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作为一个教育家与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一样有名。也许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将哲学和教育完全分开，因为他也说过，一切哲学都可看作是教育哲学。当然，如果像他这样一个大哲学家的教育思想与他的哲学没有关系，倒会是很奇怪的。教育的对象首先是儿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多数美国学校教育还是采取满堂灌的方式，这实际上是把学生看作被动的信息和知识的接受者。这是杜威坚决反对的。但杜威也反对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因为，儿童的经验还不成熟，而人的经验是需要发展的，教育就是促进这种发展。“教育即成长”的命题就含有这层意思。杜威认为，人的成长不可能是自发的，教育就是不断地重构教育，使其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在这过程中，儿童需要积累和吸取别人的经验，通过连续学习取得进步。由于儿童的经验还不成熟，不能让他们来挑选学什么和怎样学，“杜威从来没有讲过要放弃有组织的题材，或者取消教师的主导作用。”“‘儿童中心学校’这个术语在杜威的词汇中是没有的，其他像什么‘创造的自我表现的教育计划’和‘学生的积极性’等提法，一再使他表示惊愕。”［43］著名的“在做中学”也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反智主义的主张，而只是说一个合适设计的教育必须指导学生，通过让学生参与种种不同类型的经验而开发他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教育还有道德教化的功能，通过经验不断重构和成长发展孩子的道德品质。但这不是将德行灌输给学生，而是通过开发学生的公平心、客观性、想象力、对新经验的开放性，鼓励他们在新经验中改变自己的心灵来教他们德行。［44］

作为一个实践哲学家，杜威始终关心社会的改造，他的教育哲学与其他一些教育哲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把学校看作是社会改良的模型和手段。学校是个小社会，但它不应该是大社会的摹本或镜像，而应该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能反衬出大社会的种种缺陷，从而有助于它的改造。因此，学校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应该尽可能接近社会生活。但学校不是职业培训中心，而应是人们学会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合作共事的地方。教育不仅仅是教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促进个性的全面发展，培养有是非感、有责任心的公民，他们将能消除社会的罪恶，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