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烟毒泛滥的严重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烟毒的泛滥，对国计民生、社会安定、政权稳固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一）严重威胁民众生存
种植罂粟除了直接挤占大量粮田之外，还使土质变硬，地力大减，最终均会造成粮食大大减产，严重威胁民众生存。例如，云南由于大量良田用于种植罂粟，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粮食产量大减，粮价大涨，以致每年要从越南、缅甸进口粮食，使本来就缺粮的云南频繁发生饥荒。[198]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一升种子的包谷地，在种植罂粟之前可收包谷2石，种植罂粟以后只收1．5石左右，约减产25%。[199]金阳县安科乡迪窝村于1950年，在可播133．55斤包谷种的土地上种植了鸦片，结果当年该村大春作物减产10%～20%；派来乡的下半乡，每年种一季大烟，农作物便什么也不能种。致使金阳县许多地方居民的口粮，年年仰仗外省、外县供给。[200]理县各族农民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以借高利贷和典当家产度日，赤贫者甚多。平武县旧堡乡每年至少要闹3个月粮荒。种植罂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业、农牧业、手工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峨边彝族自治县的彝区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粮食自给有余，20世纪40年代末鸦片种植扩大，粮地烟花怒放，粮食减产，发生严重缺粮，夏秋之交主要依靠汉商大量运入粮食。伴随缺粮现象的增多，饥民四起，特别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常用野草、蒿子、萝卜充饥，罂粟的大面积栽种也排挤了土特产品的生产，用来和汉商交换的产品主要是鸦片，其他农牧业、手工业产品较少，鸦片成为流通货币一度被当地民众所接受。川西茂县不少村寨因种植罂粟，农民口粮仅能维持3～4个月，其余粮食必须在出售鸦片以后购回。全县粮食产量剧减，依靠外地运进粮食为生，每年茂县从外地调进大米达2万余石。[201]西南全区种烟土地曾达到1 545万余市亩，如以每亩约产粗粮230市斤计算，则减产粮食在35亿斤以上。因烟多粮少，人民的生计十分困难，甚至时有饥荒出现。1950年春，西康及川南部分地区，曾因种烟过多，缺乏粮食，造成严重的灾荒。[202]
（二）浪费社会财富，损害身心健康
众多烟民吸食烟毒，既浪费巨大社会财富，又严重损害身心健康，甚至导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鸦片像一条毒蛇，一旦染上大烟瘾，好比被毒蛇咬伤一样。“染上大烟瘾，天天挥金银。一天不吸不舒坦，流鼻子打哈欠，时间渐久把命缠。”“炽炽南北畛（指卖地），呼呼南北屋（指卖房子），大闺女、小媳妇（指卖儿、女和老婆），都来进我的烟葫芦。”[203]“无论打吗啡针的、吸鸦片烟的，一旦发作起来，如果没有及时抽鸦片或打针，就会大汗淋漓，屎尿失禁，四肢酸软。可是过了瘾后，及时满足要求，顿觉精神抖擞如生龙活虎一般。久而久之，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一个个面黄肌瘦，身体无力。”[204]严重者根本无体力、能力从事生产劳动，影响生育能力，甚至造成死亡。
贵州300多万人吸食毒品，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若每人每天吸食一钱，全年就是一亿零五百九十万两，共需烟田七百三十万亩。若种包谷，每年可收七百三十万市石。烟毒对人民危害之深，可想而知。”[205]
四川金阳县有不少的人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出卖子女。如安科乡的苦齐阿达家，共8口人，有土地180斤包谷种面积，娃子[206]16家，以后6人吸食鸦片，不到两年，土地娃子全部卖光；又加安科乡的苦斯呷家，原有土地18斤包谷种面积，娃子4家，以后3人吸食鸦片，不但土地娃子卖光，最后连自己的儿子也被卖了。[207]理县甘家堡以前有650户屯兵，到1949年，只剩下不到300户了，鸦片造成的祸害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208]
察哈尔万全县安家堡白某某，自幼丧父，浸着母亲的泪水长大成人，只是因吸毒成瘾，不仅卖掉了土地、房产，最后竟将相依为命的寡母也以7石米卖给了第七屯；同村的马某某，也因吸毒成瘾，竟将妻子、儿女一齐卖到坝上。[209]
绥远省归绥市二区是居民区，大部分是贫苦人，抽大烟吸料面的人很多，有的是全家都抽。抽大烟吸料面的人，几乎是个个骨瘦如柴、脸色蜡黄青绿、两眼无神，许多人衣衫褴褛，其中，有不少人抽得倾家荡产、卖老婆孩子，有的把自己的骨头也买给做料面的人，死后做料面的人用他的骨头做料面。还有的因此沦为流氓、小偷、骗子、乞丐等。也常有冻死、饿死、倒毙街头的。归绥南柴火市的裕源粮店有两个伙计，一个叫高宝，一个叫石贵，两人都是抽大烟抽得贫病交加，石贵还卖了老婆，最后都抽死了。有个兽医叫胡岐山，两口子抽大烟，也都抽死了。当时孤魂滩三日两头抬出死人，其中许多都是抽大烟抽死的。[210]
山西1950年年初统计，仅霍县消耗于毒品的钱财就超过全县负担公粮的一倍半，不少人因吸毒倾家荡产，沦为游民、小偷，成为特务发展的社会基础。[211]
福建福州市1949年前，仓山区藤山有烟民50人，其中，造成倾家荡产9人，导致死亡6人，沦为乞丐、盗窃犯的4人，合占38%。[212]长乐县的阜山乡100个吸毒者，一年耗掉7 000担谷子，占全乡总产量的1/3。该县潭头乡吸毒者中，卖田地房屋者34人，卖妻鬻子者11人，妻子上吊自杀者6人，沦为盗匪者9人。[213]潭头乡张金宝，原是医师，生活比较舒适，自吸食鸦片后，将财产卖得一无所有，连老婆女儿全部卖出，导致孩子流落到破庙中生活。梅花乡王恒康，原是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吸食鸦片后，将14座房屋、5条大船、70多张渔网全部卖光，连小便用的铜夜壶也卖掉，最后又将女儿强迫卖给人家做老婆，女儿不满，结婚后即上吊自杀。另有两个小孩流落卖花街头，每日靠卖饼度日，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214]正如泉州民谣所说：“鸦片是土，吃了糊涂，妻子不顾，靠壁穿绔。”晋江县石狮镇容卿村父母们面对毒祸，谈毒色变，唯恐子侄误入歧途，惶惶不可终日。一旦发现一子侄打针染毒，遂即采取断然措施：一是监视、追踪、痛斥、训诲，责其自拔；二是设法提早为其娶亲，希图以妻室羁绊之，冀其悬崖勒马；三是个别人家切望子侄脱离苦海，狠心将其送往南洋谋生。这些农民大都目不识丁，平日少出家门，一旦背井离乡，或被拐卖为“华工”老死异域；或颠沛流离，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村中因上述原因往南洋者先后有蔡维飞等四五人，其中仅一人于暮年幸而生还，其余均葬身异邦。生离死别，根本无家庭幸福可言。[215]至于因吸毒危害身心健康者更是不计其数。当时泉州流传一首歌谣：“人吸鸦片，鸦片吃人，销膏血，耗精神。鸦片之瘾入骨髓，未死先成鬼。新鬼瘾小故鬼大，新鬼面焦黑，旧鬼无人色。”[216]就是对吸食烟毒危害身心健康的一个生动真实的写照。
江苏镇江铁路搬运工人刘振海，吸鸦片成瘾，1949年后经驻车站军代表及车站领导多次教育，仍不改恶习，因此被开除。此后他便靠变卖衣物吸毒，为此，夫妻经常争吵。车站领导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安排他在站内扫拾残煤。但他仍不戒除，并将拾煤的工具也变卖吸毒。其妻见其如此不可救药，于1951年10月初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法院判决同意。他在与妻子离婚后，生活无着，烟瘾难熬，终于在1951年10月14日卧轨自杀。[217]
安徽阜阳因吸毒荡产的在城内有7户。如在古楼旁边开卤莱店的陈某某，有市房16间、楼房5间、1万多元的流动资金，因吸食毒品，把资金花尽，先卖了房屋，最后老婆离了婚，他穷途末路流浪街头。又如曾开3处丝铺、雇用20多名工人的王某某，是城内有名的资本家，吸毒不到5年，生意全部垮台，弄得衣食无着。[218]
湖南古丈县居民杨春生，因吸食大烟，卖掉了3栋房屋、108挑谷田和2个老婆，生活无着，投奔乾城协镇向天爵，后因盗枪逃跑而被人杀死；龙山县苗儿滩叶新柏，原有100多挑田产，大烟成瘾，荡尽家产，买枪一支，邀人结伙为匪，抢劫过往行商；龙山县里耶张安宁，原有家产5万～6万银圆，全部填进烟枪，落得个卖身充当壮丁的下场；里耶瞿国培的父亲与人合开“复春恒”油号，置田20余亩，烟毒缠身，瘫痪而亡，瞿国培夫妇步其父后尘，不几年，产业卖尽，其弟在重庆大学念书，因生活得不到接济，跳楼身亡；龙山县洗车河姚某，原有田土800余担，桐山100余担，是当地大财主，吸烟成瘾，耗尽全部家当，死时竟连下葬的棺材都没有；保靖县拔茅寨张宝成加入瘾君子行列，倾家荡产仍痴心不改，先后两次将年仅8岁的女儿带到沅陵去卖，均因年幼未能脱手，回来后又将15岁的女儿带到龙山，换回大烟两碗。据统计，1949年，湖南古丈县的和蓬、尚公、永宁、和平4个乡，因吸大烟卖尽田产56户，离婚18对，体衰800余人，死亡18人，烧毁房屋50余户，相杀致死129人；同年，保靖县城关，因吸大烟致死39人，致残6人，卖儿卖女21人，倾家荡产17人，沦为盗贼4人。[219]
河南省郸城县曹集村有70户人家，因吸食毒品而倾家荡产的14户，妻离子散的4户。[220]
（三）败坏社会风气，引发各种犯罪
