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康德一样，柏格森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动力是要改造形而上学，或者说建立新的形而上学。虽然“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产生于希腊时代，但早在中世纪，它就已经像“哲学”一词那样，成了最高科学的名称。到了近代，它被正式引进哲学之后，几乎成了哲学的代名词。形而上学的危机，就是哲学的危机；而改造形而上学，就是要改造哲学；要建立新的形而上学，就是要建立新的哲学，康德是这样，柏格森也是这样。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柏格森，虽然不像德国哲学家那样对西方文明持严重的悲观态度，但这个文明的内在问题还是深切地触动了他。他在就任法兰西道德和政治科学院主席的演说中就指出，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物质文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精神方面并没有同时跟上，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大部分产生于这种灵肉比例失调。按照他的看法，科学处理的是物的问题，而精神的问题属于形而上学的管辖范围。精神不能跟上物质的发展，证明形而上学出了问题。

柏格森生活的时代，是实证主义流行的时代。在他的本国，有孔德的实证主义，而在英国，则有穆勒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柏格森自己最初也对斯宾塞的哲学很有好感。但是，斯宾塞关于时间问题的思想却使他最终放弃了机械论而转向他自己的思想道路。在柏格森看来，旧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它不能正确地把握生命，这是因为旧形而上学往往纯粹用理智的手段来处理生命的问题，这就使它无法把握生命的本质。为了说明这一点，柏格森从生命的本质现象——时间——着手。

一直到现在，一般人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牛顿物理学绝对时空的基础上的。所谓绝对时空，就是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无待于事物的宇宙框架，是万物创造的场所。按照绝对时空的观念，时间是均匀流逝的东西，因而可以加以客观地度量和抽象，例如我们可以将一天分为24小时，也可以把1分钟分为60秒。这里，每一个度量单位都是同质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柏格森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时间，即不是生命的时间，而是科学的时间，即可度量的和抽象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绵延”，它是生命本身异质性的延伸，而不是可以度量的、由同质同量的单位组成的科学的时间。“绵延”就像一段音乐，我们总是在总体上感受它，而不是将它区分为一个个组成它的音符。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理智来区分那组成它的一个个音符，但这时音乐实际不存在了。就像尼采说的，世界（生命）实际上是永恒的生成，但为了处理具体的事物，我们必须把生成变成存在，即用我们的理智将生成的某一部分暂时定格固定。尽管这么做是扭曲了生成，但是对于我们的生存却是必要的。科学的时间也是这样，它实际上是真正的时间的抽象化和空间化，虽然它歪曲了真正的时间，但对于我们的生存而言却是必要的。

近代哲学家大都认为，物体的特性是广延，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认为物体在空间中占有一个位置。这个空间是一个空洞的、同质的宇宙框架。我们以为时间是一条由一个个同质的、前后相继的瞬间或现在累积而成的线，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日常和在科学中是用空间来理解时间，或者说将时间空间化。这使得我们可以度量时间，计算时间，虽然这一切对于我们的功利目的来说是必要的，但无法使我们体会真正的时间。然而，在柏格森之前，几乎无人怀疑过这种时间概念。即使是康德，也不过是将时间看作内感觉的形式，而不是生命本身的形式。而在柏格森看来，我们恰恰应该从生命本身来理解时间或绵延。

生命是宇宙的一个基本事实，它不仅指个人的生命或有机体的生命，更指宇宙内在的生命力。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成，它永不中断，不可分割，因而叫它绵延十分哈当。当我们试图用语言或符号来表达生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将它从变动不居的东西，变为静止的东西，将它空间化。计量时间就是将时间空间化。生命或绵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异质的整体，但这种相异不是外在的，而是内部的。由于生命在时时刻刻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始终是异质的，所以它是不可预测的。传统哲学的“规律”或“必然性”的概念无法用于生命或绵延。这也意味着宇宙的每一瞬间都是创造，人的自由在存在论上得到了保证。

在传统哲学中，联想主义心理学是对自由的莫大威胁。而联想主义心理学之所以如此，与传统的空间化的时间观有根本的关系。联想主义心理学主要是用因果关系来说明人的行为。很显然，因果关系是建立在空间化的时间概念上的。只有将两个不同的事件理解成处于一前一后的不同位置上，因果关系才有可能。而如果因果关系能正当地用来解释人的意识状态，那就意味着人的意识实际上是被决定和可决定的，自由就无从谈起了。而根据柏格森的时间观，任何时间的瞬间都是独特的，生命之流中的任何事件，包括意识，都是从整体，从我们的整个人格中产生的，不受任何特殊的先决条件的支配，是无法预测的，是真正自由的。

