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哲学中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却往往被他的研究者忽略的特性，就是它的实用主义倾向或实践特性。柏格森讲的生命进化不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过程，也是一个生物学的自然过程。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流行的进化论的许多观点，但进化论对他的思想仍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人的看法上。对于柏格森来说，人生在世，首先是要适应自己的环境，使得生命得以发展和延续。人首先是行动的主体，而不是认识的主体，人的理智能力是在适应和对付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柏格森对人的理解基本上是实践哲学的。

传统西方哲学对人的理解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基点上的；而理性又首先被理解为认识能力，即理论理性。这样，人是思维的主体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柏格森却认为，人首先是一个社会动物，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的交往活动需要使用理智。人又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需要人具有概念化和形式化的能力。人还是有语言的动物。语言促进了理智的发展，理智的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语言。因此，理智（理性）无论从其起源还是从其功能上看，都是实践的，而不是思辨的。［14］尽管这种实践的倾向造成理智将它处理的东西空间化和静止化，使得生命流变不息的本性被遮蔽，但这对于我们的生存还是必要的。

无论如何，生命的过程都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无论是理智的活动还是本能的活动，都首先是生存的活动。认识活动不但包含在实践的过程中，它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目的上都有明显的实践特征。柏格森一再强调意识不是大脑的活动也不依赖于大脑的活动，为的就是要突出意识或心灵的实践本性。在传统哲学中基本上处于次要地位的身体，在柏格森看来却是实践活动的中心。“我们的身体并不单单指这具肉体，而是指进入身体生命过程中的一切要素。”［15］这就避免了将人纯粹作为生物的人看待，而把一切实践的因素纳入了身体。身体立足在意识的极端状态中，身心在生命活动中原本就是统一的。

柏格森也许无意于提倡一种实践哲学，但他的哲学却很难说不是实践哲学的。我们看到，在传统哲学中占有主要地位的认识问题，在他那里只有非常次要的地位，而且被规定为本质上的实践的。生命活动基本上是一种生存活动、实践活动。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柏格森的生命概念也决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是已经有了新的形而上学含义。柏格森的生命概念固然有其宇宙论的意义，但最后还是落实在人的生命实践创造上。那种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力，归根结底是生命的创造力。柏格森说：“……面对创造的伟大事业——这一事业是一切的根源并在我们眼前完成——我们感觉到自己也是这一事业的参与者，是作为我们自己的创造者。”［16］由此可见，柏格森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甚至可说是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理论的实践哲学。因为“与纯理论的理想不同，生命哲学的出发点是思考和行动组成分割的统一体。甚至可以说，由于生命哲学要求思考进入生活，因而就没有必要是一种理论上的立场。那些不需要这种理论立场的人真正领会了生命哲学，因为它已经完全属于他的生命。”［17］

柏格森哲学的这种实践哲学品格，决不是孤立的。在他之前、同时和之后的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那里，都可以发现这种品格。这说明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是现代西方哲学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个明显特点。传统哲学问题在实践哲学中得到解决或消解标志着新的哲学问题将占据哲学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