烟毒泛滥败坏社会风气，容易引发各种犯罪，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素有“赌窟”之称的福建晋江县张林村，竟有数家酒楼、妓馆，还“有11座大厝、洋楼是贩毒盖成的”。[221]该村许多人见贩毒来钱容易，便贪图享受，轻视农业生产，养成了好逸恶劳的思想观念，梦想靠制毒贩毒一夜发财，对从事正当职业、靠合法劳动生活则嗤之以鼻。甚至该村归国华侨也认为“去南洋辛苦2年，不如去汕头贩毒一次”。[222]还有一些地区的女吸毒者，最终不得不靠卖淫来维持吸毒，致使卖淫嫖娼盛行。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在福建全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晋江县张林乡“三大吗啡”公司的头子张子丹等人，为了维护其制毒利益，利用封建宗族矛盾，挑动械斗，死伤人命26条。[223]晋江县石狮镇容卿村，因受吗啡祸患的影响，村中染上毒瘾者很多，于是盗贼、懒汉到处可见，直接影响了社会安定。[224]
河南漯河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统计资料证明：80%的吸毒者倾家荡产，导致各种犯罪的占整个社会犯罪率的65%以上，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225]河南省郸城县曹集村有385人，因吸食毒品而沦落为土匪、盗贼、二流子、懒汉的就有46人。[226]
湖南祁阳县有个贫苦出身的农民李某某，染上烟毒后，成为土匪头目。1925年开始到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止的25年间，聚众50多人，从家乡到桂林作案上千次，祸害上千家。[227]
安徽阜阳在1948年前，仅在城内因吸毒沦为小偷的有58人，女的因吸毒沦为娼妓的有23人。[228]
四川阿坝州，在产烟区枪支弹药大批流进，武装烟帮横行各地。各地土头豪强，为了掠夺烟土资源、发家致富，相互争夺势力范围，各成体系，连年械斗不断，数千人惨死在战祸之中。各地土头烟匪，靠山吃山，占山为王，四处抢劫，危害乡里。[229]金阳县由于鸦片大量向汉区出售，换回不少枪支，直接促成了频繁的冤家械斗，致使彝区社会内生命财产以及农牧业生产遭到极大的摧残。[230]
绥远省在1950年上半年因吸食毒品而犯罪的占全部犯罪者的66．9%。[231]
山西1950年年初统计，全省刑事案件中，有20%与毒品有关，霍县与毒品有关的案件则占该县刑事案件的51%。[232]
据吉林长春市公安局一分局1951年的破案统计，在行抢、盗窃和赌博案件中，吸食和贩卖毒品者占1/2强。[233]
（四）腐蚀党政军干部队伍和公职人员
西南军区某部副科长王某、管理员遂某等被昆明市同仁街华章药房的奸商刘某腐蚀，先后6次贩运毒品到重庆、宝鸡出售，共计鸦片2．8万两、砒子350两。[234]云南省对隐藏在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内部的贩毒分子进行了清查、处理，仅据省级机关21个单位统计，即查出烟毒犯596名。[235]
天津1949年后，大毒贩之所以能够猖獗活动是由于他们与邮局、铁路、公安系统内部的不法分子有勾结。1949年7月，北京、上海通车后，天津铁路、邮局内部逐渐形成走私运毒集团。他们利用邮包夹寄、封入邮袋装邮车，或由铁路路检车、乘务人员携带等办法大肆贩毒。从当时尚未完全掌握的人数看，该走私集团已涉及人数共468名。其中，邮局177人，铁路189人。此外，公安局干部、民警包庇毒犯的已有52人，参与贩毒的39人，法院、海关、税务、卫生、医药等部门已发现11人。3年来，他们共贩运烟土26．72万两、白面1．5万两。天津市连续破获东泰公转运货栈勾结邮工运毒案、马鸿藻勾结铁路员工运毒案等较大案件。据天津市邮局提供，仅员工承认的，1949—1951年经邮局系统运销各地的鸦片达10万余两、白面1．7万余两。[236]天津铁路局在“三反”运动中仅据坦白检举的材料统计，其铁路员工贩毒数额高达鸦片14．7万多两，鸦片料面5．1万多两，醋酸5千多磅，其他毒品万余两。[237]大毒贩庞辅臣勾结设在天津的华北禁烟局的干部套购大量烟土，又勾结民警掩护装船，运往上海销售。[238]
南京大毒贩利用金钱美女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和职工，勾引留用人员，参与或包庇、掩护他们的罪恶活动。据南京铁路局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在乘务组、车辆段，特别是机务段的司机被拉下水，参与走私贩毒的达200余人，先后贩运鸦片119 967两，海洛因1 266两之巨。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腐蚀政法公安干警，个别蜕化变质分子被拉上贩毒的罪恶道路。“湖北帮”首犯程其宽，早年参加青帮，拜汉奸特务赵松涛为师，继又参加洪帮为“中华山”“大哥”，依仗日伪蒋反动势力大量贩毒，还强奸妇女，作恶多端。1949年后，继续大量贩毒，经查明鸦片数达6 767两、海洛因141两。其罪行暴露后就向市人民法院秘书长兼刑事庭庭长丁汝琛等行贿达8 700万元（旧人民币），丁个人分得600多万元。市法院收发员杨钦龙，也经丁同意脱离革命队伍从事贩毒，利用丁的庇护，私刻市法院方印、长戳，伪造证件，冒充干部，拉拢公安、司法部门的意志薄弱者，与湖北帮、宿县帮勾结，猖狂进行贩毒活动，短期内贩运鸦片1 958两、海洛因10两。[239]南京市四区车惠轩，青帮“通字”辈头目，洪帮“中华山”心腹大哥。日本占领南京后，他勾结日本国际公司，凭借帮会势力大量贩毒，并利用朝鲜妇女化装成日本人，代其由徐州贩运烟土，每次数量300两左右。抗日战争胜利后，车惠轩在南京开设了大华运输公司，利用业务之便进行贩毒，一次运毒就达450两。他还伙同湖北帮的童百川组成集团，纠集30余人大批贩运毒品。他常派专人去昆明、重庆等地贩毒，在广州和重庆由江帮势力负责采购送上飞机，保证途中安全，到南京由车的同伙、邮政局储运股长费起昌包送给车。1949年后，又利用少女金素云和金钱、烟毒腐蚀拉拢该警区派出所所长王明林，致其吸毒成瘾，并串通王盗窃出政府没收的烟土进行贩卖。由于有人撑腰，车大肆活动，依靠以吴宗贤兄弟为首的皖北帮、以童百川为首的湖北帮，到汉口、宿县、徐州贩运鸦片，利用妇女藏于阴道中携带，然后转销上海、六合、来安、曹州等地，南京的下家就有30余人。[240]
山东济南市历史贩毒惯犯张鉴秋、刘伯翔、张继武、崔民杰、季雅亭、谷子风、孟玉昆等为首的制贩毒品集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联络徐州、商丘、西安、上海等地毒犯勾结我铁路人员，制贩毒品，仅张鉴秋、崔民杰两伙毒犯在禁毒令前，即制海洛因473．4两，贩鸦片356两，季雅亭一伙勾结铁路人员即有23名。[241]大毒贩崔民杰勾引刑警队工作人员夏洲，供吸毒品，求得夏洲公开对他包庇掩护，而对他不利的毒贩则通过夏洲打击，据犯人供称，像这样拖夏洲下水、为夏所包庇掩护的毒贩近20家，崔民杰并在我警法科安上了坐探——已捕之反革命分子金燕。大毒贩房浦庭以金钱美女收买户籍警察马振亮，在马的掩护下大胆贩卖烟毒。串穿南北的大毒贩孟玉昆、季雅亭收买了10余名济南铁路局前人员为其包运大烟。据犯人供出他们从1950年至1951年年底通过铁路往西安运销烟土达2万余两，往济南达1万余两（每人每次可带200两，一月可跑5次，每两中给铁路人员银圆1枚）。[242]
福建全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机关内部制、贩、运、吸食、种植毒品、包庇毒犯和给毒犯充当内应的有151人……如厦门，52名毒犯中，公安部门干部占33人，其中分局长2人。”[243]又如长乐县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毒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公开转入诡秘，并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干部共同贩毒。该县厚东乡和汶上乡共有113名主要干部，被大毒犯勾结从事贩卖毒品者达29人。[244]
湖北武汉市烟毒所牵涉的范围也十分广泛，有些还涉及我内部职工及一些民主党派和政府机关干部，甚至上层人物。据衡阳、郑州两铁路局统计，参与贩运毒品的铁路职工即达2 390余人。长江航运系统仅“江安”“江汉”“江顺”等18艘轮船员，贩带毒品者计有150人。民联轮船员总人数为1 002人，1949年后贩带毒品者占39%。郭玉山等两个重大贩毒集团中，涉及我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内部人员及民主人士达10余人，有些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上层人物（包括我党、政、军机关的处级以上干部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245]
郑州大毒贩崔荣尧在把郑州铁路局旅行服务所主任刘若明拉下水后，陆续将20多名同伙派到该铁路各个餐车上工作，大肆走私贩毒，其沿线走私贩毒站有徐州13处、商丘2处、开封3处、郑州5处、西安7处、宝鸡3处、汉口2处、北京3处、济南1处。[246]
广西桂林市一些毒贩拉拢公安人员，寻求保护伞和货源。1950年11月，王振和在衡阳开办华夏烟厂时，帮毒贩张文明、唐盛祥、毛四英出售烟土30两，被衡阳市公安局查获后，通过陈舞台、李福生、赵传僧等人介绍，向该局司法科陈科长行贿人民币（旧币）400万元，便轻易获得释放。中山南路中南运输社马剑海夫妇及刘慧芳，1949年前一贯贩卖烟土，1952年勾通临桂县第四区政府公安干事陈福生，从陈手中拿出缴获的烟土12两加以变卖。桂林市还有一些毒贩与铁路职工勾结，开辟运输线。有数起长途贩毒案与铁路职工有牵连。中山中路九龙烟行老板王振茂于1950年2月托桂林铁路公安段司机许天佑、许凤岗、胡恒发携带烟土100两、白面40两给衡阳检车所高兴贵代卖。王振茂死后，其弟王振和接办九龙烟行，仅于1952年1月分两次托许天佑、许凤岗、胡恒发运烟土3 160两、白面40两到衡阳给高兴贵、崔绍灵代卖。中山北路四维烟行肖桂安也分5次托许凤岗贩运烟土共700两到广州出售，许从中获利人民币（旧币）11万元。李慎之贩卖的烟毒中也有600多两是由桂林铁路公安段孔宪予、丁长福运往广州出售的。[247]梧州市一些投机商和帮会黑社会分子利欲熏心，利用1949年后一些航运业船员觉悟不高贪图小利，便暗中收买他们带运大量鸦片。因此，梧州市1949年后每月买卖烟土约达4 000斤。[248]
