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烟毒严重泛滥状况
（一）罂粟种植面积和鸦片产量惊人
1．西南区[1]
据统计，在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西南地区，种植罂粟的土地曾高达1 545万多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2]
云南省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禁烟工作报告》估计，至1949年年底，全省罂粟种植面积已达240余万亩，年产鸦片5 000万两。[3]又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1949年后的调查，云南省种植罂粟占总耕地面积的33%；省会所在地昆明市近郊，都可以看到盛开的罂粟花。[4]1949年，禄劝县种植罂粟3 000余亩，当时的一区、二区、三区、四区较多，仅第二区中屏和第五区九龙三江口沿岸一带就种植达1 500亩。[5]1949年，嵩明县种植罂粟达到5．7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0%。[6]1949年秋，大理地区种烟空前泛滥，就连大理县、凤仪县等公路沿线，种植面积高达50%左右，而云龙县则高达80%，其余多数县烟地面积都在1万亩以上。[7]
贵州省普遍种植罂粟，麻江县1949年种4 400亩，黎平县1950年种1．5万亩，绥阳县1949年种1．309万亩，在安顺几乎家家种植罂粟，习水县8个区因普遍种植罂粟被称为“烟乡毒地”。[8]
西康省种植罂粟占耕地面积竟达48%以上。[9]仅宝兴县1949年的统计，罂粟种植面积为1．3万亩，年产50万两；到1950年，罂粟种植面积仍有1．1万多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0%。[10]1949年，国民党见大势已去，明令宁属各县普种罂粟，执行“种烟抽税，不种者罚”的政策，强令农民种植，致使当地鸦片泛滥成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四川省各地遍开罂花。据档案记载，1949年，四川省境内种烟县有68个，罂粟种植占地面积高达13．404 5万亩。[11]其中尤以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为甚。川东地区是全省烟毒重灾区。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秀山县五区几乎无户不种罂粟，年产鸦片1．5万两，城口有5个乡，烟地占1 085亩；巫山、巫溪、武隆、石柱、彭水、南川、黔江等县，烟地均在1 000亩以上。[12]巫山县每个乡镇几乎都有种罂粟的，其中，骡坪区宋大湘、李兴周每年种收的烟土在万两以上，洋溪、官阳、起阳等乡每年种收的烟土在千两以上。[13]到1950年，川东地区偷种罂粟仍较普遍，万县专区种植面积共3 584亩，产量共3．584万两，价值折合大米共169．664万斤（以当地每两折换大米的最低价）；涪陵地区偷种面积达到1．05万亩，产量10．5万两，折合大米472．5万斤，其中彭水县种植面积高达2 000亩。[14]川西地区罂粟种植现象呈扩大趋势，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更甚，邛崃、大邑、金堂等均有种植。[15]1949年，邛崃县境内满地罂花。《新新新闻》载：“邛崃县境内，遍地种植鸦片，如北路：三坝、安顺。西路：大兴、火井、高兴等乡；南路：天台、三角、夹关、龙安、道佐、临济等乡，均各罂花遍地，种植甚多，其中包括种者北路有乡长伍某、季某、县指导员等。西路有陈区长、刘乡长，南路有区长李某、士绅罗某、参议员吴某等人。”全县种烟面积在12万亩以上。