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基础进行彻底的反思。价值概念产生于十八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哲学家在十九世纪把它引入哲学，成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哲学概念，一般指道德规范或理念。但在尼采那里，价值概念有其特殊的含义。海德格尔指出：“价值一词对尼采至关重要。只要看一看他赋予权力意志这一思想路径的子标题：‘重估一切价值’，立刻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价值对尼采意味着生命的条件，……”［10］这就是说，与传统哲学不同，在尼采那里，价值首先不是与道德或美学有关，而是与生命有关的一个概念。因此，价值的状况，就是生命的状况。重估一切价值，就是重估我们生命的条件。因此，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范围十分广泛，它几乎包括了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最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即道德、宗教和科学。

在《道德的谱系》的前言中，尼采告诉我们，他自幼便对善恶的起源感兴趣，13岁时就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尼采认为，道德的根源，不应该在先验的领域里去寻找，而应该在人自身寻找，既然它只是与生命有关。从人的生存现状看，现存的道德价值就必须批判，“就必须对这些价值的价值提出疑问”［11］。这也就是要重估它们的价值。如何重估？看“迄今为止它们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人的发展？它们是否是生活困惑、贫困、退化的标志？或者与之相反，它们自身就显现了生活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或者显现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12］

在对西方的道德体系进行一番追根溯源的谱系学研究后，尼采发现，西方道德违背了自然，毁灭了生活，取消了存在的伟大特征，阉割了人性。它使我们错失了自然，偏离自然，就好像是我们在引导自然一样。而道德哲学“在对道德的所有阐述中没有一点真理，所有概念的因素……都是虚构的，所有心理的因素……都是虚假的，所有被人们搬进这一谎言王国的逻辑形式都是诡辩。道德式哲学家们所宣扬的，都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纯洁性”［13］。“我们的道德感同我们的恶毒与自私一样，是建立在谎言与想象的基础上的。”［14］所谓的善恶好坏，都起源于非道德，本身并无什么绝对性，却伪装成绝对的样子，实际是对生命的束缚。并不是某些道德价值有问题，而是道德本身就有问题，它束缚生命，压制生命，剥夺了人的自由。因此，尼采提出“消灭道德，以便解放生命”。这是“对两千年来违背自然、损害人性的现象进行的一次行刺。”［15］

但是，尼采反对的其实不是道德本身。因为正像他自己意识到的，对道德的质疑和批判，只能是道德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出于更高的道德，而不是出于非道德。非道德不会去进行批判。尼采反对道德的绝对普遍性，但他肯定道德个别的历史的普遍性。他并不主张取消一切道德，而只是要反对扼杀生命的道德。具体而言，就是西方的犹太—基督教道德。这种道德起源于弱者对强者的怨恨。他们处处不如强者，于是就发明了这种道德，即奴隶的道德来束缚强者的手脚。这种道德要求怜悯、同情，主张禁欲主义，宣扬谦卑的美德，使人变成俯首贴耳的庸众。毁灭这种道德，就是要赢得强有力的、高贵庄严的人，即自我创造、自我立法的人。

由于基督教会对那种奴隶道德的产生要负主要责任，尼采对基督教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他谴责基督教会，是因为他们把一切价值变成无价值的。基督教不但不能促进人类的生活，反而对人类社会起一种腐蚀的作用。基督教是一种颓废的宗教，他们的价值判断完全压制了人的本能。尼采曾这样来批判基督教：

基督教编造了人的理想，即对人提出的要求，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肯定与否定。基督教留下了一套荒诞不经的寓言、拼凑的概念和神学，同我们毫不相干；它们说不定还要更加荒诞不经，可我们倒不一定介意。但是，我们要同那种理想斗争，因为它要以其病态的美貌和女性的诱惑，以其隐蔽诽谤者的巧言令色来说服一切厌倦怯懦和贪图虚荣的灵魂——最强者也有疏忽的时候——仿佛一切在这种状态下显得最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如信任、无顾虑、无要求、忍耐、博爱、忠于上帝、忘我等等）也就是最合意的东西了；仿佛灵魂，这个渺小而无稽的怪胎，道德的平庸动物和羊群般的人，不仅优越于更强壮、更恶毒、更如饥似渴、更放肆、更奢侈因而更历经坎坷的人，而且仿佛正是他们才把理想、目的、标准、最高的合意性给予了一般人似的。过去，树立这种理想乃是人受到的最不祥的诱惑。因为，这种理想威胁人健壮的特殊地位和幸运状态，权力意志和要求全人类上升的意志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前进的。没落，它要用理想的价值彻底审核高等人的增长，因为高等人自愿忍受危机四伏的生活，以便适应更高的要求和任务（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企业家的支出同失败的机率成正比）。我们要战胜基督教的以下各点：它摧毁强者；它挫折强者的锐气；它利用了强者的失利和懈怠，也就是把强者引以为自豪的安全感一变而为动荡和良心危机；它善于毒化高贵的本能，直至本能之力和权力意志败阵，掉头反对自身为止——直至强者由于滥用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而灭亡。［1 6］