吉林省长春市的大毒犯孙文津是流氓赌棍出身，1948年后，他在桃园路以开设花柳病诊所作为掩护据点，暗中勾结胡永兴、张福茂、姜永成、霍振芳等烟毒犯，从延边贩运毒品，并拉拢铁路干部尚铁铨、邮局押运员朱文福下水，为其包运毒品。他们除在其据点给吸毒分子扎吗啡外，还把毒品转销到天津、上海等地，活动极为嚣张。他们为了逃避打击，甚至还不择手段地拉拢公安干部下水。[249]特别是蛟河县竟然发生了烟毒摧毁了共产党的整个县委组织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由于蛟河县委书记殷子华、县团委书记崔晓光与一名毒犯合伙贩毒牟利，从而诱使该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组织部长等沆瀣一气，形成一个令人发指的贪污集团。[250]
（五）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些反革命分子利用贩毒筹集资金，从事破坏新生政权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福建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是支前、巩固政权、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就在这时，残留在福建的转化为土匪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他们不仅以许多烟馆、妓院作为藏身落脚之地，疯狂地进行罪恶的种毒、制毒、贩毒活动，而且伙同金门、马祖、台湾等地国民党成员不断将烟毒贩入福建，借以拼凑经费和毒害祖国大陆人民，以此负隅顽抗，试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251]1949—1950年，国民党残余部队“福建前线反共司令部”暂编第三师副师长刘道明，在建瓯县盛地乡“大量种鸦片，以鸦片收入充作土匪活动经费”。[252]1950年2月，军统特务董青两次前往白犬岛向国民党“海保纵队”参谋长王仁贵提供大陆军政情报，领取联络旗和交通证后，又潜回大陆，并伙同烟毒贩施锦华、谢仲福等武装贩运鸦片烟土到福州出售，牟取暴利，为其反革命破坏活动筹措经费。1950年5月，金门国民党派遣陈福等80名特务入窜南安时，就携带鸦片80多两。[253]1950年5月间，同安县“匪首柯宝珍在石兜内山一带强迫老百姓种罂粟，后柯匪被人民政府剿灭，种烟之事也被制止”。[254]
其他各省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也普遍存在类似情况。如国民党特务陈荣辉受台湾当局派遣，于1949年12月从当时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潜入南京，组织“苏鲁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并连续3次从安徽明光贩卖烟土到南京出售，以充作反革命活动的经费。南京反革命武装特务组织首犯萧明山，于1950年3月串通一些原国民党的警察、特务，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妄图“打游击”，以响应“国军登陆”。同年5月，他指派其同伙赴江北贩运鸦片和海洛因到南京出售，所获巨款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费用。蒋经国组织领导的特务武装“经轨流动兵团”直属第二营营长溜漪，1949年9月由上海潜入南京发展匪特时，就勾结中同特务赵曙东、张如崑数次持枪抢劫，并卖出鸦片几十两，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据统计，到1952年6月，在南京尚有的4 441名烟毒贩中，就有特务151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09名、反动军官132名、敌伪官吏156名、帮会头子280名、反动会道门头子47名，以及恶霸地主50名、兵痞55名、反革命分子家属28名、土匪5名，合计1 014名，占总数的22．83%。[255]昆明市在禁毒运动中，共查获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烟毒案件18起。[256]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设置管辖几个省（市）的大行政区，全国共分为西南、西北、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六个大行政区，各大行政区起先设立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行政委员会。1954年撤销。在本书中篇，我们以当时的六大行政区域来分别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禁绝烟毒的斗争。
[2]诸羽主编：《割除毒瘤——共和国首次禁毒禁娼述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3]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公安厅编撰：《云南省志·公安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4]云恭：《云南鸦片烟毒简史》，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45页。
[5]李继春、张廷福：《禄劝禁烟肃毒纪略》，云南省禄劝彝族自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禄劝文史资料》第二辑，1992年印刷，第201页。
[6]陈铉：《嵩明五十年代的禁烟禁毒》，云南省嵩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嵩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内部发行），1990年印刷，第138页。
[7]苏松林：《大理地区禁烟肃毒述略》，《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451页。
[8]王国华：《黔东南烟毒及解放后的禁烟》，《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324页；金士宝、廖以文：《贵州肃毒》，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9]凌青、邵秦主编：《从虎门销烟到当代中国禁毒》，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10]重庆档案馆档案，全宗号：禁毒委员会，案卷号：2。
[1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民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12]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东16，川东行署民政厅，案卷号：89。
[13]赵向蓝：《巫山县开展戒烟禁毒工作情况的回忆》，四川省巫山县政协编：《巫山文史资料》第二辑，1991年印刷，第102页。
[14]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东16，川东行署民政厅，案卷号：97。
[15]罗兰英：《建国初期四川的禁毒运动（1950—1952）》，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
[16]彭华生：《解放前邛崃的烟毒情况与解放后的肃毒运动》，四川省邛崃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邛崃文史资料》第四辑，1990年印刷，第99页。
[17]邵献书、谢世宗、杨远东：《金阳种烟调查记》，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1964年印刷，第171页。
[18]杨光成：《阿坝的禁烟肃毒》，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55—456页。
[19]四川省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理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20]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西18，川西行署民政厅，案卷号：16。
[21]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峨边彝族自治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页。
[22]重庆档案馆档案，全宗号：禁毒委员会，卷号：2。
[23]王善培：《中江的禁烟运动》，四川省中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中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8年印刷，第201—203页。
[24]四川省平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武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页。
[25]刘敏：《甘肃的毒品危害及禁毒活动》，《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546页。