[16]1940年至1950年10年内，鸦片在金阳地区的种植可以说是极盛时期，种植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0%左右。其中天台区约占本区耕地面积的35%，安科区约占本区耕地面积的50%，灯厂区的芦稿（汉族聚居乡）和派来（彝汉杂居乡）粮食种到哪里，鸦片就种到哪里，对坪区占本区耕地面积的50%，南瓦区占本区耕地面积的15%。以灯厂区派来乡为例：1945年，全乡户户种烟，上半乡鸦片与粮食兼种，下半乡甚至不种粮食，专种鸦片，该乡孟克补匹营盘一共50户人家，每年竟可产烟1 000两以上。[17]茂县专区是传统种植罂粟区，为四川第二大烟泛区。1949年前，懋功（小金）、靖化（金川）、理县、汶川、茂县、松源6县40%以上的土地种植罂粟，尤其是懋功、靖化、黑水、马尔康等地种植罂粟占90%以上的土地。当时懋功全县有土地10多万亩，种烟面积达9万多亩，年产烟土250万两左右。因懋功烟土色如黄金、绵如糍粑、香味浓、冲劲大，胜过云土（云南烟土），畅销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各省（区），成了名烟。各地烟商云集，用枪弹和各种日用品换取烟土，以物易土，代替国民党的法币流通。[18]理县在官吏的“恩允”下，准许在通化、桃坪、龙溪等乡的高半山种植鸦片，烟禁一开，致使1949年全县各乡（除顺大道河坝地区外），均已遍种罂粟。1950年，理县境内高半山各村寨仍是罂花遍地，高山地带烟地占耕地面积40%。[19]1949年，茂县专区6县的耕地面积为67．31万亩，种烟面积仍占了3万亩。[20]川南地区，以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罂粟为多。乐山专区南5县（即屏山、雷波、马边、峨边、沐川）种植罂粟极为普遍，在这5县成立的以开发山区屯垦戍边为名的各大垦社，无不种植，成为四川第二大烟泛区。从1912年至1949年，雷波共产鸦片358．6万两。尤其是同生公司、抗建垦社、中心垦社、裕民屯殖股份有限公司、大生垦殖合作社、菖蒲田垦社等20多个垦社和垦场，所垦之地大都种植鸦片。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罂粟十分普遍。从1946年至1949年，峨边县彝区用来种植罂粟的土地约1万余亩。毛坪区仅有2 000余人口的怀德乡，据1945年估计种植的土地就有2 000亩以上。按一般年成，亩产鸦片约100两计算，全县年产鸦片在3万千克以上。[21]1950年，西南民政部调查表明，雷波、峨边、马边3县全部种植罂粟。[22]川北地区，罂粟种植也较广泛。中江县调查，在1949年前，仅广福、兴发、石笋、永兴、太平、双龙、清河、兴隆、合兴等9个乡，种植罂粟即达1 081亩，产鸦片43 200多两。到1950年，这9个乡仍种有罂粟668亩，产鸦片烟26 700多两。[23]自1935年以后，平武藏区90%藏胞被迫种烟，一直沿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年年底，平武县鸦片产量高达60余万两。[24]
2．西北区
西北地区是仅次于我国西南地区的第二大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基地。据1950年甘肃省禁种烟毒工作初步总结和统计报表记载，在7个分区（平凉、甘南未统计）所属的43个县中都种有鸦片，共16．98万亩。其中，种植万亩以上的县3个：皋兰县6．13万亩，岷县2．96万亩，武威县2．75万亩。武威县的299个乡中，有112个乡种植；临夏分区各县普遍种烟，永靖县金定区沙家庄共25户，种大烟120亩，平均每户4亩；山丹全县种烟户占总户数的30%，其中，高寨子村132户，有115户种植大烟，占87．13%。[25]
在青海省，据1950年民和、乐都两县统计，共种植罂粟2 977．1亩。[26]
1949年，宁夏烟毒泛滥成灾。据宁夏省民政厅1950年调查摸底，全省种植鸦片烟的农户仍有5 269户，面积达7 222亩，民间存鸦片烟3．4万余两。[27]
