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从诞生到现在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其间产生了五花八门的思想流派，产生了众多重要的思想家。拿整个西方哲学史来看，现代西方哲学也许是除了古希腊哲学之外，最为丰富多彩的。它不像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那样，问题比较集中，哲学语言也比较统一，比较容易理出一个头绪和脉络。现代西方哲学不仅流派众多，而且往往各说各的，使用不同的话语，彼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对话，甚至也不屑对话。例如，对于逻辑经验主义来说，海德格尔哲学是典型的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而在海德格尔看来，逻辑经验主义是否是哲学还很难说。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哲学语言的创新，不说尼采、海德格尔或后现代主义者，就是分析哲学家的语言中也有不少全新的概念，自成一套语言系统，这就使得各派哲学之间的对话非常困难。更有甚者，是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不同哲学家之间讨论的问题往往风马牛不相及。更不用说现代西方哲学还有尼采、柏格森这样天马行空、自成一家，很难归类的人。这就使得现代西方哲学教材的编写首先面临如何写，或写些什么的问题。

无疑，我们应该将现代西方哲学理解为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照理说，一部好的哲学史应该写出哲学史发展的内在脉络。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特殊情况，加上它一直延伸到当代，所以要写出它发展的内在脉络，殊非易事。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的教材大都是按照流派来写。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归类的办法，在林林总总的现代西方哲学中可以理出一个头绪。但按流派写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并不是每一个哲学家，每一种哲学理论观点都可以归属于一个流派。流派只是倾向，不能概括一个哲学家的全部观点，甚至不能概括他的主要观点。”［21］另外，流派是个靠不住的标志，它往往给人一种错误的暗示。例如，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教材把海德格尔算作存在主义，不但违背了他本人的一再声明，也的确对正确把握他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误导。再比如，德国的生命哲学与柏格森哲学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根本不是一个流派，但将他们都归在“生命哲学”的名下，实际上是将有很大差别的东西混在了一起。即使是那些争议比较少的流派，如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内部也呈现极为多样的状态，海德格尔与胡塞尔，或卡尔纳普与维特根斯坦，他们之间都有极其重大的原则分歧，将他们归为一个流派，往往会使我们无法真正掌握这些大哲学家的独特性；而独特性在哲学史上永远应该是首要考虑的原则。一个哲学家能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应该是由于他对哲学的独特贡献，而不是因为他是哪一派的成员。按流派写最大的缺点是无法写出哲学史发展的内在线索。按流派写其实只是机械地外在归类的方法，而不是按问题发展线索的内在把握。

现代西方哲学尽管丰富多样，但还是有一些基本问题和思路，是可以理出一点线索的。在现代西方哲学初创期，即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和二十世纪初，有一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奠基者有着明显的相互影响和积极互动的关系。狄尔泰的一些思想几乎影响了后来从实证主义到现象学非常不同的几乎现代西方哲学的所有主要流派；他和胡塞尔的相互影响；詹姆斯与柏格森、狄尔泰和胡塞尔的关系；弗雷格既是分析哲学的始祖又极大地影响了胡塞尔，这些事实不仅不是偶然的，而且具有重要的哲学史的意义。它们告诉人们，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流派众多，但并非没有一些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尽管它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毫不相干的。并且，这些基本问题的发展线索应该是有迹可寻的。抓住了这些问题，就抓住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过去20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表面分布形态看，似乎可以把它分为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两大块。欧陆哲学流派比较多，而英美哲学似乎是分析哲学的一统天下。人们也因此将现代西方哲学分为所谓“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这种分法也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不仅在于“不管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运动的起源、内涵和影响，都不局限于地域”［22］，还在于它不太科学。英美哲学家并不都是分析哲学家；欧陆哲学家中，也有分析哲学的代表性人物。而且，由于上述大而化之的分类，像怀特海、柯林伍德这样的哲学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英美哲学不是铁板一块；欧陆哲学也不是只有一种风格。“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本身就是含义模糊的概念，用来笼统地指所谓两大思潮，不仅不准确，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比起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首先应该是求异，而不是求同。笼统是哲学史的大忌。说人本主义哲学家都是以人为本，等于什么也没说，用逻辑行话讲，实际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分析命题。哲学史应该告诉人们的是思想鲜活生动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合并同类项式的笼统归纳。因此，哲学史不管流派与思潮，而从具体的哲学家着手，未必没有道理。当然，这就有应该写什么人的问题。

哲学史应该写哪些人，不应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问任何一个有健全常识的人，他都会说，写那些重要的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些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哲学家。重要的思想，重要的命题，重要的范畴，是由他们提出来的。不结合他们思想发展的背景来讨论重要的命题和范畴，往往会缺乏思想的纵深感，不得要领。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尤其那些大哲学家，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哲学问题的中枢。他们继往开来，总结以前的问题，提出新的问题，甚至通过那些新的问题形成哲学发展新的方向。这样的哲学家，每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时代哲学精神的缩影。抓住他们，就抓住了哲学史发展的关节点，可以左右逢源，进退自如。既可以上溯哲学史的有关传统，中可以旁及同时代的其他人，下可以探求他们影响的后来者。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个重要哲学家，就是一部微缩的哲学史。

当然，作为一部通识读本，本书甚至对于重要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也不可能都讲到，而讲到的哲学家，也只能择其要者，作一叙述介绍，而不可能有比较深入的论述和研究。尽管如此，本书不打算将所写的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客观的知识介绍给读者，而是本着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原则，力图通过对这些哲学家的论述，揭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走向。有着160年历史的现代西方哲学不是毫无头绪的一团乱麻，它还是有其发展轨迹可寻，尽管它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过程，分析哲学的发展轨迹或许未必能与别的哲学的发展轨迹接榫或平行，但它涉及的一些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有其历史的。

现代西方哲学既然属于哲学史的范畴，自然有发展阶段的问题。国内一些教材对现代西方哲学发展阶段的区分，无论是三个阶段还是四个阶段，基本上是按照编年史意义上的时间来划分，而没有根据它的内容形态来区分。根据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容形态，可以将160年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辟阶段。这个阶段从黑格尔去世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对传统的猛烈批判和系统清算，以及新的问题领域、新的方法的提出，最终形成新的哲学方向。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欧陆哲学，都是这样。这个时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成果，为到目前为止的西方哲学定了基调和方向。即便是后现代的哲学家，也仍然是以这个时期西方哲学的成果为其理论前提。现代西方哲学的大师级人物，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胡塞尔到维特根斯坦，都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大厦。无论是从哲学史的意义来看，还是从理论成就的意义来看，这一阶段的哲学家显然都是最重要、最有贡献的，我们这部书会把大部分篇幅留给他们。

第二个阶段是发展壮大阶段。这个阶段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这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的问题和方法被广泛接受，并被发扬光大；那些创立者开辟的新路成了哲学的主流，出现了一些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做出创造性发展的人，如梅洛-庞蒂，列维纳、奥斯丁、奎因等，他们都各有建树，使得现代西方哲学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第三个阶段是分化与变异的阶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这个阶段西方哲学的特点是加强了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同时，哲学家更多地关注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而不是总体性的问题。因此，这个阶段没有大家，只有一些否定性很强、立场比较极端的哲学家，如一些后现代的哲学家，他们使哲学越来越远离传统的样子，在形态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另外，实践哲学的倾向在加强也是这个阶段西方哲学的特点。这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本书都会选一些来论述，只是当然要根据他们的重要性而有详略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