[26]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省志·公安志》，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08页。
[27]宁夏国史编审委员会、宁夏国史学会编：《当代宁夏史通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28]陈勇：《禁绝广西烟毒》，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382页。
[29]余飞：《湘西烟毒与禁烟禁毒》，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59—460页。
[30]马文元、任克勤：《广州禁毒简史研究》，《政法学刊》1999年第2期。
[31]钟浩：《潮汕兴梅扫毒运动纪略》，《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635页。
[32]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湖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33]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民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
[34]理言、廖渊：《解放前后石城的禁烟禁毒运动》，江西省石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石城文史资料》第三辑（内部发行），1990年印刷，第112页。
[35]郸城县志总编室：《清烟禁毒运动》，河南省郸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郸城文史资料》第一辑，1987年印刷，第61页。
[36]林辉等：《为了这片净土——福建禁毒斗争的历史、现状和对策研究》，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37]福建省肃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情况初步综合》，1952年7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215；福建省禁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流行情况综合（第一号）》，1952年8月7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永久116。
[38]福建省禁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流行情况综合（第一号）》，1952年8月7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永久116。李思敏、傅达昌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谈解放前后阜阳的“禁烟”》，政协阜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阜阳文史》第四辑（内部参考资料），1984年印刷，第15页。
[39]《福建省烟毒流行及查禁工作简报》，1952年8月8日，存福建省档案馆，案卷号：138－1－22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杭州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40]福建省禁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流行情况综合（第一号）》，1952年8月7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永久116。
[41]福建省禁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流行情况综合（第一号）》，1952年8月7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永久116。
[42]中共南平地委会：《关于肃清毒品流行准备工作计划的指示》，1952年6月15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短期88。
[43]《福建省禁烟禁毒工作报告》，1951年11月9日，存福建省档案馆，案卷号：138－1－135。
[44]李扬强主编：《古田县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97页。
[45]祝凤鸣：《解放初期安徽禁娼、禁赌、禁毒述略》，《安徽史学》1995年第1期。
[46]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合肥市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0页。
[47]福建省禁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流行情况综合（第一号）》，1952年8月7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永久116。李思敏、傅达昌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谈解放前后阜阳的“禁烟”》，政协阜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阜阳文史》第四辑（内部参考资料），1984年印刷，第15页。
[48]《福建省烟毒流行及查禁工作简报》，1952年8月8日，存福建省档案馆，案卷号：138－1－22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杭州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49]师锐：《安北县的禁烟禁毒工作》，中共巴盟委员会党史资料征研办公室编：《巴彦淖尔党史资料》第九辑（内部资料），1988年印刷，第174页。
[50]董毅民：《解放初期萨县工作回忆》，包头市地方志史编修办公室、包头市档案馆编：《包头史料荟要》第十一辑（内部资料），1984年印刷，第13页。
[51]伊克昭盟人民自治政府委员会：《关于查铲烟苗工作报告》，存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2－152。
[52]董毅民：《解放初期萨县工作回忆》，《包头史料荟要》第十一辑，第13—14页。
[53]乌兰察布盟公安处编：《乌兰察布公安志》，转引自庆格勒图：《建国初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禁烟禁毒斗争》，《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54]陕坝专署：《关于查铲烟苗总结报告》，存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2－1－149。
[55]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禁种大烟工作总结》，存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2－240。
[56]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卷十一（《政事志·民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57]苏智良著：《中国毒品史》，第454页。
[58]《城市接管亲历记》编委会编：《城市接管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页。
[59]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公安厅委员会编：《建国以来云南的禁毒斗争》，第114页。
[60]金士宝、廖以文：《贵州肃毒》，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273页。
[61]王国华：《黔东南烟毒及解放后的禁烟》，《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327页。
[62]王国华：《黔东南烟毒及解放后的禁烟》，《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324—325页。
[63]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康16，西康省民政厅，案卷号：292。
[64]西昌市公安局编：《西昌市公安志》（内部资料），1993年印刷，第82页。
[6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民政志》，第407页；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西18，川西行署民政厅，案卷号：17。
[66]四川省涪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2页。
[67]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民政志》，第407页。
[68]四川省涪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涪陵市志》，第1053页。
[69]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民政志》，第407页。