3．中南区
广西虽因土质、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多数地区不适宜种植罂粟，但仍有大面积种植，仅桂西北30个县种植的罂粟约有20万亩。[28]以右江流域为全广西种植罂粟的重要区域和鸦片产地，尤以接近滇黔西北部的西林、西隆、田西、乐业、凌云、东兰、风山、天峨等几个县为盛。湖南龙山县地处以匪多、枪多、烟多“三多”著称于世的湘西，到1949年，种植罂粟户数达41 133户，占总户数52 998户的77．61%；种植面积为604 628挑，占耕地面积1 727 652挑的35%；年产湿烟土564．57万两，折合干烟土300万两。该县苗儿滩，428户中除25户无田地外，其余403户均种植大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4．2%。[29]
在1949年前，广东种植罂粟达40余县，面积达15万多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0．38%。广州市郊区的龙眼洞、嘉禾、钟落坛、竹寮、石版、黄埔等镇当时均种有罂粟，大约有200余亩，致使大片土地失去耕作。[30]潮汕、兴梅地区种植罂粟最多的县是揭阳、普宁和五华三县，揭阳县达4万亩，普宁县2．5万亩，五华县2万亩；种植面积在5 000亩以下的有潮阳、潮安、丰顺、蕉岭等县。[31]
鄂西、鄂北山区历史上是种植鸦片的著名地区，仅来凤、建始、咸丰、利川四县每年即产鸦片33 500余两。[3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湖北省仍有不少地方种植鸦片。据当时统计，全省共种植鸦片10 073．5亩，年产量为362 861两；种植面积分布于恩施、宜昌、郧阳3个专区的17个县，种植人口达243 889人。[33]
江西仅石城县在1949年冬仍有9 860个农户种植罂粟，面积达5 000亩。[34]
在1949年前，河南省郸城县境内广泛种植罂粟，尤其秋渠、石槽、郸城、钱店、巴集、汲冢等地种得多。如曹集村，每年种植罂粟400亩左右，占当时全村540亩耕地面积的70%以上。[35]
4．华东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种植罂粟大部分散布于闽南、闽北、闽中、闽东等较为偏僻的山区。[36]据福建省各地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还有建瓯、建阳、崇安、邵武、浦城、水吉、政和、南平、古田、顺昌、建宁、屏南、罗源、连江、长乐、宁德、福安、柘荣、晋江、德化、安溪、平和、云霄、漳浦、诏安、永安、清流、宁化、三元等29个县种植罂粟，约占当时全省总县数的50%。[37]尤其是平和、云霄、漳浦、诏安等县与广东交界的山地以及清流、宁化等县有严重的种植罂粟现象。在闽南，尤以诏安的官陂、云霄的乌山、平和的廖安为最多。仅平和县在1950年、1951年两年就收了3 000斤鸦片，该县廖安乡共有320户，种植罂粟的就有300户左右，计129亩，1950年该乡还公然反对政府铲毒；此外，该县长田、石碑等乡在1950年冬种植罂粟户也占全乡户数的80%以上。[38]据1950年统计，平和、云霄、诏安三县交界处种植罂粟约达1 000亩。[39]在闽中，1950年冬，清流三区、四区的古坑、李家姚坊等地种罂粟1 600亩，宁化二区、四区的众上、禾口、治平三地一共种罂粟6 000多亩；永安二区、五区的龙清、上林、槐西等地也种罂粟约500亩。[40]在闽北，屏南、古田交界的迪口区全区3 173户，即有163户种植罂粟。[41]平南县在1951年、1952年两年中被发现并铲除的罂粟苗即有1 329．51万株，每亩以4 000株计算，约有3 323．7亩。[42]在闽东，1950年，宁德、柘荣等县偏僻山区发现种植罂粟400亩以上。[43]古田县所辖8区12乡仍种植罂粟，查有7 800余株，有12户人以此为职业。[44]
