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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民主哲学家，他一生的哲学努力可以归结为试图尽可能地扩大民主，让民主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实现。“他寻求一种无所不包的民主概念，一种对民主的全面的系统阐述，这种阐述不同于以往所有哲学家对民主的阐述。”［45］因此，杜威的政治哲学可以成为民主的理论。

以往的民主理论往往把民主狭义地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或一种政府形式。但在杜威看来，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民主的政治制度只不过是实现一种真正人道的生活方式的方法。与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同，杜威并不把个人理解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相反，人总是在一定的群体中生活，也就是说，共同体生活是人类的结构特征，而民主就是“共同体生活本身这一概念”。“关于共同体生活的明确意识，构成了民主概念的全部意义。”［46］因此，民主不是从国家开始，而应从家庭开始。“民主的核心和最终保证是邻居们聚集在街头巷尾反复讨论所读到的未受检查的当日新闻，以及朋友们聚集在起居室与公寓中自由地相互反驳。”［47］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的承诺，依赖于说服、说服的能力和通过理性而被说服。”［48］

杜威理想政治的样板是像他家乡那样的小城的政治生活，大家通过理性的商谈来参与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和集体生活。在他看来，“民主是一种自由和丰富的交往的生活的名称。”［49］民主的方法是磋商的方法、谈判的方法、劝说和交流的方法。杜威也看到，在现代社会，这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社会领域，人们往往并不服从科学理性的原则和科学方法，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牺牲民主。一方面，媒体通过宣传和制造虚假的公众舆论“从内部破坏民主”［50］；另一方面，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故意侵害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得确立一个公善的标准，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杜威认为：

政府、商业、艺术、宗教以及所有社会制度都有一种意义，一种目的。那种目的就在于解放和发展一切个人的能力，而不管个人属于什么种族、性别、阶级或经济地位……民主有许多意义，但如果说它有一种道德意义，那它的道德意义就在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一切政治制度和工业制度的最高检验标准就是它们有助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成长。［51］

这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衡量社会公善的惟一标准。这与马克思的思想不谋而合。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根据这个原则在各冲突的集团之间充当仲裁者的角色。由于社会总是存在一些“以共谋犯罪为目的的团体、在为公共服务时又侵害公众的商业集团、靠掠夺的利益维系在一起的政治机构”［52］，尤其是各种资本集团甚至决定了最重要的公众成分和权力部门，还必然伸手篡夺政府机构，控制立法和行政，政府必须抑制那些危害民主的团体，那些团体必然会阻碍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保证社会所有成员的全面发展，国家应该尽可能提供一切条件，哪怕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困难。

与许多英美政治理论家不同，杜威不是制度至上论者。在他看来，比起一个受过教育、经过启蒙、富有公益精神和积极能动的公民主体，制度是次要的。真正的民主系于这样的一个公民主体，而不是某些政治安排或政府形式。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公民主体，那么个人自由就会消灭在受人蛊惑的多数人的暴政之中。因此，杜威将教育看作养成民主习惯、培养合格公民的途径，是民主的必要准备。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心理和经济民主化的结果。尽管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并未证明杜威理解的那种民主的不断扩大，但他仍对民主充满信心，他相信民主将会不断地扩大。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杜威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1］〔美〕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吴牟人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2］Peirce，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Peirce，Cambridge，Mass.，1931—1958，1.14.

［8］〔美〕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吴牟人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14］〔美〕M.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5页。

［15］〔德〕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李健鸣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16］R.B.Perry，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Cambridge，1948，p.275.

［17］〔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3页。

［19］尚新建：《美国世俗化的宗教与威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20］〔美〕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页。

［24］J.E.Tiles，“American Pragmatism—James”，in Rout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Ⅶ，ed.by C.L.Ten，London&New York，1994，p.381.William James Earle，“William James”，in The Encyclopedia ofPhilosophy，vol.4，p.246.

［25］〔美〕M.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1页。

［27］〔美〕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3页。

［28］W.James，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Truth，Cambridge，Mass.，1975，p.118.

［29］W.James，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Truth，Cambridge，Mass.，1975，p.55.

［30］Horace Kallen，“Freedom and Education，”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on Man:Essays in Honor of John Dewey to Celebrate His Eightieth Birthday，New York，1940，pp.31-32.

［31］〔美〕简·杜威：《杜威传》，单中慧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32］John Dewey，“Philosophy and Democracy”，Characters and Events，New York，1929，2：843.

［33］John 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1899-1924，vol.12，Carbondale，1982，p.94.

［34］〔美〕杜威：“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杜威传》，第70页。

［35］Cf.Cornel West，The American Evasion ofPhilosophy，Madison，1989，p.88.

［36］John Dewey，“The Need for a Recovery of Philosophy”，On Experience，Nature，and Freedom:Representative Selections，ed.Richard J.Bemstein，New York，1960，p.25.

［40］John Dewey，“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ragmatism”，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1968，p.24.

［41］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1899—1924，（Carbondale，1976—1983），vol.9，（Cabondale，1985），p.157.

［43］〔美〕弗雷德里克·李尔奇：“杜威的经验思想和社会思想回顾”，《杜威传》，第188，187页。

［44］Richard Bernstein，“John Dewey”，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vol.4，p.384.

［45］〔美〕列奥·施特劳斯、〔美〕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哲学哲学史》（下册），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07页。

［46］John Dewey，Public and Its Problems，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1925—1953，Carbondale，1981—1990，vol.2，p.328.

［50］John Dewey，Freedom and Culture，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vol.13，p.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