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共产党禁毒史
1.6.3.3 三、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禁毒的人民战争,是禁毒斗争成功的重要前提和群众基础
三、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禁毒的人民战
争,是禁毒斗争成功的重要前提和群众基础

毒品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彻底肃清毒品不能仅仅依赖政府的权威及其所发布的命令,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来认识烟毒的严重危害及禁绝烟毒的重大意义,有组织地执行禁绝烟毒的命令,才能取得禁毒斗争的彻底胜利。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禁毒斗争中,党和政府十分强调和重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2月24日发布的《关于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进行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3]中央在1952年上半年又明确指出:“要根除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现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4]“必须大张旗鼓的做禁烟禁毒的宣传工作,把烟毒害人及贩毒与制毒罪犯的典型罪恶事实,通过各种会议、各个宣传机关,及时的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以提高群众对制毒犯与贩毒犯的仇视。”要“进行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和发动犯罪分子的坦白运动。”[5]为配合1952年全国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禁毒运动的即将展开,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于1952年7月19日联合发出了《关于禁毒宣传的指示》。该指示首先强调:“为了使群众充分了解禁毒运动的意义,动员他们积极地与贩卖、制造毒品罪恶活动作斗争,积极地协助政府检举毒犯,以达到根绝毒品的目的,必须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强有力的宣传。”其次为避免美帝国主义利用我禁毒运动进行造谣诬蔑,要求“这次禁毒宣传只限于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内部的口头的宣传,不在报纸、刊物、新华社及广播电台作公开的文字的宣传”。最后对禁毒宣传的内容做出了具体规定。[6]

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在1952年禁毒运动中,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通过组织报告员、宣传员、宣传队、宣传车,召开报告会、专题讨论会、大小群众会、干部动员会、居民小组会、毒犯家属会、老年会、青年会、儿童会、妇女会、学生会、店员会、民兵会、烟民会、展览会、控诉会、公审大会以及街头宣讲、街头小剧、政治喊话、漫画、标语、宣传画、幻灯、黑板报、戏剧、歌剧、相声、腰鼓、大鼓、秧歌、快板、双簧、山歌、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广泛的口头宣传教育,宣传党的禁毒方针政策和毒品对人民群众的身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事业的严重危害,做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给毒犯分子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达到了充分发动教育群众、制服毒犯的目的。据统计,云南省各地共召开各种会议8万多次,受教育人数约400万余人次。[7]贵州省共召开各种禁毒会议和举办各种禁毒宣传活动17 848次,参加会议和受教育群众达50余万人。[8]西康省西昌各地先后召开大小群众会议2 000余次,受到教育发动的群众约50万人次。[9]四川省邛崃县在运动中,仅城关和4个重点乡就召开大小会议600余次,参加人数达78%以上。[10]甘肃省兰州、天水两市共有3 270余名干部、学生和积极分子参加了禁毒宣传工作,召开群众会议5 560余场(次),受教育群众32万多人,其中,兰州市民受教育面达82%。[11]陕西省汉中市培训查禁工作骨干891人,先后召开学生会、店员会、干部会382次,农会、青年会、妇女会509次,小型座谈会545次,深入院落家庭召开烟贩及家属会1 329次。[12]广西省桂林市在运动中利用大小会及其他形式,共宣传1 456次,受教育者81 333人次。