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也译作克尔凯廓尔，1813—1855）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富商家庭，从小受到他父亲的很大影响。他父亲原本是日德兰半岛上的一个农奴，做羊毛生意发了财之后，成为哥本哈根的头面人物，城里知识界的精英经常在他家聚会。老祁克果虽然没受过教育，却有过人的天赋，能和这些学者争论问题，好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有很高的要求，给他讲故事以启发他的想象力，经常和他交谈与辩论。祁克果对他父亲极为崇拜，但也因为如此，他父亲也在他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阴影。

老祁克果是个虔诚的信徒，儿时在日德兰放羊时因孤独和饥寒交迫诅咒过上帝，后来终身担心天谴。父亲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心态使祁克果的生活从小就蒙上了阴影。还有证据说他曾经看见过他父亲与人通奸。这对一个对父亲无限崇拜的人来说，不啻天塌了一样。他曾在1836年春天试图自杀，未果后反而一改常态，变成一个登徒子，过了一段花天酒地的生活。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内心悲观恐惧的状态。祁克果后来在生活中宁可自讨苦吃，也不愿过“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与早年的这种阴暗经历很有关系。

祁克果早年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他进大学学习神学，准备将来当一个牧师。1840年7月，他以最优的成绩通过学位考试，当上了牧师，并布了第一次道。也就在这一年他和一个丹麦政府官员的女儿订了婚。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财产、事业、爱情祁克果都有了，似乎幸福人生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然而，他却对这些弃之如敝屣。先是他不满教士和教授们对基督教的肤浅解释，也不愿服从教会规定的教条，更加憎恨教会的虚伪和浅薄，对此痛加抨击。虽然他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始终没有向教会妥协，临终时还拒绝从一个牧师那里接受圣礼。

祁克果放弃自己的宗教生涯还不算，他在与未婚妻订婚一年后出人意料地解除了婚约。做出这个似乎不近人情的决定对祁克果来说并不是轻松的，他也为此而痛苦。但是在他，这是服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他相信自己是一代人里两三个杰出的人之一，承担着一个使命，要在可怕的激情中发现对别人有好处的东西。在上帝和未婚妻之间，他只能选择上帝。然而，对于哥本哈根保守的中产阶级社会来说，这是无法接受，也不能容忍的。一时间流言四起，祁克果成了为社会所不容的人。

当时哥本哈根有张发行量很大的黄色小报《海盗》，专门以刊登丹麦名人的谣言和丑闻为能事。祁克果撰文痛斥《海盗》低下的格调，结果招来加倍的报复。媒体把他变成了世人皆欲杀的“第一流的恶棍”［31］。然而，教会、社会和媒体并没能将祁克果整垮，他依然我行我素，过他特立独行的生活。

祁克果解除婚约后，就去了柏林。此时黑格尔已死，谢林重登杏坛，讲课往往以黑格尔为批判的标的。祁克果对谢林的演讲非常欣赏，他后来对黑格尔的批判不能说完全没有谢林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肯定不是谢林，而是他自己。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哲学已无法使他满足，他要的是能和生命直接相关的哲学。

从柏林回国后，祁克果过着在一般人看来是游手好闲的生活，没有职业，靠遗产过日子。他把遗产大都用来出版他写的东西，不久就告罄了。到他42岁死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一文不名了。长期紧张的脑力劳动和精神压抑使他过早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许多有趣而难读的著作。

祁克果的主要著作有他的学位论文《论讽刺观念》（1841）、《非此即彼》（1842）、《恐惧与战栗》（1843）、《畏的概念》（1844）、《人生道路的各阶段》（1845）、《〈哲学片断〉一书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1864）、《致命的疾病》（1849）等。祁克果的书之所以难读，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欢用不同的笔名来发表作品，而且往往用一个笔名发表的著作批评用另一个笔名发表的著作里的思想。他这么做的理由是要避免构筑一个像黑格尔的体系那样庞大单一的体系；同时也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各种观点，让读者自己来选择，而不是作者直接去影响读者。但这么做却给人们把握他的思想平添了不少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