1949年前后，安徽亳县、寿县、凤台、阜阳、颍上、宿县、太湖、宿松、桐城、费东等县为主要产烟区，贵池、泾县、祁门、黟县等地也有种植。[4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种烟面积也很大，仅肥东地区就有1 700多户农民种植罂粟；[46]阜阳县种植罂粟曾高达127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的49%。[47]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浙江仙居、天台、文成、三门等山区因受匪特的控制，种植罂粟仍相当普遍，仅仙居一县，估计1950年可收获烟土2 000斤。[48]
5．华北区
绥远省由于1949年前各地广种罂粟，1949年后不久很多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还不了解，因此在许多有种烟历史的地区仍在大面积地种植罂粟。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土匪也趁机造谣惑众，说“共产党爱穷人，穷人种了烟咋不了”“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大家都种烟，政府就管不了”“共产党优待蒙人，蒙人可以种”[49]“人民政府只准许种一年大烟，以后就不让种了”，[50]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大量种植罂粟。例如，1950年，伊克昭盟种植罂粟约在8万亩以上，其中达拉特旗将种植小麦的水浇地2/3种植了罂粟。[51]1950年春，萨拉齐县种植罂粟成风，全县7个区都种植罂粟。该县二区新城乡400多户人家，种植罂粟1 500多亩，平均每户种4亩多；三区义成乡300多户人家，种植罂粟3 000来亩，平均每户种10来亩；农民户种罂粟最多者达到30多亩。[52]1950年春，萨拉齐县共种罂粟9 138亩，种植户达1 169户。[53]1950年，河套地区的安北县种植罂粟4 676亩，五原县种植罂粟2 158．9亩。[54]据绥远省人民政府的不完全统计，1950年，全省种植罂粟在20万亩左右。[55]并且占用的均为土质很好的水浇地，因而给粮食生产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失。
6．东北区
吉林省在1950年仅据长春、吉林、榆树、农安、德惠、九台、双阳、永吉、舒兰、蚊河、怀德、伊通、延吉、敦化、珲春、郭前旗等16个市县（旗）统计，就有92人种植罂粟。1951年，吉林省对东部山区、林区进行搜查，仅敦化县就查出32人种植罂粟，烟地840亩。[56]
据统计，到1949年前夕，全国罂粟种植面积高达2 000万亩，种植罂粟的农民达1 000万人以上。[57]
（二）制毒贩毒活动十分猖獗
1．西南区
西南区大的烟毒集散中心为昆明、贵阳、雅安、成都、重庆等地，主要制毒中心有涪陵、成都、重庆等地。
云南省会昆明市在1949年后有烟贩6 968人；[58]全市87个行业的163万个工商户中，制、贩烟毒的有2 327户，每年制、贩毒达400万两，为云南省烟毒主要集散地。[59]
贵州省1949年前年产烟土约7万担，内销约3万担，外销约4万担。“黔土”不仅外销湖南、广东、广西、汉口、上海，甚至远销香港、东南亚各地。全省出现“无商不烟，无烟不富”的局面。烟土竟成为市场上的等价交换物，成为一种特殊货币。民间出现“积谷不如藏金，藏金不如存烟”的现象。全省各地城乡烟贩成帮结伙。据镇远县
