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格认为，实在的东西，并不一定具有空间广延性，不具空间广延性的东西也可以是实在的。说概念是实在的，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符号，而是有内容的。概念的内容就是它的意义，意义是实在的。由此出发，弗雷格做出了著名的意义和意谓的区别。

在《论意义和意谓》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弗雷格一开始就指出，传统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a=b（综合命题）比a=a（分析命题）提供了更多的知识；或者为什么“昏星就是晨星”比“昏星就是昏星”包含更多的知识。弗雷格的回答是，这是因为，昏星与晨星虽然意谓相同，即它们都指同一的星体，但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意谓不等于意义。弗雷格在《论意义和意谓》中对符号的意义与意谓的关系有如下经典的表达：“符号、符号的意义和符号的意谓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是这样的：相应于符号，有确定的意义；相应于这种意义，又有某一意谓；而相对于一个意谓（一个对象），不仅有一个符号。相同的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7］但有时候符号可能有意义而无意谓，如“离地球最远的天体”这个专名就只有意义，而不一定有意谓。弗雷格还提醒人们，要把符号的意谓和意义与和符号相关联的表象区别开来。表象是主观的，因人而异；而意谓和意义都是客观的。

但符号对于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分析单位，最重要的分析单位是句子，因为只有句子才能表达思想。与符号一样，句子也有意谓和意义。句子的意义就是它的思想，而其意谓则是它的真值，即句子的真假。我们把句子中的一个词代之以另一个意谓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并不影响这个句子的意谓，但它们的思想却是不同的。如“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和“昏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不同的，但知道“晨星”和“昏星”指的是同一天体的人，都会知道，如果前一个句子真，则后一个句子也真，反之亦然。可见，思想并不是句子的意谓。

区分句子的意义和意谓对于判断句子的真假对错具有重要的意义。弗雷格重视的是语言表述客观事实或思想的功能，只有知道句子是真是假，我们才能真正得到知识。因此，我们不但要知道句子的思想，还必须知道句子的意谓。句子的意谓是由句子的意义，即句子的思想决定的。如果这个句子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那么它的意谓，即它的真假由它的这些组成部分的意义决定。

弗雷格对意义和意谓的区分使得意义研究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同时也为二十世纪的语言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言，弗雷格实际为现代西方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虽然句子的意谓由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意义而定，但语词（它们可以是句子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却要由语句的语境来定。弗雷格把“决不孤立地询问一个词的意义，而只在一个命题的前后关系中询问词的意义”作为他的第二条基本原则。上面已经说过，对于弗雷格来说，句子是为了述说，为了说出真的或假的东西，也就是作判断。语词的意义取决于句子的意义，语词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语词不可能作为一个空白的纯粹符号走进句子，为什么在句子中用这个词而不用别的词，决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词义本身的制约的。因此，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也已隐含了释义学循环的结构，即我们要知道句子各部分的意义，必须知道整个句子的意义；但句子的意义又是由句子部分（如语词）的意义决定的。因此，他的语境原则实际只是在此结构中才相对可能。也许确如达米特所讲的，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只是为了“使句子在语言中有一种特殊的独特的作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