也有人批评柏格森，说他对心理学决定论的否定并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虽然的确不能用物理领域里的严密性和必然性来规定和分析意识状况，但意识和任何事物一样，总有它的原因和动机。只要有原因，就不可能是自由的，除非它是自因。关键在于，要区别机械的因果性和创造的因果性，因果性意义上的决定论和可预言性并不是一回事。［2］说因果性意义上的决定论和可预言性不是一回事，这的确不错，但并不能由此得出有原因就没自由的结论。意识的原因不但可能是多重的，而且也常常是随机的、不可重复的。因此，以空间化的时间为基础的因果性在此根本不起作用，所谓创造的因果性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如果柏格森的时间概念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对心理学决定论的否定基本上就是正确的。

然而，柏格森提出他的时间学说，并不仅仅是为了坚持自由的可能，反对决定论，更主要的是通过对传统时间观念的分析批评，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用空间来理解时间，而不能看到真正的时间，说明它的确有问题。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用理智来理解生命。但理智并不是生命的惟一形式，除了理智之外，本能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就是要向人们表明这一点。

柏格森出生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的那一年，1859年。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柏格森深受一般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也主张宇宙进化，却不是在机械论的意义上。他对当时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并不赞成，他认为生存价值并不是进化的惟一因素，进化也没有终极。生命的进化不是一条线性的轨迹，而是像炮弹爆炸一样，爆炸后飞出许多碎片，向四周飞散；每一碎片又再爆炸，形成无数碎片四散开去，以至无穷。生命进化的原动力是生命的冲动，它的运动分为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向上的喷发产生有生命的事物；向下的坠落则产生无生命的事物；这两种倾向的交汇点则构成生物有机体。柏格森的这种对宇宙进化的描述使人想起了某些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描述不大会有什么吸引力。

但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柏格森这种古代哲学式的对宇宙进化的描述，而是他通过这种描述所揭露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缺陷。在对待宇宙进化的问题上，传统形而上学不是采取机械论的立场，就是采取目的论的立场。按照机械论的立场，只要我们知道了宇宙的内在法则，原则上可以一下子认识所有的事物。而目的论认为事物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结果也和机械论一样。而柏格森认为生命进化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有目的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自由创造的过程。生命的创造是不可预见的，也是复杂的、异质性的。

柏格森虽然不同意“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说法，但他承认生命进化必须克服种种外界的阻力，首先是物质世界的种种阻力。要克服物质世界的种种阻力，既要靠本能，也要靠理智。在对付外界环境方面，理智似乎比本能更管用，本能只能做出当下的反应，而理智不但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而且还能利用它的形式化能力产生科学，对人类生命的进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理智一旦超越自然的统治，就以无生命的固体为主要对象”［3］。这其实就是说，理智是我们将永恒的生存定格为存在的工具，经过理智的定格处理，生成的宇宙就变成了由固定事物组成的物质世界，广延当然就成了物体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说，空间占据了我们的视野，而真正的时间——生命在被空间化以后，退出了我们的意识。

人们这么做不是没有回报的，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功利目的来安排和操控那些固定的物体。但这也是生命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就是这种理智活动的结晶。我们看到，在对待理性和知识的问题上，柏格森与叔本华、尼采，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如出一辙，都是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知识观相反，坚决主张实用主义的理性观和知识观。在同一时代，这些不同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相同的结论，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但柏格森从人类功利目的的角度解释理性与科学，目的却不在知识论，而在形而上学。

柏格森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只用理性的方法来对待客观世界，即上面所讲的用空间、静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而看不到世界实际是一个永不停息的生成过程。形而上学的这种思维方式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几何学还是物理学，都是把运动理解为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移，而实际上“运动是一种心理上的综合，是一种心理的、因而不占空间的过程”［4］。就如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阿基里斯（Achilles）与乌龟赛跑的例子所表明的，理智一旦试图透彻分析运动，就会碰到悖论或矛盾。然而，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形而上学不是去弥补科学思想的不足，其对世界的态度反而与科学如出一辙，即都是用理智的方法来对待世界。近代哲学家同样如此，在近代科学的影响下，他们同样把运动和时间空间化，将具体的时间形式化和概念化。康德试图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却不能把握生命本身，消除身心对立。传统形而上学不但不能把握生命的本质，反而产生了诸如“为什么有某物存在而不是无”这样的伪问题。

我们在这一讲的一开头就说过，康德也对形而上学不满，但他不满，不是因为形而上学不能认识生命的本质，而是因为形而上学未能澄清知识的基础。因此，对于康德来说，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就是通过批判来确定理性知识的基础。而柏格森正相反，他不满传统的形而上学，要建立新的形而上学，是要超越理性的范围，将形而上学建立在直觉而不是理性的基础上。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思想上的这种明显转变，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