尼采对科学的批判是他重估一切价值的主要部分。尼采对“科学”的理解是相当古典的，“科学”的范围包括全部人类的知识体系。因此，他对科学的批判也就是对整个人类知识的批判，或者说，对以往知识观的批判。西方传统的知识观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基础上，是极端理性主义的。人追求知识，纯粹是出于知识本身的目的，是非功利的，即所谓的“为知识而知识”。知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和反映，是理性运作的结果，知识是理性的活动。尼采对这种理性主义的知识观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从苏格拉底开始，灵魂与身体二分就是西方思想的一个特征，并且，灵魂总是高于身体，灵魂是根本，身体是附庸；灵魂是主宰，身体是工具。尼采将这个案彻底翻了过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说，灵魂与身体是不可分的，灵魂并不高于身体；相反，灵魂是身体的工具。尼采也许是哲学史上第一个赋予身体以基础意义的哲学家。身体是本能与冲动的集合，是力的集合。它不仅是美德的起源，也是一切知识和真理的起源，思想只不过是内驱力的一种功能。我们追求知识，是因为我们有征服欲，知识是权力的工具。知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摹本，而是一个解释的过程。但传统的科学却以为它们的解释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将自己的虚构硬加在现实上面。这实际上是理性的知识在限制生命，把知识当做生命的仲裁者。这样，知识与生命的真实关系反而受到阻挠。在苏格拉底以降的西方知识传统中，“获取知识的本能总是受到约束，它被迫放弃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命根基，并使自己坠入不确定的深渊。”［17］

尼采要求将感性的身体代替理性的主体，从生命和权力意志的角度重新理解知识。这就意味着知识从一种理性活动变为生命活动。它是生命力的表达。尼采的这种理解，固然揭示了西方传统知识观忽视知识的人类学基础的问题，但他将知识问题变为求生存的问题，变为功利和实用的问题，实际上是要破除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科学教条，非此无法将知识问题与生存问题挂起钩来。

既然为知识而知识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那就意味着科学本身不是目的，科学也有它的界限。首先，科学是对事实的认识，而不是对存在的认识。其次，重要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第三，科学上的明确性并不是真正的可靠性。第四，科学无法为生活设立目标。第五，科学无法回答其自身的意义问题。［18］尽管这样，科学在现代却本末倒置地取代了宗教的地位，成为一种新的信仰。尼采敏锐地感到盲目崇拜科学的危险，他警告人们，当心俄狄浦斯的命运：“解开了自然之谜的人，必定是杀父娶母、瓦解了神圣的自然秩序的人。是的，神话看来向我们透露出，智慧是个违背自然的残酷现象，那靠自己的知识将自然推入深渊的人，自己也要体会自然瓦解的过程。”［19］今天地球上日益加深的生态危机，使我们觉得尼采的这个警告未必是危言耸听。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明的基础进行根本性批判，进行诊断。这种诊断本身就是重新评估。但他的目的并不纯粹是否定的，他是想通过重估一切价值来恢复被基督教重新评估过的古代的价值。或者说，他要把被苏格拉底和基督教颠倒了的价值再重新颠倒过来。但他无意于为别人创造价值，他把这个任务留给每一个不想随波逐流的人。但问题既然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问题，那么，个别人为自己立法能改变那些流行的价值对整个文化的统治吗？正是在这里，暴露了尼采思想本身的空洞性。他的思想“实际上是无根无基的，因而它是与事无补的。”［20］

但尼采也许不那么悲观，因为永恒轮回的宇宙运动保证了一切好的和坏的都会一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