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现代最伟大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批评家。有人说：“在我看来，最终将是杜威，而不是福特，不是爱迪生，不是罗斯福，意义丰满地象征今日美国最好的东西和明日美国主义最有希望的东西。”［30］他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杂货商家庭。不像许多欧洲哲学家，在学生时代，杜威的表现并不突出。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时，两次申请奖学金都失败了，靠从亲戚那儿借了500美金才开始了他的专业学习。他对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兴趣始于大学的最后两年。但杜威一开始并未决定毕生以哲学为业。从家乡佛蒙特大学毕业后，他先当了两年中学老师。在此期间，他在一家《思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哲学文章，也同他以前的老师H.A.P.Torrey私下讨论哲学问题。在他老师的鼓励下，他决定进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其时，皮尔士正在那里教书，但杜威没有被他吸引，而是投在新黑格尔主义者George Sylvester Morris和实验主义心理学家G.Stanley Hall的门下。1884年，杜威以一篇论康德心理学的论文，完成他的博士学业，去密执安大学教书。他在那里待了10年，在此期间，他对纯思辨日益不满，开始寻求将哲学与人类公共事务直接关联起来的途径。1894年，杜威被聘为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他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著名的实验学校，来实现他自己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一些设想。由于与大学当局在实验学校的问题上摩擦日增，杜威于1904年离开芝加哥去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30年退休。退休后杜威并没有退出社会生活，他不仅笔耕不辍，而且还在78岁高龄时去墨西哥担任托洛斯基案调查委员会主席。1941年，他学术上的对手罗素被禁止在纽约城市学院教书时，他挺身而出，捍卫学术自由，与人合作编了一本书抗议这个决定。

杜威对中国充满了友好的感情。1919年，他应邀来华讲学，甫抵中国，就碰上五四运动爆发。这个古老民族表现出来的生机和活力，使他深受感动。他原计划在中国只停留一年，但在中国人的一再邀请和中国形势的感染下，他在华的讲学时间又延长了一年，总共在中国度过了2年2个月又12天，足迹遍布14个省市，大小演讲不下二百次。由晨报社编的《杜威五大演讲》，一版再版，供不应求。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更是通过他的学生蒋梦麟、陶行知和陈鹤琴等人的努力，直接影响了中国教育。

杜威对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他的女儿简说：“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31］抗战期间，杜威还给中国人民写过一封公开信，译成中文后由美国空军空投到中国的许多城市。杜威在信中说，中美两国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却遭到了一个背信弃义的敌人的无端侵略。我们被迫进入这场战争以保卫我们的独立和自由。中美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中国艰苦卓绝的斗争已使她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战争结束后，中国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对待也一定会结束，中国将赢得她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

杜威著作等身，由M.H.托马斯编的他的著作目录就有150页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有《我们怎样思维》（1910）、《哲学的改造》（1920）、《经验与自然》（1925）、《公众及其问题》（1927）、《确定性的寻求》（1929）、《新旧个人主义》（1930）、《作为艺术的经验》（1934）、《经验和教育》（1936）、《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自由和文化》（1939）、《人的问题》（194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