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一生兴趣广泛，除了哲学之外，他在教育和文化批评的领域也都有重要的贡献。但无论从他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事业和他对自己的看法来看，他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哲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彻头彻尾反传统的哲学家。在他看来，哲学不应该是只关心认识论问题那样的技术性问题，不应该是罕有人懂的学科，或某种超科学，即文化的基础学科，或接近先验真理的某个特殊领域的学科。哲学既不是一种知识形式，也不只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而是一种文化批判行为的模式。因此，哲学更多是与人类的洞察、想象和意义有关，而不是和真理有关。它关心的是对社会和文化最深层问题与冲突获得一种批判的看法，为达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未来规划理想。他认为哲学就是“批判的批判”（criticism of criticism），而批判则是“识别判断和审慎评估”。1918年11月29日，杜威在题为“哲学与民主”的演讲中简捷明了地指出：

哲学是一种希望的形式，一种努力行动的形式——即一种对智慧的热爱；但有个根本的附带条件，不要依附柏拉图对这个词的用法，智慧，无论它是什么，不是一种科学或知识的模式。那么一个意识到它自己本分与职责的哲学会觉得它是一种理智化的欲望，一种服从理性辨别与检验的追求，一种还原为行动有效规划的社会希望，一种对未来的预言，然而不是一门严密思想的知识学科。”［32］

以此来衡量，杜威认为，主要热衷于认识论问题的近代哲学已经走入了一条固定的轨道，与现实生活的关切越来越远，所以杜威终身以“改造哲学”为职志。杜威认为，哲学的专业化使得哲学不再关注当代的问题，而把它们留给了文学和政治。杜威则要把哲学从对传统的认识论问题的关注中解放出来，直面时代的问题。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去证明外部世界的地位或存在，而是我们人类如何来对付我们的环境和困境。在著名的《哲学的改造》中，他主张哲学应该摆脱像区分本体和现象世界，说明分离的主体如何能认识一个独立的客体这样的传统问题，而面对人类遭受的巨大的社会和道德缺陷与麻烦，集中于弄清这些弊病的原因和确切性质，发展出一个清晰的更好的社会可能性的想法。

因此，杜威的哲学具有明显的实践哲学的指向。他说：“未来哲学的任务是澄清人们关于他们时代的社会和道德竞争的观念。它的目标是尽人所能成为处理这种冲突的工具。”［33］哲学的功能既是批判的，又是改造的，它并不关心永恒不变的真理和存在。传统的哲学问题在杜威看来是必须超越的，他说：“如果认为哲学将模糊地和间断地出现在二千年欧洲史留给我们的那些问题和体系的范围之中，则标志着想象力令人可悲的灭亡。”［34］实际上杜威的确试图将哲学改造成人类改变自己处境行动的一部分，他的哲学尽管在外部上似乎还保留着一些传统哲学的语言和形式，实际却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一样，是对传统哲学的根本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