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是本质主义，即语言与世界共有一种逻辑本质，这样，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对应同构的关系，一套语言，一个世界，“给出命题的本质，意味着给出一切描述的本质，从而也就是给出世界的本质”［45］。这就是说，语言的本质就是世界的本质，命题与事实、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严格的单一关系，即事实只能这样说。这就是“命题的一般形式是，事情是如此这般的”［46］的真正含义。

然而，维特根斯坦渐渐认识到这种本质主义思路的错误，这错误的根本在于，“哲学家眼前老是看见科学的方法，并且不可抗拒地受引诱去以科学那样的方法来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结果造成“对个别情况的轻视”和“渴望普遍性”［47］。现在维特根斯坦看到，“一个词并没有由一种独立于我们的力量所赋予它的意义，从而可以对一个词真正意指的东西进行一种科学的研究。一个词只有某人已经赋予它的意义”［48］。这就是说，语词没有什么固定的意义，只有人们赋予它们的意义。

促使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有两个人。一个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雷姆塞，维特根斯坦说雷姆塞对他的观点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看到了这些错误。另一个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讲师P.斯拉法。有一次在火车上，斯拉法做了一个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表示轻蔑和讨厌的意思的动作以后，问维特根斯坦，那个动作的逻辑形式是什么。“斯拉法的例子使维特根斯坦感到，坚持认为命题和它所描述的东西一定有相同的‘形式’是不合理的。这就动摇了他对于命题必须真正是它所描述的实在的图像这一概念的信心。”［49］

维特根斯坦终于看到，世界并非“本来”就是按照某一特定方式组织而成，然后再用语言正确或错误地把它的结构描述出来。而是有多少种描述世界的方法，就有多少种把世界分解为个别事态的方法。概念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比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将事实化约为基本事实，也就是不能再分析的简单事实。但是，现在维特根斯坦认为，没有绝对的简单，“简单”只是相对于一定的语境而言的。

肯定有一客观的本质，又认识语言的功能只是描述实在，必然要觉得日常语言不够精确，而去追求一种不会造成任何歧义和逻辑错误的理想语言。早期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公开提倡理想语言，但对理想语言派的目标应该是认同的。而此时，维特根斯坦公开站在了日常语言一边。他说：“说在哲学中我们考察一种与日常语言相反的理想语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使得看起来好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日常语言加以改造。但日常语言是完全正确的。”［50］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使用日常语言时不会犯错误，相反，哲学的问题恰恰是由于误用了日常语言的规则造成的，而哲学的使命也正在于对这种错误进行诊断。但日常语言本身是不可动摇和替换的，它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存在基本条件，是我们一切语言活动的基本条件。至于语言精确与否，那要看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定，精确的东西取决于产生精确问题的环境和社会关系。我们不能离开使用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考虑精确性问题，不存在绝对的精确性。

其实，早期维特根斯坦相信语言或命题意义惟一的确定性，是因为他相信实在世界中没有任何含糊和不确定的东西。归根结底，这种语言和世界的确定性是由语言和世界惟一的本质保证的。追求共同的本质，追求普遍性，是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个传统在近代得到了科学方法论的支持与加强。它的根本问题是轻视个别性，忽视差异性。而维特根斯坦现在发现，即使我们认为是同类的事物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它们充其量只有“家族相似”：

例如，想一想我们称之为“游戏”的活动。我的意思是指下棋、玩纸牌、打球、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什么是它们共同的东西？不要说：“一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否则它们不会被称为游戏”——而要去察看和看出是否有某种所有游戏共同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察看它们，你将看不出所有游戏共同的东西，只有相似、关系，和整整一系列这样的东西。［51］

语言同样如此，语言并不是只有“描述”这单一的功能，相反，它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语词的功能更是如此。维特根斯坦说：“我要向你们传达这样一种观念：命题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个涵盖了所有这些情况的定义。由命题构成的这个家族有很多共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事实上只为大多数命题所共同具有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所有命题所共有的东西。”［52］因此，语言并无本质，“我们看到，我们称为‘命题’‘语言’的东西并不具有我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由彼此具有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的构造组成的家族”［53］。这个家族，是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