[13]广西省共召开各种群众会及毒犯家属会1 778次,直接受教育的群众有1 821 279人,占禁毒行动地区人口的80%以上。[14]河南省洛阳市召开各种代表人员会、群众会、控诉会共1 756次,参加人员1.24万人,召开贩毒运毒者会议255次,参加入员达7 700人次,召开毒犯家属会175次,参加入员达5 095人,受教育面占全市的60%以上。[15]武汉市武昌区宣传发动面占人口总数的90%;江岸区各派出所召开大小会议约500余次,受教育群众有16万余人次。[16]湖北省宜昌市共召开各种会议1 787次,群众在禁烟禁毒中受教育的面达到了70%以上。[17]湖南省共抽调专职干部3 887人,对9个市、84个城关镇、203个圩镇全面查禁烟毒,共召开群众大会1.86万次,受教育群众达259万人。[18]绥远省丰镇县先后召开小型会议1 103次,受教育人数达86 564人次,召开大型会议163次。[19]察哈尔省张家口市有5 000余人参加了禁毒宣传队伍,召开大小会4 785次,共有31 800余人次参加;群众多者受过10余次教育,最少也受过1次教育。[20]河北省石家庄市组织推动宣传员、报告员3 648名,召开各种会议11 522次,参加人数达439 600余人。[21]河北省各禁毒重点市、县的人民政府共派出宣传干部21 765人,组织报告员588人、宣传员9 327人,召开群众公审大会、街道干部会、行业部门座谈会37 414次,参加群众达2 664 080人次。[22]北京市共召开各种群众禁毒宣传会议21 648次,到会群众100万人次以上。[23]上海市共组织了有3万人参加的宣传队伍,分头召开控诉会、座谈会和检举揭发会,与会者累计达250万人次。[24]南京市共召开各种群众会议8 847次,听众744 342人,占当时全市人口总数的85%以上。[25]镇江市共召开各种会议1 563场,受教育群众累计18.9万?人次,占市区总人口的81.6%。[26]青岛市共召开各类会议3 420多次。[27]济南市仅1952年8月18日、19日两日即召开干部会71个、群众大会57个、小型群众座谈会419个,约有15万人受到教育;[28]在运动中共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会、控诉会、毒犯家属会等7 879次,市民一般受到9次以上教育。[29]广州市召开宣传会11 046次,受教育群众1 239 283人。[30]福州市抽调党政干部、治保人员、学生等8 788人组成宣传队,开展禁烟禁毒宣传活动。先后召开群众大会、代表会、积极分子会、院落会、老人会、妇女会、毒犯和烟民家属座谈会等各种会议1.5万多场,组织11辆宣传车、4艘大船,分别在街头和水上流动宣传;并设立固定宣传站54个,由烟毒犯上台坦白交代问题,或由烟民家属控诉和评话员说唱进行广泛宣传,受教育群众达40多万人次。[31]漳州市在禁毒运动中组织了8个宣传队1 170人,连续出动街头宣传员积极分子1 650人,分成274个宣传小组,有领导地分别进行宣传、规劝工作,曾5天就召开各种会议41次,参加人数达2 600人。[32]福建全省共组织干部、积极分子29 519人投入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先后召开各种会议23 156次。[33]沈阳市召开各种宣传会21 425次,受到直接教育的群众有1 171 648人。[34]长春市累计参加各种形式会议的人数约140.1万多人次,占当时全市人口的2.5倍多,平均每人受到2次以上的禁毒教育。[35]哈尔滨市共组织了5 000多名街道宣传员,150多名宣传报告员,召开各种会议1.5万余次,受教育群众达83万余人,占全市人口总数83%。[36]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召开各种宣传会765 428次,受教育的群众达74 595 181人。[37]

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不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和公安部门检举揭发制毒、贩毒、运毒的犯罪活动,并帮助动员烟毒分子主动登记和坦白自首。据统计,云南省共收到举报贩毒材料16.4万多件。[38]贵州省共收到群众检举信29 041件。[39]兰州、天水两市群众称“禁烟是救命”,积极检举、提供毒品线索合计8 739条,3 823名毒犯向人民政府坦白登记。[40]汉中市政府收到群众检举信3 714件,经过4次调查,共掌握有各类烟毒问题的899人。[41]湘西在禁毒运动中,仅32个重点地区通过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烟毒分子即达1 347人,占登记总数4 564人的29.51%,查获鸦片10 232.3两、吗啡12.35两;群众自动交出鸦片22 962.21两,吗啡61.45两。[42]桂林市在运动中群众共检举有吸毒、贩毒行为者694人。[43]广西省有31 265名群众对10 156名毒犯进行了书面或口头检举,有15 746名毒贩坦白登记。[44]河南省郑州市仅8月、9月份收到群众检举材料即有32 615件。[45]绥远省丰镇县在运动中根据群众揭发和提供材料,10天时间就逮捕毒品犯53人,其中,群众协助追捕逃犯15人,丰镇中学5名学生动员家长交出大烟108两。[46]察哈尔省张家口市共有8 168人递交检举毒犯材料9 378件,有37名群众和烟民悲愤地控诉了31名毒犯的罪恶。