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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
1.5.2 尼采的早期思想
尼采的早期思想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哲学的起点,虽然不少人是根据书名来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部关于戏剧和艺术的著作,但作者却在前言中明白地告诉读者,这部著作是在讨论“严肃的德国问题”。而“严肃的德国问题”实际是严肃的生命问题,是如何面对生命和如何理解生命的问题,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引导尼采走向这个问题的,无疑是叔本华。

尼采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时就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虽然叔本华的哲学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也给予叔本华极高的评价,但从一开始他与叔本华就有一定的距离。他同意叔本华的思想,认为人生是“极痛苦、充满着矛盾对立的生物永远在变化和更新的幻梦。”只有艺术可以使人逃避人生的苦难,忘却我们的不幸和痛苦。但叔本华认为,艺术只能给我们暂时的忘却和幸福,而人生从根本上说是无价值的,是应该抛弃的。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教导我们认识到生命的毫无价值,使我们得到弃绝意志的智慧。

尼采虽然接受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前提,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尼采认为,希腊人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民族,极能感受人生根本的痛苦。但他们没有像佛教徒那样否定生命的意志,因为艺术救了他们。作为希腊艺术最高成就的悲剧,它的快感产生于这样的想法:尽管现象界在不断变动,但生命归根结底是美的,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尼采认为,人身上那种原始的欲望和冲动,他称之为“动物力”,为艺术的出现提供了原始的动力。人总希望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当人们学会把它们用于艺术活动时,它们就不断得到了美化。艺术是它们的变形。艺术表现它们,进一步刺激它们,但也提高它们,改变它们的方向。在艺术中,这些“动物力”只是受到压抑,并没有被削弱和根除。在它们的艺术表达方式中,它们人类化了,精神化了,因此能为提高人生的价值服务。尼采的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创造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是弗洛伊德最推崇的思想家之一。

艺术既要有丰沛的生命冲动,又要有精致优雅的形式。尼采用酒神狄奥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来分别象征艺术的这两种要素,也是人性中两种原始的本能或倾向。酒神代表人性中激情冲动的那一面,而日神则象征着人性理智静观的另一面。它们在悲剧中得到了统一。悲剧揭示人真实的生存,让人直面生命本身。“诗的境界并非像诗人头脑中想象出的空中楼阁那样存在于世界之外,恰好相反,它想要成为真理的不加掩饰的表现,因而必须抛弃文明人虚假现实的矫饰。”[2]所以悲剧的主角在最早总是代表原始生命及其苦难的酒神。

可是,尼采认为,希腊悲剧就断送在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三大悲剧诗人”的欧里庇得斯手里。欧里庇得斯用日神来代替酒神作为悲剧的主角,使悲剧失去了最初具有的狂放的生命力,冷静的理性支配了悲剧。“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运用最巧妙的艺术手段,在头几场里就把剧情的全部必要线索,好像在无意中交到观众手上。这是显示了大手笔的笔触,仿佛遮蔽了必然的形式,而使之作为偶然的东西流露出来。但是,欧里庇得斯仍然相信,他发现在头几场里,观众格外焦虑地要寻求剧情前史的端倪,以致忽略了诗的美和正文的激情,所以,他在正文前安排了开场白,并且借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物之口说出它来。常常是一位神灵出场,他好像必须向观众担保剧中的情节,消除对神话的真实性的种种怀疑。这正像笛卡尔只有诉诸神的诚实无欺,才能证明经验世界的真实性一样。”[3]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那里,悲剧就是生命本身的宣泄;而在欧里庇得斯那里,悲剧变成了理性的客观认识过程。清醒的哲人代替了醉醺醺的诗人,悲剧衰落了。

但这决不只是悲剧的命运,也是西方文化的命运。欧里庇得斯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悲剧中实现苏格拉底的原则。苏格拉底不能接受生命的丰富多样性,在他看来,生命是简单的:“知识即美德;罪恶仅仅源于无知;有德者即幸福者。”理性和知识成了生活的惟一主宰和目的。这样,作为原始生命艺术流露的悲剧就注定要灭亡了。悲剧的灭亡标志着人类文明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从此,求知欲不可思议地泛滥于整个有教养阶层,科学被当做一切大智大能的真正使命汹涌高涨,从此不可逆转;由于求知欲的泛滥,一张普遍的思想之网笼罩全球,甚至奢望参透整个太阳系的规律。因此,苏格拉底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4]

这个转折点的特点就是知识高于一切,包括生命。“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及被日神的希腊人称作‘睿智’的那种难能可贵的灵魂的宁静,在苏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现代后继者们看来,都可由知识辩证法推导出来。”[5]唯理智主义支配了此后的西方文化。到了近代,对科学的崇拜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唯理智主义。但就在同时代人都对科学寄予无限信任和希望时,尼采却敏锐地预感到:“科学受它的强烈妄想的鼓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界限,它的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这界限上触礁崩溃了。”[6]科学的界限不是别的,就是生命本身。生命本身是无法用逻辑去把握的,因为它是永恒的生成,是不确定者。

尼采决不是要反对科学和理性,而是反对它们的僭越和霸权。当它们要统治本不属于它们的领域时,当它们要越出它们的界限时,生命就会受到损害,就像古希腊悲剧的命运所昭示我们的。《悲剧的诞生》奠定了尼采哲学的基础,他后来的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其萌芽,除了权力意志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