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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学说是狄尔泰晚年提出的理论，它似乎是他的历史性思想的一个必然结果。如前所述，对于狄尔泰来说，生命是一个不断对象化自己的历史过程。而人作为一个历史存在者，只能在历史过程中理解历史、历史生命。然而，面对纷繁多变的历史和世界，人又需要有一个理解世界的稳定的框架，来把握生命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世界观就是由于这种需要而形成的。换言之，面对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生命，我们必须有一个总体性的意义定位系统，可以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得以在一个总体结构中确定下来。世界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定位系统和总体结构。它是对我们全部经验的总体性解释。世界观当然不是纯粹理论、科学或哲学，而是经验、反思和解释的结合。它包含我们无意识的态度和种种深层预设，这些态度和意识支配我们的经验取向和理解。

世界观不是知识和理论，而是我们基本的信念系统。它不是产生于我们对事实的把握和认识，而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事实的前提。它不是任何个人意识的构造，而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风气、文化氛围，以及传统与民族性等，加上个人在世界上的种种关系，合力产生了世界观。但世界观的产生不能完全归于外在环境使然。世界观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对生命的自我反思，形成一种生命心态（Lebensstimmung），当一种生命心态为整个社会所共有时，世界观就开始形成了。世界观有着明显的价值取向，它不仅告诉我们是什么，更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它要给我们的生命一个一般的意义。因此，世界观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安身立命之物。它表达了对生命之谜的一种解答，但不是惟一的解答。人类种种不同的世界观，就是对生命之谜种种不同的解答，它们都只解开了这个谜的一部分，但谁都不是最终解答。

早在上大学时，狄尔泰就鉴于历史上种种不同的哲学，希望有一种“哲学的哲学”来对哲学本身进行研究，现在，世界观的重要性也使他提出一种“世界观的科学”的设想，它将结合现象学、释义学和思想史来对世界观进行研究，研究它们形成的规律，掌握它们的结构与条件，对它们的得失做出评判。如果说，世界观是人对实在的整体性解释的话，那么世界观的科学就是解释的解释。它解释的不是个别的心灵，而是历史、文化和社会中共同态度的一般结构整体。它还要区分世界观的类型，它是世界观的形态学。

狄尔泰区分了三种哲学世界观的类型：

第一种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认定感性知觉中的物理世界是惟一真实的世界。它所要理解与认识的是物理实在的规律性，精神现象在它看来只是派生与从属的现象。精神只是外部事物被动的感受者和记录者，自发的精神、自由意志都不存在，或都可以归结为物理或生理现象。价值与目的是人为的虚构，根本没有一点实在性。自然主义作为形而上学表现为唯物主义，作为伦理学表现为享乐主义，作为认识论表现为感觉主义，在艺术中表现为现实主义。狄尔泰认为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就是最新牌号的自然主义。但世界观不是封闭和静止的体系，它自身内在的辩证法（这是狄尔泰的讲法，实际是内部的矛盾和紧张）迫使它不断修正自己的前提。自然主义也不例外。自然主义内部的紧张是：事物对意识显现，但不能从显现的事物中派生出意识来；精神受自然制约，但它又能控制自然。这就迫使自然主义世界观向其他世界观转化。［63］

第二种世界观类型是主观唯心主义，也叫自由唯心主义。它是古代雅典人的创造，基督教又对它加以保存和改造，成了基督教的官方哲学。对主观唯心主义来说，精神高于自然实在，类型高于现实，应然高于本然。精神是主动的力量，它能将自己的形式加于自然。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物理因果性对它无效。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能提出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在宗教中这种世界观表现为人格有神论；在艺术中它表现为史诗和戏剧形式；在哲学中它表现为先验主义和意志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是内在地不稳定的世界观，因为它以作为“自我”或“主体”的精神相始终，就只能给社会文化世界提供一个脆弱的基础。它的预设必然经不起经验的检验。因此，它被迫要迁就经验传达的实在，否则就只有走向费希特式的主观唯我论。［6 4］

第三种世界观类型是客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将精神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种世界观构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大部分。客观唯心主义将主体或自我视为与宇宙统一成一个发展的整体。特殊东西只是这个囊括一切的整体的各种功能，部分只有对整体而言才有意义。在宗教上这种世界观表现为泛神论和万有在神论，神人距离消失了。这种世界观内在的紧张存在于它渴望认知的整体和它能把握的特殊之间。它最后往往只好承认大全只是一个象征或设定，而不是完全把握的实在。［65］

虽然给出了三个世界观类型，但狄尔泰一再声明，这种类型划分是临时的，只是为了帮助我们研究，为了让我们历史地看得更深一些。［66］世界观的学说就像一切方法一样，本身只是帮助我们去看，而不是目的。然而，他的世界观类型论还是对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发生了影响，他们纷纷用这个理论来作为克服“原子论经验主义”的工具，这其中就有雅斯贝尔斯和斯宾格勒。他的世界观的科学也开了后来知识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先河。