阳镇统计，仅有10 550人的小镇就有烟贩530人，占人口总数的5%。贵阳、安顺、遵义、铜仁是该省烟毒的集散地，烟商云集，烟行资金雄厚，一次出“帮”，少则几十担，多则成百上千担，出帮多有武装护送。[60]据锦屏县统计，全县有专业烟贩111人，其中经营大烟数量在百两左右者68人，200两至千两者7人，千两以上者4人。镇远县则更多，有毒贩700余人，其中，贩运大烟百两左右者571人，百两至千两者200余人，万两以上者20余人。彭文斗、杨锦川是黔东南两个最大的贩烟集团，共有成员26人，仅在1949年后的1950—1952年8月的2年零8个月时间里，就贩卖大烟3万余两。[61]其中，彭文斗在1950年1月至8月的8个月里就贩运和销售大烟1．7万两。[62]
西康省地处偏僻，贩毒分子则利用政府的鞭长莫及的情势有恃无恐地从事贩毒活动。省会雅安是西康省的门户，是各种货物的进出口，也是烟毒集散地。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仅雅安城区就有烟贩650户。[63]1950年3月西昌适逢烟土上市，引来众多城乡烟贩到烟市抢购烟土，进行屯集，等待价涨抛售或贩运到外地高价卖出，仅川兴乡就有烟贩16人、烟经纪1人。[64]
四川省各地的制、贩毒情况也十分严重。成都在1949年后的秘密制毒厂坊有367家，制毒者568人，贩运毒品者5 211人，售卖者5 260人。[65]1949年，涪陵县与邻县接壤的60余个场镇，烟馆林立，均有制吗啡场所。[66]仅涪陵县城区的秘密制毒厂坊就有60余家，有的是手工制造，也有雇请技师使用机器制造的。[67]涪陵县城1949年后的调查表明，有制造、贩毒行为的达1 735户。[68]自贡、泸州、万县、宜宾、乐山、大竹、达县、广元、大邑、仁寿、灌县、华阳等地，也有2 000多家制毒作坊。[69]邛崃县1949年前销售、贩运、制造毒品情况均为严重。邛崃县与天全、芦山、宝兴等县盛产烟区毗连，特别是3县所属的大川、太平、青龙等乡的大烟都得通过邛崃火井场转销至其他各县。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几年仅火井场每年大烟的吞吐量就达4万两以上。每年收大烟季节，火井场台子口的大烟市上，像摆萝卜堆子一样任人选购。人们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甚至割肉、吃面、喝酒也有用大烟折价换取的，也有用枪弹调换大烟的。每年的烟市历时两月之久。平时逢场间，外来购买烟土的人很多，每场销售量也达千两以上。1947年，张石如任宝兴县县长，组织武装把大量烟土贩运到邛崃，换取粮食、枪支。是年，由特务大队长孔芝麟率武装人员100余名，带机枪10挺、步枪10支保运，先后3次运到邛崃的烟土计720箱，约6万两。1949年2月，张石如、蒲泳圃等4人合伙贩运大烟共13石，砒子40两。赵宾实于同年9—10月间，又由宝兴运回大烟380两，吗啡砒子15两至邛崃三坝乡制毒。1949年前夕，邛崃城乡上下多数人家制造吗啡、砒子、唆唆。[70]1949年，仪陇县有贩运、贩卖烟毒者2 289人，贩运烟毒21．97万余两。[71]大竹、垫江、江北、秀山、黔江等县，贩运烟毒者有1 022人。[72]1950年，南充市有烟贩60余人。[73]温江县贩运烟毒的95户，以贩烟毒为生的250人，制毒者17户，主要是无业游民。叙永县马相如等4个贩卖鸦片集团，1949年前勾结当地军政官员大肆武装贩运鸦片，1949年后制贩毒活动仍十分猖獗，仅1950—1952年就贩运、制造鸦片2．5万多两、吗啡500多两，运往泸州、永川、重庆等地贩卖。[7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江县仅城关、仓山等9个乡镇，贩鸦片的就有289人；1950年，这9个乡镇贩鸦片者仍有91人，数量达1 800多两。[75]重庆是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最大的烟土集散地，四川大部分毒品以及云贵的鸦片也多通过重庆码头运往湘、鄂、沪等地。重庆又是西南地区的制毒中心之一，有大量制毒作坊。据统计，1949年后分布在重庆的秘密制毒厂坊有400余家，制造鸦片者618人，贩运烟毒者4 476人。[76]
2．西北区