[70]彭华生：《解放前邛崃的烟毒情况与解放后的肃毒运动》，《邛崃文史资料》第四辑，第96、100页。
[71]四川省仪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仪陇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50页。
[72]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东16，川东行署民政厅，案卷号：89。
[73]四川省南充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充市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32页。
[74]梁永庆：《建国初期叙永肃毒运动概况》，四川省叙永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专辑），1989年印刷，第115页。
[75]王善培：《中江的禁烟运动》，《中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201—203页。
[76]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77]陈福寿：《汉中禁烟事略》，陕西省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汉中文史》第九辑，1991年印刷，第151页。
[78]张成俊：《西安的禁烟肃毒》，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303页。
[79]张成俊：《西安的禁烟肃毒》，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304—305页。
[80]刘敏：《甘肃的毒品危害及禁毒活动》，《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547—548页。
[81]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乌鲁木齐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
[82]王宏斌：《禁烟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83]杨玉亭：《许昌市禁毒始末》，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501页。
[84]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的涛声——郑州市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内部资料），1996年印刷，第565页。
[85]邢富功、刘国钧：《漯河的禁烟禁毒》，《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486—487页。
[86]郸城县志总编室：《清烟禁毒运动》，河南省郸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郸城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1页。
[87]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政法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88]陈守谦：《武汉禁毒运动》，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230—232页。
[89]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民政志》，第282页。
[90]谈传信：《恩施禁烟禁毒史话》，湖北省恩施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恩施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印刷，第120—122页。
[91]南宁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南宁市公安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243页。
[92]覃主元：《建国初期广西烟毒的禁绝》，《广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93]钟浩：《潮汕兴梅扫毒运动纪略》，《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636页。
[94]马文元、任克勤：《广州禁毒简史研究》，《政法学刊》1999年第2期。
[95]宁弓矢：《南京的禁毒工作》，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363页。
[96]王霖：《20世纪50年代南京肃清烟毒运动初探》，《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
[97]南京市公安局档案科：《乔国良专案档》，档号：12－076。
[98]南京市公安局档案科：《谷朝选专案档》，档号：12－331。
[99]定林：《警惕死灰复燃（之三）——记上海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上海党史与党建》1996年第6期。
[100]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101]王枫林：《建国初期安徽的禁毒运动》，《党史纵览》1995年第6期。
[102]王枫林：《建国初期的安徽省禁毒》，《江淮文史》1996年第6期。
[103]中共济南市委：《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开展肃清毒品运动计划的报告》，1952年6月14日，济南市档案馆编：《禁毒风雷——济南解放初期禁毒运动档案文献选辑》，第12页。
[104]许金界、李建成：《鸦片大本营——张林村》，福建省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江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年印刷，第166页。
[105]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106]福建省肃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情况初步综合》，1952年7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215。
[107]福建省肃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情况初步综合》，1952年7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215。
[108]林辉等：《为了这片净土——福建禁毒斗争的历史、现状和对策研究》，第103页。
[109]福建省肃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情况初步综合》，1952年7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215。
[110]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公安志》，第69页。
[111]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六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112]福建省肃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情况初步综合》，1952年7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215。
[113]晋江专署公安处：《晋江专区禁毒工作总结》，1952年10月15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173。
[114]晋江专署公安处：《晋江专区禁毒工作总结》，1952年10月15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173。
[115]《晋江张林乡毒情专题报告》，1952年8月6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永久116。
[116]福建省禁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流行情况综合（第一号）》，1952年8月7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永久116。
[117]凌青、邵秦主编：《从虎门销烟到当代中国禁毒》，第102页。
[118]包头市人民政府：《包头市禁烟禁毒工作报告》，存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2－240。
[119]师锐：《安北县的禁烟禁毒工作》，《巴彦淖尔党史资料》第九辑，第174页。
[120]董毅民：《解放初期萨县工作回忆》，《包头史料荟要》第十一辑，第13页。
[121]项宝生：《旧天津的烟毒及1952年的禁毒运动》，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70—471页。
