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出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一个叫普劳斯尼茨的小城，父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商人。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天文、数学和哲学（1876—1878），听过冯特的哲学课，冯特1759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他的同乡，后来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的托马斯·马萨里克成了他的导师和朋友。在他的影响下，胡塞尔改宗新教，兴趣也从数学转向哲学。1878到1881年，胡塞尔在柏林大学学习数学与哲学，数学家魏埃斯特拉斯和哲学家泡尔生对他有特别的影响。出于他父亲的愿望，胡塞尔没有在德国大学拿学位，而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获得他的数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去服兵役，紧接着又听从马萨里克的劝告，于1884—1886年在维也纳听布伦塔诺的课。正是在听了布伦塔诺的课后，他打定主意要以哲学为业。布伦塔诺建议胡塞尔到哈勒大学去跟施图姆福（Carl Stumpf，1848—1936）继续学习。正是在施图姆福的指导下，胡塞尔完成了他的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论数的概念》。然后在哈勒当了14年的私人讲师（即没有固定工资的编外教师）。1891年，他的第一部著作《算术哲学》出版。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逻辑研究》则与二十世纪一起面世，狄尔泰将其誉为“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来哲学的第一个大进步”。《逻辑研究》为现象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却没有为胡塞尔的学术生涯带来明显的好处。二十世纪第一年，胡塞尔去哥廷根大学任副教授，在那里，虽然渐渐有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但胡塞尔的学术生涯并不一帆风顺，他申请正教授曾被拒，同事的贬低和自我怀疑一度使他对自己几乎失去信心，但在他影响下，当时德国已经有了哥廷根和慕尼黑两个现象学研究的圈子了。1906年胡塞尔终于升任正教授，此时他47岁。1913年发表可说是现象学运动的宣言——《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一文，1913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一书出版，由此宣告先验现象学的正式诞生。1916年，胡塞尔去弗莱堡大学接替李凯尔特的教授职位，1928年退休，推荐海德格尔接任。

胡塞尔的一生是典型的德国教授的一生：出生，上学，教书，死亡。但作为生在一个艰难时世的犹太人，胡塞尔还是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公债使他失去了在哥廷根的房子，战争使他两个天分很高的儿子一死一重伤。纳粹上台后，他虽已退休，但仍未逃脱纳粹的迫害。他被停职，不许使用大学图书馆，禁止出国开会，禁止进大学，从各种哲学组织中被开除，直到从自己家里被扫地出门。然而，胡塞尔以一个哲学家坚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坚持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他甚至在纳粹禁止他进入大学的禁令反面写下了他的研究笔记，以至于有人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来的尊严与阿基米德“别碰我的圆”那句话的尊严相提并论。［2］

胡塞尔著作等身，生前出版的著作不算，只死后留下的以速记方式写的手稿就有40000页之多。胡塞尔死后，比利时的一个教士海尔曼·列奥·范布雷冒着风险将胡塞尔的手稿从德国偷运到比利时，于1939年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建立胡塞尔档案馆。胡塞尔的主要著作除《逻辑研究》（1990—1901）和《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外，还有《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1928）、《形式和先验逻辑》（1920）、《经验与判断》（1938）、《笛卡尔式的沉思》（1931）、《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等。

胡塞尔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危机时代，这个危机不是一般的危机或暂时的危机，而是根本的危机、全面的危机。这种根本的危机，自黑格尔死后，就不断被人感觉到。到了胡塞尔的时代，稍有头脑的人都不否认危机的存在了。在胡塞尔看来，这个危机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是科学的危机，即科学失去了基础，但从根本上看，却是欧洲人生活的深重危机，也就是西方文明的危机，欧洲人一度稳定的价值系统为相对主义的各种世界观所取代，人们失去了自己生活的方向。胡塞尔就像公元前五世纪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面对“礼崩乐坏”的世界，想要通过找到确定可靠、普遍的、永恒的东西，来重新给文明奠定基础。对于柏拉图来说，理型就是这样的东西；而对于胡塞尔来说，通过给科学奠定基础，从而找到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或这个基础所体现的东西，就是那绝对确定的普遍永恒的东西，也就是文明不变的基础。胡塞尔认为：“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在已经崩溃的人性和尚有根基并为保持这种根基，或为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3］

胡塞尔的这个基本想法，支配了他一生思想的发展。他先是要使逻辑和数学免于偶然性和相对性的侵扰，将它们确定为纯粹先天的科学，或者说，将它们奠定在不变的认知形式或意识结构的基础上。然后他逐步展开意识内容的本质，阐明对象性的构成及其与意识的相关性，得出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有效性都只是意识的能力所致的结论。这样，以纯粹意识为研究对象的先验现象学就成了哲学的基本科学，成了“第一哲学”。虽然意向性作为意识行为的结构整体在后期胡塞尔那里成了包括自我和对象两极的“生命”，但它的先验主体性并未因后期胡塞尔引入历史概念、它变成历史意向性而有所改变。因为意向性生命的时间，或历史，也是意识的先验先天性所致。“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不是要否定这种先验先天性，而是要进一步肯定它的基础作用，因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并不是要将多元的生活世界作为基础提出；正好相反，他是要通过先验还原表明，即使是像生活世界这样产生意义的普遍境域，其本身还必须回到一个更隐蔽的不变的基础上去。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以这样一种寻找基础和奠定基础的哲学，或基础科学自许。胡塞尔说它是“整个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4］。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胡塞尔仍属于近代哲学的传统。他以后的著名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从海德格尔起，很少有人再去追求这个基础了。现象学的现代意义，正是通过那些人才得到彰显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