但是，狄尔泰的世界观学说也被一些人指责为相对主义。狄尔泰也承认，历史意识的确使我们看到了哲学体系和世界观的无政府状态。思想史和世界观理论似乎只是揭示了一片巨大的废墟。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成了时间的牺牲品。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思想体系，都相对于历史而合理，但没有一个拥有绝对真理。世界观总是说自己是普遍的，可批判的历史意识却让我们无法相信这一点，时间似乎可以使一切真理褪色乃至消失。狄尔泰说，这种矛盾是“当前哲学最深刻的、默默承受的痛苦”［67］。绝对真理的要求和历史意识之间的紧张构成了最基本的“历史的反讽”［68］。

但是，狄尔泰并不认为历史意识只有消极的意义。他在后期著作中肯定，历史意识能够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虽然人的精神及其创造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但这种有条件性也是这些东西可知和真理的源泉，因为真理正是由于这些条件，而不是没有这些条件。［69］也就是说，真理是具体事物的关系，任何具体事物总是有条件的，没有条件，就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就没有真理。知识和科学必须在历史中发展，肯定它们的过程性，不等于怀疑主义。狄尔泰认为，恰恰是历史意识本身可以使社会中人的能力超出时间和地点的局限。例如，在历史研究中，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者可以超越他自己的世界观。思想的有条件性不等于真理的怀疑和取消。因此，狄尔泰决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从不认为自己属于他列出的三种世界观类型的任何一种；相反，他对三种类型都持批评态度。如果他是相对主义者，他就没有理由这么做。

但人们批评狄尔泰是相对主义，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世界观理论，更是因为他的历史性思想。以研究历史主义著称的德国哲学家特洛尔奇就把狄尔泰算作是历史主义哲学家。胡塞尔更是因为历史主义对狄尔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历史主义在他们那里就是相对主义的代名词，因为历史主义以历史合理性来解释一切，拒绝承认任何思想与理论超历史的真理性。但狄尔泰并不是一个这种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就像他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一样。相反，他坚决拒绝那种将一切归结为历史的做法。他认为，社会文化世界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得到理解，但这并不等于否定一般理论的作用。他在《哲学的本质》最后就说，哲学史交给系统的哲学工作三个问题，这就是给单个科学提供基础、使之有效和有序，和一个不断需要对存在、根据、价值和目的以及它们在世界观中的联系进行终极反思的任务。［70］可见狄尔泰并不认为历史研究就是一切。此外，历史对于狄尔泰来说并不是只有变易，没有保持。批判的历史意识恰恰是要超越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但这决不是承认有什么“绝对科学”或“绝对真理”，当然更不等于胡塞尔的本质主义。

其实，狄尔泰就像他讲的歌德：“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问题；所有解决都包含一个新的问题——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停下。”［71］这个不停探索的现代浮士德，就这样为现代西方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1］Derjunge Dilthey:Ein Lebensbild in Briefen und Tagebüchern，1852—1870，hg.von Clara Misch，Stuttgart，1960，s.viii.

［4］Derjunge Dilthey:Ein Lebensbild in Briefen und Tagebiichern，1852—1870.s.6.

［7］Quoted from Michael Ermarth，Wilhelm Dilthey: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Chicago，1978，p.32.

［8］Willam James，The Letter of William James，2 vols，Boston，1920，1：p.110.

［9］Cf.Michael Ermarth，Wilhelm Dilthey: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Chicago，1978，p.36.

［10］Geisteswissenschaften的范围包括我们现在通常讲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因此，不能将它译为“人文科学”。照字面意义翻译虽也会引起唯心主义的误解，但不难纠正。

［11］Dilthey，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Frankfurt am Main，1970，s.164.

［12］Vgl.Herbert Schnädelbach，Philosophic in Deutschland 1833—1933，Frankfurt am Main，1983，s.172.

［13］Cf.Michael Ermarth，Wilhelm Dilthey: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Chicago，1978，p.109.

［18］Briefwechsel zwischen Wilhelm Dilthey und dem Grafen 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1877—1897，hg.von Sigrid von der Schulenburg，Halle，1923，s.91；Dilthey，Gesammelte Schriften，Bd.6，s.314.

［23］Dilthey，Der Aul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s.285.

［24］Cf.Michael Ermarth，Wilhelm Dilthey: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pp.126-127.

［30］Cf.Michael Etmarth，Wilhelm Dilthey: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pp.156-158.

［43］Cf.Michael Ermarth，Wilhelm Dilthey: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184-186.

［45］Cf.Michael Ermarth，Wilhelm Dilthey: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p.226.

［69］Cf.Michael Ermarth，Wilhelm Dilthey: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p.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