[122]项宝生：《旧天津的烟毒及1952年的禁毒运动》，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72页。
[123]项宝生：《旧天津的烟毒及1952年的禁毒运动》，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72页。
[124]项宝生：《旧天津的烟毒及1952年的禁毒运动》，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72—473页。
[125]王连馨：《长春禁毒运动》，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506页。
[126]王连馨：《长春禁毒运动》，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506—507页。
[127]卢守信：《哈尔滨的鸦片烟毒和禁毒运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哈尔滨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128]金士宝、廖以文：《贵州肃毒》，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273页；贵阳市公安局史志办：《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贵州省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二十八辑合辑），1989年印刷，第68页。
[129]运怀动、李春银：《记遵义城区肃毒运动》，贵州省遵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遵义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87年印刷，第118页。
[130]金士宝、廖以文：《贵州肃毒》，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273页。
[131]侯银安：《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贵州省福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回顾平越解放），1985年印刷，第78—79页；金士宝、廖以文：《贵州肃毒》，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273页。
[132]修文县政协文史办：《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贵州省修文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修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9年印刷，第126页。
[133]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公安厅委员会编：《建国以来云南的禁毒斗争》，第7页；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公安厅编撰：《云南省志·公安志》，第161页。
[134]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公安厅编撰：《云南省志·公安志》，第161页。
[135]陈铉：《嵩明五十年代的禁烟禁毒》，《嵩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38页。
[136]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康16，西康省民政厅，案卷号：62。
[137]谢藻生：《忆四川烟祸》，《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7—9页。
[138]廖重光：《建国前宜宾的烟毒流行》，四川省宜宾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宜宾文史》第23辑《烟毒与肃毒——建国前后宜宾烟毒与禁烟专辑》（内部发行），1995年印刷，第81页。
[139]吴雨、梁立成、王道智：《旧中国烟毒概述》，《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39—40页。
[140]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民政志》，第408页。
[141]杨光成：《阿坝的禁烟肃毒》，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55页。
[142]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茂汶羌族自治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茂汶羌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茂汶羌族自治县概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143]彭华生：《解放前邛崃的烟毒情况与解放后的肃毒运动》，《邛崃文史资料》第四辑，第97、101页。唐太沛：《三台县的烟祸与禁烟》，四川省三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三台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7年印刷，第88页。
[144]邵献书、谢世宗、杨远东：《金阳种烟调查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175页。王善培：《中江的禁烟运动》，《中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201—203页。
[145]殷汝南：《建国后丰都县的禁烟禁毒》，四川省丰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丰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9年印刷，第18页。
[146]於克明：《新旧社会两重天——巴县查禁烟毒的点滴回忆》，四川省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巴县文史资料》第六辑（纪念巴县解放四十周年特辑），1989年印刷，第116页。
[147]赵向蓝：《巫山县开展戒烟禁毒工作情况的回忆》，《巫山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02页。
[148]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一九五零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1951年3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
[149]四川省涪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涪陵市志》，第1052页。
[150]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峨边彝族自治县志》，第616页。
[151]四川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建北16，川北行署民政厅，案卷号：34。
[152]彭华生：《解放前邛崃的烟毒情况与解放后的肃毒运动》，《邛崃文史资料》第四辑，第97、101页。唐太沛：《三台县的烟祸与禁烟》，四川省三台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三台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7年印刷，第88页。
[153]邵献书、谢世宗、杨远东：《金阳种烟调查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175页。王善培：《中江的禁烟运动》，《中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201—203页。
[154]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峨边彝族自治县志》，第616页。
[155]刘敏：《甘肃的毒品危害及禁毒活动》，《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546页。
[156]陈福寿：《汉中禁烟事略》，《汉中文史》第九辑，第151页。
[157]宁夏国史编审委员会、宁夏国史学会编：《当代宁夏史通鉴》，第91页。
[158]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乌鲁木齐卷》，第506—507页。
[159]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广西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覃主元：《建国初期广西烟毒的禁绝》，《广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160]余飞：《湘西烟毒与禁烟禁毒》，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60页。