在1949年后，陕西省汉中市鸦片的加工、运销依然严重。据1950年统计，全市有制造料面者4户，料面贩29户，鸦片烟贩上千人。[77]西安市在1949年前是西北制贩毒品的中心和集散地，1949年后贩毒活动仍然十分猖獗。1949年后的工商户，如药房诊所、客栈旅社、手工百货等，差不多行行贩毒。南关的山货行贩毒情况最为严重，二区（现碑林区）有山货行20余户，除3户外，其余全部贩毒。大毒贩丹青，原系汪伪山西凌川县及解县警察局长和国民党杨振邦部游击第三支队参议，1948年潜入西安，以开设牛奶场为掩护，组织贩毒，活动区域除西安外，遍及北京、上海、洛阳、开封、兰州、武汉等地，仅在1949年后的2年间贩卖的毒品料面即达2 000两以上。[78]大毒贩苗绍温，专门组织肛门队9人，阴道队11人为他贩运毒品。肛门队员高大嘴，1951年秋初用藏入肛门的方法从安徽宿县给苗绍温运送料面，一次带了十几两，到西安后因便不下来，危及性命，才不得不经医生灌肠取下。从1950年6月至1952年4月，苗绍温从徐州、宿县等地贩料面在2 400两左右。这些料面大部分是由肛门队和阴道队运来的。据统计，被毒犯雇用的阴道队妇女因中毒而死的，达30多名。[79]
兰州市也是西北毒品的主要集散地。1949年后，该市的毒贩多从包头贩运毒品至兰州，或从兰州贩运到迪化（1954年改为乌鲁木齐市）；也有从甘肃省的卓泥、夏河、临潭等地贩运到兰州；而料面除兰州市有制造者外，大都由上海、天津、西安、汉口、四川输入成品。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2年，兰州市共查出烟毒案件1 100件，计大烟109 306两。其中，大烟制造贩卖者503件48 255两，托运自用者323件60 150两，料面制造者15件472两，倒卖者121件1 811两，代运者63件1 108两，自运者29件33两。在1 100件烟毒案件中，共涉及烟贩1 414人，其中，有行业户33种675人，居民户739人。在行业户中，以汽车运输行业最为严重，有烟贩159人，占行业烟贩总数的23%，贩运烟土42 800两。[80]
1949年前，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庇护下，官僚、地主、恶霸、地痞、流氓趁政局混乱而竞相参与鸦片的贩运，内地鸦片源源不断地流入新疆迪化市，国民党骑五军军官则在迪化南关以合作社名义垄断鸦片销售市场，从中牟取高额利润。迪化人民政府成立后，慑于人民政府禁烟的威力，多数贩毒活动停止，但仍有少数不法分子在暗中从事贩毒，手段趋于隐蔽。其鸦片来源主要由新疆与内地毒贩合伙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购入，勾结起义部队中的反动军官，经吐鲁番或绕道南疆折返迪化；贩运方式是以行商作掩护，将鸦片匿藏于布匹、砖茶、鞋底、牙膏、羊肠、车胎、文明棍内，用马车、驼队、汽车等偷运；销售方法以运输行、商栈为落脚点，后交坐地毒贩秘密销售，零售者多为小摊贩，除供给本市烟民吸食外，部分还转运南北疆各地。毒贩马永成、马永彪曾在南关合作社公开为国民党骑五军军官销售鸦片，1949年后用马车又秘密转运销售库存鸦片8 000余两；马启福、马启录原以贩毒为业，1949年后往返于内地贩入鸦片3 000余两，家中置有水磨、田地，生活非常富裕；毒贩马文山与内地毒贩合伙集资买鸦片1 004两，秘藏于货物中用汽车甚至飞机贩运。据1952年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往返内地贩毒者有50余人，坐地大小贩毒者有536人，零售者有200余人；1949年后，贩入的鸦片有3．6万余两，连同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8 000余两，迪化市共流行鸦片4万余两、大麻8 060余两，按年吸1．8万余两，已销售3．4万余两，约折合价值275亿元（旧币）。[81]
3．中南区
