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既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但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封建大汉族主义政策的迫害，再加上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民族关系也较为错综复杂。因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必须要高度谨慎，否则稍有失误就会招致民族冲突，不仅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反而还会增加解决的难度。^[71]

1950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提出：“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72]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作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长篇讲话，把少数民族政策问题讲得十分透彻，并且提出“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的意见。他说：“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应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够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73]贺龙在论述云南边防问题时也曾指出：“少数民族工作哪一天做不好，边防问题就哪一天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相反，我们只要做好了少数民族工作，那么帝国主义所培植的特务和土匪，即失掉了依托和群众基础，而我们在边防斗争上，也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保障。”^[74]

在禁毒方面，少数民族地区更是较为特殊的地方，因为1949年前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十分落后，有不少人依靠种植鸦片作为换取枪支和向汉区换取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禁毒问题上，中央要求各地要持慎重的态度。为此，贵州曾一度明确规定少数民族聚居区一律不进行禁毒工作。对禁毒运动中涉及的少数民族中的烟毒犯的处理，依靠少数民族自然领袖以乡政府委员会或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作出处理意见。由于作了上述规定，贵州省的禁毒运动没有发生混乱现象，使开展禁毒运动的地、市、县运动进展顺利、发展健康。^[75]西康省人民政府也正确贯彻了中央民族政策，于1950年9月1日发出《禁烟禁毒重点步骤及注意事项》通令；1952年2月23日，又发出《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指示，明确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暂不禁烟。”“着重宣传教育，通过各种关系，启发他们自觉停止种、售、贩、吸，切勿强迫命令，造成不良后果。”各地公安机关根据这一精神，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肃毒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最终成功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