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除烟毒痼疾尚需一场群众性的禁毒运动

经过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2年多时间的共同努力，第一阶段的禁毒活动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由于烟毒在中国流行已有长达100余年的历史，且带有较大的普遍性，遗留下来的毒害极为深重；加之新政权初创，当时的主要敌人还没有肃清，城乡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嚣张，而国家正处于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运动中，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在恢复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各方面的任务十分繁重，还没有来得及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彻底的禁烟禁毒运动，所以此次禁毒活动虽初有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解除这100余年历史造成的痼疾。一些不法之徒仍暗中继续种植、制造、贩卖毒品，群众中吸食烟毒的现象仍较普遍。

云南省嵩明县1952年2月对该县龙街乡调查，发现仍有烟馆13家、吸食鸦片者80人，占全乡总人口2 148人的3．7%。^[156]

四川省阿坝州1952年3月底统计，仅茂县、汶川、理县、松潘4个县尚有吸毒人员883人、贩毒8 815人、长途贩运318人、种烟120人。^[157]叙永县在开展1952年肃毒运动前调查，仅叙永城区就有贩运、制造、吸食鸦片烟毒者达6 000多人，占总人口的20%多。^[158]邛崃县公安局于1952年肃毒运动前在火井乡一村调查，该村1 056人中，吸毒的人数占50%，有瘾的15%，而未沾过烟毒的人仅占35%（多数是妇孺）。^[159]泸州市1952年6月调查，全市仍有制毒犯15人、贩毒犯80人、运毒犯8人、窝主及串犯20人；其中，惯犯82人、主犯30人、初犯6人、从犯5人；从毒品数量上看，200两以上的40人，500两以上的4人，1 000两以上的49人，5 000两以上的4人，1万两以上的6人。^[160]

西康省西昌地区1952年8月初步统计，全专区烟毒流行严重的重点区有35个；种烟户5 000余家，面积2万余亩；毒贩1 705名，其中500两以上的700余人；烟馆745家，瘾民近万人。^[161]

绥远省丰镇县1952年6月统计，全县仍有制贩毒品者272户，吸食毒品者2 000人左右。^[162]萨拉齐县1952年6月调查，仍有吸毒者334人。^[163]

察哈尔省张家口市从已经处理的毒品案犯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是小贩，对大的毒犯发现的很少，打击非常不够。据1952年4月份市公安局的初步调查发现，社会上有现实活动的毒品点栈达15处之多，制、贩毒品者400余人。此外，市民中存毒数量还很大，至少在3万两以上。^[164]

河北省毒品流行情况仍较严重。

1．制、贩毒活动甚为猖獗

据1952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通县、衡水等8个市、区仍有贩毒者318人，主要吸食而兼有小量贩卖者824人，制毒者4人。^[165]其中，石家庄在1951年后仍有活动的大小毒犯162人，较大的毒犯计18人。据不完全统计，仅此18个较大毒犯共贩料面2 458两、鸦片439两。^[166]全省1951年以后仍然进行活动的毒犯分子有1 875名，其中制毒者36名，贩毒者1 839名。^[167]贩毒方式大都雇用妇女儿童代运，并勾结铁路乘务员及邮电职工作掩护。

2．罂粟种植仍然存在。通县、定县、天津、保定4个专区有种毒村庄308个，涉及1 951户、种植面积约126亩4分9厘、米壳67亩^[168]

河南省漯河1952年年初统计，全市仍有贩毒者140人，其中，大毒贩93人，中小毒贩47人，每年贩毒近万两，获利达4亿6 653万元（旧币）；吸毒者4 868人，占全市人口的7%。马路街东段马家大院，居住30户居民，28户吸大烟；自博街吸毒者113人（其中女性占1/3），占全街1 102人的12%。^[169]汝南县1952年7月份调查统计，全县11个区（镇）尚有25户种植罂粟，其中种植最多的一户竟达近1 000株（1亩左右）。汝南城关当时有烟毒制造者15户、贩卖者413户559人；吸食毒品的930户1 312人。原高井台街共有680户2 863人，吸食毒品的就有100户，计118人。^[170]

湖北省武汉市1952年6月仍有吸、贩毒人员6 878人。^[171]据1952年夏调查，黄石市暗地里贩、制、吸毒者仍有491人，甚至有因毒债纠纷闹到公安派出所的。^[172]

江西省石城县调查统计，1950年，该县边远山区偷种罂粟9 121亩，有烟馆50家、贩运烟毒者67人、吸食烟毒者793人；1951年，偷种罂粟5 472亩，有烟馆34家、贩运烟毒者53人、吸食烟毒者588人。^[173]铅山县在1952年禁毒运动开始前，全县仍有吸食烟毒者近400人，烟毒贩子70余人。其中，河口、永平、石溪三地就有吸食烟毒者269人，贩卖烟毒和出售灯吸者29人，又贩又吸者21人。河口镇和平街一烟毒贩子，1949年前倚仗其舅父是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以贩毒为生，有恃无恐。1949年后至禁毒运动前夕，此人仍以卖香菇为名，到四川等地运来鸦片烟土，加工后出售。他虽被公安机关拘留教育多次，但仍不悔改，检查中一次就被没收鸦片烟土20余斤。^[174]

南京市在1952年6月尚有烟毒犯4 441名，按其主要活动罪行来分，其中贩毒的最多，达3 026名，占68．14%；售毒的1 162名，占26．16%；运毒的229名，占5．16%；制毒的24名，占0．54%。^[175]

安徽省到1952年7月仍有制、贩、运毒集团138个（其中主犯255人，从犯934人），单独从事贩毒活动者达3 373人，烟馆745家。^[176]合肥市在1952年7月调查，全市有烟馆69家，吸食毒品者892人，经铁路贩运到合肥的烟土达6 500万余两，通过其他渠道贩毒的290人，贩入合肥的烟土达2．1万余两、吗啡200余两。^[177]

福建省调查统计，至1952年7月，仅8个市县就有制贩运毒犯2 179名，其中，制毒犯102名，贩运毒犯1 520名，开烟馆557名；以地区计，福州359名，厦门606名，泉州177名，漳州282名，晋江县355名，长乐县111名，龙溪县234名，平和县55名。^[178]

吉林省长春市在开展禁烟肃毒运动前，经社会调查，仍有吸食毒品的瘾民1 324人。^[179]

为了根除这一旧社会的恶劣遗毒，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振奋民族精神，恢复和发展生产，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