[161]廖时雨：《祁阳查禁烟毒始末》，湖南省祁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祁阳文史资料》第六辑，1990年印刷，第74页。
[162]陈守谦：《武汉禁毒运动》，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231—232页。
[163]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湖北卷》，第79、67、89页。
[164]理言、廖渊：《解放前后石城的禁烟禁毒运动》，《石城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12页。
[165]方荣珠：《铅山县的禁毒运动和改造妓女工作》，江西省铅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铅山文史资料》第四辑，1990年印刷，第85页。
[166]金光远：《烟鬼自述与“查禁烟毒”》，河南省舞钢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舞钢市文史资料》第六辑，1991年印刷，第77页。
[167]郸城县志总编室：《清烟禁毒运动》，《郸城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1页。
[168]《福建省烟毒流行及查禁工作简报》，1952年8月8日，存福建省档案馆，案卷号：138－1－222。
[169]《福建省禁烟禁毒工作报告》，1951年11月9日，存福建省档案馆，案卷号：138－1－135。
[170]长乐县禁毒指挥部：《长乐县清毒运动总结报告》，1952年9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173。
[171]福建省肃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情况初步综合》，1952年7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215。
[172]陈勋政、祁虎文、何锋涛：《福建禁烟禁毒斗争简记》，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02页。
[173]《福建省禁烟禁毒工作报告》，1951年11月9日，存福建省档案馆，案卷号：138－1－135。
[174]福建省肃毒指挥部办公室：《福建烟毒情况初步综合》，1952年7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215。
[175]南平区专员公署公安处：《南平专区毒品流行情况调查报告》，1952年6月25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短期88。
[176]李思敏、傅达昌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谈解放前后阜阳的“禁烟”》，《阜阳文史》第四辑，第15页。
[177]王枫林：《建国初期安徽的禁毒运动》，《党史纵览》1995年第6期。
[178]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1921—20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页。
[179]济南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济南市禁毒运动工作总结》，1953年12月，济南市档案馆编：《禁毒风雷——济南解放初期禁毒运动档案文献选辑》（内部资料），2005年印刷，第102页。
[180]刘伟、冯双平：《建国初期北京的肃毒斗争》，《北京党史》2000年第4期。董毅民：《解放初期萨县工作回忆》，《包头史料荟要》第十一辑，第13页。
[181]李兆俭：《张家口市解放后的肃毒禁烟运动》，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纪念张家口解放四十周年续集），1989年印刷，第88页。
[182]王金城：《万全县鸦片毒害的始末》，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社会卷下），1992年印刷，第226页。张玉昌：《改造烟民，肃清烟毒》，《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84页。
[183]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省禁烟禁毒工作报告》，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1－10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河南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页。
[184]包头市人民政府：《包头市禁烟禁毒工作报告》，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2－240。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第十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185]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省查禁烟毒工作报告》，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1－104。田果如：《热河戒烟录》，河北省承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第六辑，1990年印刷，第63页。
[186]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省查禁烟毒工作报告》，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1－104。
[187]师锐：《安北县的禁烟禁毒工作》，《巴彦淖尔党史资料》第九辑，第174页。
[188]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省查禁烟毒工作报告》，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1－104。
[189]刘伟、冯双平：《建国初期北京的肃毒斗争》，《北京党史》2000年第4期。董毅民：《解放初期萨县工作回忆》，《包头史料荟要》第十一辑，第13页。
[190]谢希贤：《回忆解放初期禁烟禁毒工作》，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编：《呼和浩特史料》第二集（内部资料），1983年印刷，第95页。
[191]王金城：《万全县鸦片毒害的始末》，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社会卷下），1992年印刷，第226页。张玉昌：《改造烟民，肃清烟毒》，《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84页。
[192]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省禁烟禁毒工作报告》，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1－10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河南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页。
[193]包头市人民政府：《包头市禁烟禁毒工作报告》，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2－240。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第十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194]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省查禁烟毒工作报告》，内蒙古档案馆，编号：208－1－104。田果如：《热河戒烟录》，河北省承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承德文史》第六辑，1990年印刷，第63页。
[195]林瑞：《消除烟毒害，杜绝后患根——克旗禁烟概况》，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克旗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印刷，第305页。
[196]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民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197]凌青、邵秦主编：《从虎门销烟到当代中国禁毒》，第102页。
[198]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公安厅委员会编：《建国以来云南的禁毒斗争》，第115页。
[199]四川编写组：《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200]吴雨、梁立成、王道智：《旧中国烟毒概述》，《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14—15页。
[201]罗兰英：《建国初期四川的禁毒运动（1950—1952）》，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
