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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克果认为，人在通往上帝的道路上要经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逻辑递进的关系。它们是三种不同的生活形态，也是灵魂发展的三个理想阶段。这三个阶段是（1）感性阶段，（2）道德阶段（3）宗教阶段。

感性阶段指的是将追求感官享乐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为肉欲和本能冲动所支配，想方设法追求官能的满足。他们花天酒地，纵情声色，醉生梦死，毫无节制。祁克果自己在年轻时也有过这样的生活。这个人生阶段的典型形象是唐·璜。唐·璜追求一个又一个女性，每一次都是始乱终弃，但他以此为乐。在他眼里，根本没有道德和任何约束，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责任。为了避免欲望满足后的无聊，他不断追求一个又一个新的欲望，不断改变寻求快乐的方式。从表面上看，感性的人似乎是非常自由的，他们为所欲为，不知什么叫约束，实际上他们却被内在的空虚和无聊吞噬。感官的享乐总是不长久的，到手的东西不久就会厌烦，就要去寻找新的刺激来代替。但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新的刺激不能给他长久的满足。他被自己的欲望驱动着寻欢作乐，为外界的事物和自己的本能所支配，完全丧失了对于自己生命的独特感受。他会有苦恼，却不明白苦恼的根源；他无聊，却不懂得人生真正的意义。当然，很多感性的人也不会朝这方面想，他们只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就行了。但祁克果作为一个过来人，他知道这种生活是多么肤浅，热衷于这种生活的人不可能对人生有深刻的感受。最后，总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会渐渐发现，他们这种追求物欲满足的生活其实无聊至极，四顾茫茫，几乎找不到拯救的出路。这时，无名之畏渐生，这些人终于看到，如果不想随便打发自己的生命，他们就会面临这一个重大的人生道路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飞跃，通过这一飞跃，人们进入另一个生活阶段。

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道德阶段。道德阶段的人，即有道德的人，对于人生的意义有清楚的认识。他们看到，试图通过感官享乐来追求幸福不啻于缘木求鱼。幸福的根源在我们的内心，而不在外部世界。幸福在于我们能为自己的原则去生去死，完全献身于我们认为是正义的事业。苏格拉底就是道德生活阶段的典型形象。

道德阶段产生悲剧英雄，苏格拉底的形象，就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感性生活不等于恶，而是无所谓善恶。而道德生活则相反，它有明确的原则；并且，它要求人们为了这些普遍的原则放弃自己。用祁克果的话来说：“悲剧英雄为了表达普遍而放弃自己。”［35］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他为了坚持他认为是正义的那些普遍原则，甘愿去死。感性的人没有章法，无可无不可；而有道德的人则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善良、正义、节制和仁爱等美德。如果他的行为不能体现这些美德的话，那么他的人生就毫无价值可言。这些美德并不是外在的强加，或先验的规定，像康德的绝对命令那样，而是出于人们的自我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选择，即采取一套新的价值——善与恶的价值。”［36］可见这种道德的选择有点像尼采的价值重估，它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的价值标准，而是要选择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做出某种生命的承诺。这样，有道德的人在生活中按照自己的道德原则来行事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然而，“道德的生活涉及到具体的人，并且涉及到他们当中的所有每一个人本身”［37］。人的行为并不能时时处处都符合一般的道德要求。一旦有道德的人意识到他未能满足他承诺的道德义务时，他会有一种有罪感。解决这种有罪感，道德无能为力，牵涉到对上帝的信仰。这时，人又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即是选择还是拒绝对上帝的关系或对上帝的信仰。如果选择了信仰上帝，那么就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宗教阶段。

