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1833年11月19日出生于莱茵河边一个叫Biebrich的小城。似乎是老天有意的安排，让他来接在这先后去世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1831）、歌德（1832）、施莱尔马赫（1834）和威廉·冯·洪堡（1835）的班，开辟德国思想的另一个时代。狄尔泰也的确没有只想做伟大前人的追随者，而是相信，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解。狄尔泰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为宫廷服务的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他的母亲是一个有名的指挥家的女儿，她使狄尔泰从小就热爱音乐，并能演奏音乐。对音乐一生的热爱也影响了他的哲学的方方面面。狄尔泰视听音乐为“一种宗教行为”。

狄尔泰在威斯巴登上中学时就已经在啃康德的书了。他曾回忆说，是他父亲藏书中康德的《逻辑学》一书使他真正开了窍。在中学里，他非常喜欢古典文学和古代语言。1852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中学毕业。按照父亲的愿望，他进入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学神学，而他自己当初却是想学法学。在海德堡读了两个学期后，狄尔泰转学到柏林大学。1856年，也就是他到柏林两年以后，他通过了神学和古典语文学的国家考试，然后暂停学习神学，在柏林的中学里教了两年书。1860年，狄尔泰对施莱尔马赫释义学的历史与批判的研究被施莱尔马赫学会授予双倍奖金。这时他已决心终身从事学术工作，学习的重点也转到哲学、古典语文学和历史。1864年，狄尔泰以《施莱尔马赫的伦理学原理》的博士论文获博士学位；同年，又以《道德意识试析》获教授资格。在柏林大学当了两年私人讲师后，狄尔泰先后去了巴塞尔（1867—1868）、基尔（1868—1871）和布雷斯劳（1971—1882）等地大学教书。1883年，狄尔泰去柏林接替洛采留下的教授职位，这也是黑格尔担任过的职位。狄尔泰无愧于他伟大的前任，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张扬的教师，但很受学生欢迎，他的课总是在有600个座位的大厅里上。1886年，狄尔泰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狄尔泰于1907年退休，退休后全力想完成他的著作计划，但最终还是没有完成。

从狄尔泰的生平看，他似乎与大多数德国教授没有什么两样，出生、上学、教书、死亡就足以勾勒他们人生的轨迹了。但狄尔泰却不是那种皓首穷经，一辈子躲在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相反，他是一个有着很强实践倾向和实践关怀的思想家，他思想的根本动力不是纯学术的追求，而是一种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和使命感。他说：“我们正在经历的科学与欧洲文化的巨大危机如此深刻和完全地占据了我的精神，渴望对此有所助益消灭了一切无关的个人野心。”［1］在逝世前几年，他迫切地说起要给在这个世纪（二十世纪）巨大危机中的个人与社会的生活安全和力量。［2］狄尔泰固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但更是一个思考人类命运的伟大的实践哲学家。他不属于学院，而属于人类。

狄尔泰从年轻时代起就对西方文明的危机有敏锐的洞察和体认，这种危机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在多数西方人歌舞升平的时候，他却认为大灾难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到来。他感到自己的时代是一个混乱和不确定的时代，思想与行动的最终前提都成了问题，人类社会及其基础都在动摇。这个危机就是现代性危机，它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改变了生活；世界性规模的工业；机器；工作是社会秩序的惟一基础；反对社会寄生虫的战争，别人已经为他们的闲暇付出了代价；一种新的对于人类掌控的骄傲的感情，这种掌控征服了自然，并许诺要消灭激情在社会中的盲目作用：这些就是一个世界时代的基本特征，它的黑暗和可怕的轮廓正在我们面前出现。”［3］

危机的基本症状是知识和生命的根本脱节。理论与实践日益加剧的分离产生了多少无思想的生命和无生命的思想。伦理学、美学、法学和教育学，这些与人类的理想与目标有关的理论领域成了大学的学科，却与普通人的内心越来越远。科学越发展，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越空洞，这种荒谬的结果就是“空虚的痛苦”。

基于上述对危机的认识，狄尔泰从一开始就对无思想、无生命、纯思辨的学院学术不感兴趣。他的理论著作虽然也是用学术语言写成，却有明显的实践意向。狄尔泰相信人生在世不只是存在，而是要行动。他甚至说：“哲学思想只有有效应才有权存在。”［4］所以，他想为之在理论上奠定基础的科学是“行动的人和实践世界的科学”［5］。在他看来，一切理论都是实践的理论。“一切真正哲学的成果和目标是最广义的教育学，人的教化。”［6］

狄尔泰不仅追求实践的理论，而且也从事实践的活动。在这一点上，他秉承了莱辛、斯劳塞和施莱尔马赫的传统，认为不能思辨地孤立地追求独善其身的理想。他试图把学术和科学的精神带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此，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狄尔泰在流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评论和短评。他这些文字包括的范围极其广泛，从光学的最新发展到日本小说。他不但评论已有定评的思想和文学界的伟人，也评论当世的人物，如孔德、达尔文、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密尔、洛采、朗格、文德尔班、冯特、泰纳，等等。

在政治上，狄尔泰属于左翼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拒绝用自由来交换统一，用精神来交换权力。但是，如同许多德国自由主义者，狄尔泰对完全的民主也心存疑虑，因为担心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他主张渐进主义和改良。他在巴塞尔大学的就职演讲中说，他的时代的任务不是建构一个遥远的理想，而是控制社会进程和人的当下世界。狄尔泰对国家的权力始终不肯稍借。在他晚年，他反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要建立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的计划。

虽然狄尔泰反对与生命脱节的学问，并力行自己实践哲学的主张，但这并不意味他主张无学问的思想，或他不太注重学问。正相反，狄尔泰可能是最后一位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巨人、学术大师。他在哲学、思想史、文学研究、史学、艺术、教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成就有口皆碑。他在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这些所谓实证科学的领域也是行家里手。他对当时自然科学的了解也非常人所及。他在巴塞尔大学的同事，瑞士著名文化史家布克哈特对他有如下的评价：“每次与他的谈话都立即表明，他活力四射。他并不只是理智地讲话——人们感到他关于世界、历史、文学和艺术的思想从一个灿烂的中心向外散发。他给人一种将能完成他进行的任何事的印象。”［7］而见过狄尔泰的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则说，学问对狄尔泰这种人就像呼吸那么自然。［8］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斯塔尔在他颂扬狄尔泰的文章中说他是“浮士德博士的同类”［9］。这的确是对狄尔泰的一个最贴切的描述。

狄尔泰勤奋至极，一直到死，他都保持每天工作14小时的习惯，故而著作等身，其中有些并未完成，但这些未完成的著作，未必不是像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一样，可以看作是完整的作品。《狄尔泰全集》将编为32卷，现已出20卷。狄尔泰著作质量之高，涉猎面之广，在整个哲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其中最主要的有：《精神科学导论》（1883）、《施莱尔马赫传》（第一卷，1870）、《体验与诗》（1905）、《哲学的本质》（1907）、《青年黑格尔传》（1905）、《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建》（1907）、《精神世界：生命哲学导论》（1883）、《描述和分析心理学的观念》（1894）、《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构建》（191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