街道积极分子、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夜以继日地深入存毒户,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前后共收缴大烟25 334两,其他毒品146两。[47]河北省共收到检举材料39 055件,受理口头检举3 189人次。[48]天津市共获取从各方面暴露的材料35 329件,其中,群众检举10 977件,经过逐件查对共挖出毒犯3 086名。[49]上海市由群众提供的检举制毒、贩毒、运毒的材料共达2.1万份,其中,经查后确认有烟毒犯罪者共13 685人。[50]南京市共收到检举信5.83万件,口头检举3 411次。[51]青岛市共收到检举材料6 000余份,接待主动坦白登记的烟毒犯1 092名。[52]济南市共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13 693份。[53]镇江市经过宣传发动,共收到群众检举信5 835件,经逐一查证,属实的有4 586件,占总数的78.59%。[54]福州市共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烟毒材料634件。[55]福建省共收到检举揭发烟毒线索信3万余件。[56]长春市共有1 418人参加检举揭发,共收到检举材料3 222件,其中,属于检举制毒、贩毒的材料1 898件,吸毒的材料1 324件;登记坦白自首的烟毒分子达1 119人,其中,制毒、贩毒分子486人,吸毒分子633人。[57]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收到群众检举信1 312 535件,检举的毒犯有220 806名。[58]

全国各地还涌现出了许多禁毒积极分子以及妻子控告丈夫、子女揭发父母、弟妹检举哥嫂等大义灭亲的感人事例。例如,云南宣威县有402个群众积极分子分别在各乡镇成立了31个肃毒小组,挨家挨户地收缴烟毒。该县吴堡街由30多名群众积极分子组成的肃毒小组,在一天之内就收缴烟毒6 000多两。[59]昆明市府东街20号居民万树华带病外出搜集材料,她不识字,即邀约一个识字人一起调查搜集材料,并自愿补助同去者的生活费;后新南街的罗承芝、陈志祺、龚荣清、张秀琴4人,为证实几个烟毒犯的材料,自己出车费到小板桥、老鸦营、黑林铺等周围行程上百里的地方去调查;临江里少年龙绍国检举其母亲1951年为烟毒犯窝藏一皮箱大烟;金牛街烟民李忠不交烟具,被他15岁的儿子将烟具主动送到派出所;拓东路328号李树芬检举其父亲1950年6月后,用布匹去牟定换回大烟6 000两;文庙直街周明,在控诉会上检举其父勾结国民党军官做大烟生意20年;临江里195号朱淑英检举其哥哥贩卖烟毒1 000两。[60]四川泸州市涌现出255名禁毒积极分子,其中,有第一派出所辖区旅店工人邱光华,严格注意来往可疑的客人,检举了现行犯刘玉英;第六派出所居民干部为捉拿现行犯在小市工农桥守候6天6夜未睡觉;第五派出所1名儿童守候在烟毒犯家中,发现情况报告公安人员,捉到1名现行犯,缴获烟土30多两;第七派出所14岁小学生赖明熙检举其父赖高林毒犯,并缴获手枪1支。[61]武汉市江岸区毒犯黄久臣的女儿检举了其父亲的贩毒罪行并动员其父亲交出了毒品;江岸区刘家庙居民郎幼梅听了报告会后,就积极检举其弟弟的吸毒行为;武昌区荆南街某妇女检举丈夫的吸毒行为,并促使丈夫坦白交出毒品;江汉区妇女余金娣当众揭发她的姐夫刘汉卿、妹夫涂汉林以及街邻数人,并放下生意不做,协助政府查证材料,拒绝不法分子对她的拉拢收买,驳斥了舅舅阻止她揭发犯罪分子的行为,还动员其姐姐在会上控诉姐夫刘汉卿。[62]河南许昌市在调查落实材料阶段,由于线索多、任务重,公安干警力量严重不足,全市组建了123个群众调查小组,参加1 424人,不少群众积极分子,个人自备路费,自带干粮,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远征各省、市、县,协助公安机关查证落实了大量毒品犯罪线索,充分显示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强大威力。[63]江苏镇江市大毒犯吴业华被捕后,只承认贩毒,不承认制毒,更不承认家中还存有毒品。吴业华的儿媳王苏揭发了吴犯及其同伙的毒品犯罪活动,并动员自己的丈夫吴本树交出毒品、检举其他烟毒犯,使镇江市公安局彻底破获吴业华制造贩卖毒品集团案。[64]济南市民王玉彬检举了11名毒犯,并自动骑脚踏车外出调查毒犯郭贯一的存毒情况,返回报告派出所,起出鸦片130两;魏玉英为证实一个毒犯的材料,跑到市外60里的乡村去调查;闫敬明为监视一毒犯行动,跟踪外出20里。[65]济南市五区毒犯张金生的妻子,在毒犯家属座谈会上当即上交了检举其夫大量现行贩毒的两份材料,会后又上交了两份检举材料;四区毒犯家属闫王氏会后主动检举了其夫闫居川贩卖鸦片的事实,并协助搜出证据。[66]哈尔滨市禁毒运动开展以后,西傅家区治安员郝子斌为了监视住毒犯李惠民的行动,一天没顾上吃饭;毒犯张洪钧的儿子到顾乡分局检举了其父吸毒罪行;连公安局捕获的729毒犯都不同程度地得到群众的检举、监视。[67]据统计,张家口市在禁毒运动中涌现出209名禁毒肃毒积极分子,出现了21个检举亲属模范例子。[68]河南省在运动中收到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的事例680余件。[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