，其实和事物是如何被给予的一样，在胡塞尔那里就是它如何表现出来的问题。而世界和事物如何表现出来的问题，离开主体的意向性是无法解释的。这是现象学的基本立场，胡塞尔的这个基本立场一直没有变。“直接将一切实践构成物（甚至作为文化事实的客观科学的构成物，尽管我们克制自己不对它们发生兴趣）吸收到自身之中的生活世界，在不断改变的相对性中当然是与主观性相关联。”［44］

因此，生活世界的问题最终仍要通过还原到惟一绝对的自我才能得到解释。世界当然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着，我们无法决定它，而是它能决定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思想。现实世界及其种种设制，对我们都是有效的。这是常识的态度，或自然的态度。但现象学要求我们通过悬置向前追溯，一直追溯到自我的明见性。这个自我是人类的自我，尽管悬置后他成了先验的自我，成了它的活动，习惯和能力的自我极。它的成就，或者说主体性系统的成就，就是世界。“这个在给予方式的不断变化中永远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是一种普遍的精神获得物，它在作为这样的东西生成的同时，作为精神形态的统一，作为意义的构成物——作为普遍的主体性的构成物——继续发展。这里本质上属于这种构成世界的成就的，就有主体性将自己本身客观化为人的主体性，客观化为世界中的组成部分。”［45］

很清楚，生活世界最终仍只是先验自我的一个成就。因此，生活世界只有相对的历史性和多元性。胡塞尔可以承认中国人、印度人和刚果黑人有不同的生活世界，但他仍认为不同的生活世界有共同的一般结构，这个一般结构本身不是相对的，因为它的根据是普遍的、无历史的先验性。这样，我们就可看到，作为科学基础的生活世界，本身也是相对的，绝对的是那不变的、普遍的先验主体性。胡塞尔最终还是守住了他的先验哲学的立场，却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可能性。生活世界理论丰富的内涵，只能等待后来的现象学家来发掘和发扬了。胡塞尔要以先验主体性来给科学，甚至世界奠基，其成败的关键在于悬置。他可以悬置科学、自然态度以及逻辑，却不能悬置历史和时间，因为它们是悬置主体的条件。当他将时间与意向体验相提并论时，实际上已经触及了这个事实。然而，当他要以主体性作为世界的绝对根基时，他只能将它也“悬置”起来。但是，历史性和时间性被悬置的先验自我注定没有基础，这就如同生活世界的问题没解决好，哲学就没有基础一样。

从来的先验哲学都是要为知识或世界找基础，但最后都证明自己还缺乏基础。康德的批判哲学是这样，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这样。一切先验哲学都会是这样。

［1］〔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9页。

［2］Vgl.H.Lübbe，Bewuβtsein in Geschichten.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Subjektivität，Freiburg，1972，s.32.

［3］〔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页。

［4］〔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60页。

［5］转引自Kurt Wuchtel，Bausteine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20.Jahrhunderts，Stuttgart；Wien，1995，s.41.

［6］〔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50页。胡塞尔直到晚年仍认为意向性是“基础研究最本真的主题”（参看《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第22节）。

［13］Cf.Elisabeth Ströker，Husserl's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Stanford，1993，p.36.

［14］VgI.Kurt Wuchterl，Bausteine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20.Jahrhunderts，s.34.

［15］〔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页。

［17］Vgl.Kurt Wuchterl，Bausteine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20.Jahrhundert，s.33

［18］〔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4页。

［26］Husserl，Erste Philosophie，Bd.1，Husserliana Ⅶ，Den Haag，1956，s.398.

［27］〔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91页，译文有改动。

［28］Cf.Richard Cobb-Stevens，“The Beginning of Phenomenology:Husserl and His Predecessor”，in Routledge History ofPhilosophy，vol.Ⅷ，London&New York，1994，p.24.

［29］〔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36］Vgl.Kurt Wuchterl，Bausteine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20.Jahrhunderts，s.34-35.

［37］〔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9-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