宗教阶段是人与上帝直面相对的阶段。如果说，在感性阶段人为物欲所支配，在道德阶段人为理性所支配的话，那么在宗教阶段人就是为信仰所支配。在这个阶段，人发现自己在趋近上帝时才真正实现了自己。但宗教阶段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阶段，它甚至要求人做出比道德阶段更大的牺牲。这个阶段的典型形象是亚伯拉罕。据《圣经·创世纪》说，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对他的信仰，叫他带着他所钟爱的独生子以撒到山上去，把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尽管痛苦万分，尽管杀死亲子为人伦所不容，亚伯拉罕却无条件服从，带了他的儿子以撒上山。就在亚伯拉罕举刀欲砍以撒时，上帝将一只公羊送到树丛中去，救了以撒的命。祁克果用这个故事说明，在宗教阶段，起作用的不是普遍的道德理性，而是绝对的上帝意志，它不像道德律那样，它没有普遍性。亚伯拉罕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来行事。也靠这种超理性的宗教信仰，人们才能达到与上帝面对面的阶段，才能成为上帝面前的个人。

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论使人想起黑格尔正反合三段式的辩证法，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人生三阶段是三种生活样态，三种人生的可能性，决非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相反，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第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之间没有逻辑的关系，它们不是一个思维的正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转换的动力是意志的行动，而不是理性的逻辑。这个意志的行动，就是人的选择。

但选择没有什么标准，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上，理性往往是无能为力的。理性往往并不能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问题，生命的许多重大举措也不是经理性论证后才做出的，所以祁说，选择归根结底是非理性的。但这不是说选择像动物行为一样，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使然。人之所以在人生的转折点上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是有一定的标准，只是这种标准出于我们自身生命的承诺，所以它不可能是普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种价值相对主义或价值无政府主义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感性生活与道德生活或宗教生活应该并无孰高孰低的区分，但祁克果在论述人生的这三个阶段时，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他显然认为宗教阶段要高于另两个阶段。祁克果并不认为人生选择是完全任意、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他认为最终选择的价值对人生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都必须对他的选择负责。

祁克果始终坚持不能像黑格尔等体系哲学家那样，用客观研究方法来掌握只能主观进入和掌握的东西，主观的真理不是理性可以理解的，无法用客观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如果这样的话，理论是否可能？因为任何理论都需要用普遍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包括祁克果自己的理论，它必然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人们也必然要，也只能用客观的理性的方式来理解它和分析它。在任何理论领域，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不可能绝然隔绝。当祁克果在阐述他的人生三阶段理论时，他实际上并不是把它作为自己个人的想法，而是把它作为普遍的理论阐述的。祁克果人生三阶段理论的内在矛盾是他不明这一点所致，或如某个美国学者说的，“用理性去混淆理性”［38］所致。但祁克果从来也没有反对理性，相反，他自己在论证的时候主要还是用理性的手段来说服他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祁克果的非理性主义只是相对的。

祁克果的哲学在理论上有不少困难，格局也不是很大，他关心的始终是将个人生存放在哲学关注的首位。在有血有肉的个人生存面前，理性与逻辑的缺陷与不足昭然若揭。但祁克果在这里给我们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过去哲学家没有加以重视的问题，而更是现代社会实际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日益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地位的确越来越不受注意和重视，人们习惯把自己消融在群体之中，误以为物欲的追逐与享受就是个体性的体现；而实际上却几乎无处去找自己的个性。传媒复制了一切人的口味、嗜好，甚至喜怒哀乐，顽强坚持自己个性的人不是被认为不合时宜就是被目为疯子。哲学家理性体系中没有个人的地位恰恰是个人在理性化的社会中没有地位的哲学写照。现代意识形态往往使人误以为现代是历史上个性最得到伸张的时代，祁克果的哲学却使我们不能不想一想这种想法是否只是一个天真的幻想。祁克果的哲学让我们感到的不是真理的满足，而是对真理的不安，这种不安也许可以是我们摆脱那些往往不太容易摆脱的成见，直面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这也许就是祁克果哲学的价值所在。

［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310页。

［2］〔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页。

［4］〔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下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03页。

［5］〔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2-103页。

［16］〔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8-149页。

［17］〔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49页。

［30］〔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3页。

［32］〔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6页。

［36］〔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9页。

［37］Kierkegaard，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Princeton，1944，p.284.

［38］〔美〕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