[202]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一九五零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1951年3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
[203]邢富功、刘国钧：《漯河的禁烟禁毒》，《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487页。
[204]许金界、李建成：《鸦片大本营——张林村》，福建省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江文史资料》第一辑，1981年，第168页。
[205]《坚决执行禁毒法令》，1950年9月15日《新黔日报》。
[206]旧时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奴隶被称为娃子。
[207]邵献书、谢世宗、杨远东：《金阳种烟调查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175页。
[208]桑梓侯：《解放前理县的鸦片种植》，《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第178页。
[209]王金城：《万全县鸦片毒害的始末》，《张家口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社会卷下），第226页。
[210]谢希贤：《回忆解放初期禁烟禁毒工作》，《呼和浩特史料》第二集，第95页。
[211]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第十卷，第91页。
[212]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六册，第580页。
[213]陈勋政、祁虎文、何锋涛：《福建禁烟禁毒斗争简记》，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02页。
[214]长乐县禁毒指挥部：《长乐县清毒运动总结报告》，1952年9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173。
[215]蔡尔辇：《石狮一带烟毒惨况》，《晋江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63—164页。
[216]陈勋政、祁虎文、何锋涛：《福建禁烟禁毒斗争简记》，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02页。
[217]董宝森：《镇江禁毒始末》，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250页。
[218]李思敏、傅达昌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谈解放前后阜阳的“禁烟”》，《阜阳文史》第四辑，第17页。
[219]余飞：《湘西烟毒与禁烟禁毒》，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60—461页。
[220]郸城县志总编室：《清烟禁毒运动》，《郸城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1页。
[221]许良晓：《晋江禁毒记》，福建省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1993年，第138页。
[222]林辉等著：《为了这片净土——福建禁毒斗争的历史、现状和对策研究》，第108页。
[223]陈勋政、祁虎文、何锋涛：《福建禁烟禁毒斗争简记》，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02页。
[224]林辉等：《为了这片净土——福建禁毒斗争的历史、现状和对策研究》，第109页。
[225]邢富功、刘国钧：《漯河的禁烟禁毒》，《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487页。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公安厅委员会编：《建国以来云南的禁毒斗争》，第124—125页。
[226]郸城县志总编室：《清烟禁毒运动》，《郸城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1页。
[227]廖时雨：《祁阳查禁烟毒始末》，《祁阳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4页。
[228]李思敏、傅达昌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谈解放前后阜阳的“禁烟”》，《阜阳文史》第四辑，第17页。
[229]杨光成：《阿坝的禁烟肃毒》，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56页。
[230]邵献书、谢世宗、杨远东：《金阳种烟调查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175页。
[231]绥远省法院院长阮慕韩：《关于司法工作的报告》，绥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法令汇编》第2集。
[232]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史》第10卷，第91页。
[233]王连馨：《长春禁毒运动》，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507页。
[234]邢富功、刘国钧：《漯河的禁烟禁毒》，《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上卷），第487页。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公安厅委员会编：《建国以来云南的禁毒斗争》，第124—125页。
[235]云恭：《云南鸦片烟毒简史》，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447页。
[236]《天津市禁烟禁毒委员会肃清毒品流行草案》，天津民政局档案，社会科53．32卷；项宝生：《解放初期天津的禁毒运动》，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公安局编：《难忘的岁月——天津市解放初期社会治理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320页。
[237]齐磊、胡金野：《中国禁毒史》，第261页。
[238]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第257页。
[239]宁弓矢：《南京的禁毒工作》，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372页。
[240]南京市公安局档案科：《车惠轩专案档》，档号：12－1001。
[241]济南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济南市禁毒运动工作总结》，1952年12月，济南市档案馆编：《禁毒风雷——济南解放初期禁毒运动档案文献选辑》，第102—103页。
[242]《济南市烟毒历史概况》，济南市档案馆编：《禁毒风雷——济南解放初期禁毒运动档案文献选辑》，第232页。
[243]《福建省烟毒流行及查禁工作简报》，1952年8月8日，存福建省档案馆，案卷号：138－1－222。
[244]长乐县禁毒指挥部：《长乐县清毒运动总结报告》，1952年9月30日，存福建省公安厅档案科，案卷号：长期173。
[245]陈守谦：《武汉禁毒运动》，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232页。
[246]齐磊、胡金野著：《中国禁毒史》，第261页。
[247]赵世琨：《消灭桂林的贩毒活动》，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258页。
[248]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广西卷》，第405页。
[249]王连馨：《长春禁毒运动》，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禁毒全书》，第507页。
[250]1952年3月1日《东北日报》。
[251]林辉等著：《为了这片净土——福建禁毒斗争的历史、现状和对策研究》，第110页。
[252]福建省建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建瓯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13页。
[253]黄世动、许复城：《南安县禁毒斗争的回顾》，福建省南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南安文史资料》第十四辑，1992年印刷，第34页。
[254]柯在根：《漫谈鸦片及同安的清毒斗争》，福建省同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同安文史资料》第七辑，1987年，第144页。
[255]宁弓矢：《南京的禁毒工作》，马维刚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第365—370页。
[256]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云南省公安厅委员会编：《建国以来云南的禁毒斗争》，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