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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
1.10.1 维特根斯坦其人
维特根斯坦其人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是二十世纪最伟大、最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个哲学的传奇故事。他和苏格拉底、斯宾诺莎、萨特的一生一样,本身就构成了哲学的一部分。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巨富之家,父亲是奥地利的钢铁大王,但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慷慨资助过不少文化艺术事业。维特根斯坦后来也资助过不少文化人,其中包括诗人里尔克和特拉克。维特根斯坦的母亲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因此,他的家里充满浓郁的文化氛围,许多维也纳和奥地利的文化名流都是他家的座上客,其中包括音乐家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作家穆齐尔、毛特纳和科学家赫茨和波茨曼等人。

维特根斯坦一开始是在自己家里受教育,14岁时才去林茨的一所中学学习,据说与希特勒是同学。中学毕业后,维特根斯坦进入柏林夏洛滕堡工学院学习。在那里学了三个学期后,又转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在此期间,他对数学和逻辑学日益感兴趣,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之后,知道了弗雷格的“新逻辑”。他曾去耶拿向弗雷格请教,弗雷格建议他去剑桥向罗素学习。这样,1911年秋维特根斯坦来到剑桥,成为罗素的学生。罗素一方面欣赏他的超常才能,认为他是“传统上认为的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的范例”[1];另一方面对他的古怪个性则不以为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虽然罗素并不能完全理解和赞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但对于他早期哲学的发展,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剑桥,维特根斯坦还认识了摩尔和怀特海,以及经济学家凯恩斯。

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维特根斯坦隐居在挪威,埋头写作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特根斯坦志愿从军,在军中完成了他的杰作《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战后经罗素的帮助于1921年发表。维特根斯坦一度非常自负,认为他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再从事哲学研究,于是,决定做一个普通人度过余生。

维特根斯坦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但他把这笔财产转赠给他的两个姐姐,自己则搬出靠近维也纳市中心的豪宅,先后当过园丁和旅馆的行李搬运工,后来又准备去当一名小学教师。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使人想起了另一个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他也放弃了自己继承的遗产,而以磨镜匠的生涯终其一生。维特根斯坦后来虽然当了哲学教授,但生活始终极其俭朴,居室里没有任何装饰物,这一点使人想起了康德。对于今天多数人趋之若鹜的金钱,他往往弃之如敝屣。1950年,他被邀请在牛津大学的洛克讲座上做报告,他可由此得到200英镑。但他拒绝了,因为这个讲座有二百个听众,而他不认为给这么多人开讲座有什么好处。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想给他一笔研究经费,他却告诉人家,在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和智力迟钝的情况下,他不能接受这笔经费。他似乎真正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理想人格。而在他自己,则不过是要将自己哲学的伦理学付诸实践。他始终认为,哲学使他产生了道德的变化。[2]

在接受了教师培训后,维特根斯坦在下奥地利的山村当了6年小学教师。对于他来说,那并不是一段十分令人愉快的经历,他与当地的人相处得并不好。而他在那里的生活经历,也成了日后有些人对他去圣化的理由。[3]然而,虚构和夸大毕竟是站不住脚的。维特根斯坦的确不是圣人,但也决不是恶棍。他只是一个非常本色的人。这样的人,必然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必然是“那些不怀好意的而且也是无数异想天开的流言蜚语的对象”[4]。但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就像对于贝多芬和尼采一样。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因为贝多芬或者尼采有无性病而改变对他们的看法。只有心理极其阴暗的人,才会觉得自己比维特根斯坦更加高尚。

1926年,维特根斯坦离开乡村小学,回到故乡维也纳。在当小学教师期间,他并没有与哲学界完全脱离关系。这时,他决定重回哲学界。1929年,他以《逻辑哲学论》作为他的学位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此就一直在剑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是在一家医院当门房,后又当了一名实验室助理。战争结束后,他重回剑桥,但在1947年辞去教授职务。虽然无论是他在世时,还是他去世后,维特根斯坦始终都是学术界和学院的宠儿,维特根斯坦热长盛不衰,方兴未艾。但维特根斯坦本人却与学术界和学院哲学格格不入。据他的学生马尔康姆说,“做一个职业的哲学家这个想法,他是非常讨厌的。他对大学和学院的生活强烈不满”[5]。1951年维特根斯坦因癌症逝世。死后留下的众多手稿中,《哲学研究》无疑是最重要的。维特根斯坦的其他著作还有:《1914—1916年笔记》(1914—1916)、《蓝皮书》(1933—1934)、《棕皮书》(1934—1935)、《哲学评论》(1929)、《哲学语法》(1930)、《关于数学基础的若干评注》(1947—1949)、《心理学哲学评论》(1946—1949)和《片言集》(1947—1949)等。《论确定性》(1969)则是他最后的一部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