据1949年后调查统计，河南省贩运、吸毒者有81 379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82]许昌市制贩和吸食毒品者共约3 500余人，占当时5万人口总数的7%。[83]郑州市公安机关登记的贩毒者有150人。[84]漯河市是1949年前中原地区最大的鸦片集散地。据当时商会统计，猖獗时流入漯河再销往各地的鸦片，每年均在1万两左右，主要销散在郾城、舞阳、叶县、襄城、临颍、许昌、郑州、西安、安康、甘肃和青海等地。1949年后，该地的鸦片贩卖活动依然流行。在这些众多贩毒者中，主要有“四大金刚”“八大怪”和“十二姐妹”。他们贩毒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经常采用的是通过双底木盒、双底油桶、茶叶桶、礼帽盒、汽车电瓶、自行车空架、自行车内胎、盘纸、牙膏、空心架子车等物品携带，更有甚者，还利用妇女阴道、骡马阴道和男人肛门携带。据1950年2月调查，“四大金刚”之首的吴某某，从广西省金城江一次带回大烟坯子86两，可制作海洛因129两。“八大怪”之一宝吴，1950—1952年这3年中贩卖鸦片达1 000两以上，仅在漯河零售海洛因就达300余两。贩毒者孙某某，从1948年开始以理发和摆小摊为名，搞贩毒活动，到1952年2月止，除供全家6口人生活费用和吃喝招待外，还获黄金65两，存海洛因5两，现钞570万元（旧人民币）。[85]河南省郸城县曹集村在1949年前，全村70户385人中，有21人会做海洛因、57人贩卖毒品。[86]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北省武汉市早已成为全国三大烟毒运销中心地之一。武汉1949年前，从事制、贩、运、销烟毒的商贩、痞棍多达万人，其中以号称“烟土大王”的赵典之最为典型。赵典之、宁焕章，湖北武昌人，1878年生，1952年病死。1896年，赵与日、法租界的包探傅坤山、姚春阶以及烟土出手郑玉堂等结伙，开始进行烟土走私活动。1901年，赵在后花楼蔡家巷口开设大庆祥牛皮行，兼营烟土走私。1910年，赵与鼎升恒合伙经营鼎泰祥杂粮号，杂粮、皮毛、棉花、烟土四者兼营。1915—1933年，赵与警察厅长周际云、督察处长李耀廷、镇守使社锡均、驻防军师长寇英杰等军警头目勾结，先后组织福记公司、顺丰公司、特业公会，并任武（武昌府辖10县）黄（黄州府辖8县）禁烟总处的会长、处长等职，用“武汉”“飞熊”“楚雄”等兵船包运烟土，并组织稽查60余人进行“缉私”活动，垄断了武汉的烟土市场，一度使汉口每月烟土数额由不到1 000担上升到1 500担，销场也扩大到外埠。赵从中牟取暴利，拥资百万，庄号遍及湖北武汉、宜昌、沙市、襄樊、老河口，河南信阳、明港、确山、驻马店、漯河、许昌、郑州、西平、遂平、周家口，湖南长沙、益阳、常德、津市、洪江，四川重庆、万县、丰都，以及安徽芜湖、江西南昌等地，国民政府上层人物如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武汉警备司令叶篷等均为赵贩卖烟土的得利者和后台，赵被称为“烟土大王”。[87]1949年后，在该市流通有案可查的毒品，约计鸦片109 474两，吗啡、海洛因147 660两，折合人民币（旧币）约328亿多元，相当于当时的大米2．1亿担。全市仅毒品贩运犯就近4 000人，占毒贩总数的77．8%。他们从两广、云贵、四川等地贩运大量毒品到武汉，可获利一两倍，如再运往上海、西安等地，还可获利达四五倍以上。其中，大毒犯王子骥，1949年前就在昆明开工厂大量制造吗啡，并大肆贩卖烟土。1949年后自1950年1月—1951年6月，先后5次从昆明、重庆等地用汽车、轮船将毒品贩运至武汉出售，共制贩毒品折合鸦片达60余万两。他的活动范围、贩运线路和推销网络，遍及上海、重庆、昆明、西安、兰州、衡阳、广州等各大城市。大毒犯魏少卿一家贩运毒品也高达9万两。[88]宜昌市以罗祖霖（1950年被处决）为首的烟毒团伙开设地下工厂，以巨资制售毒品，牟取暴利。[89]恩施在1949年前，贩毒者的活动就比较猖獗，已由贩运鸦片发展到贩运吗啡，由货币交换发展到武器交换；1949年后，他们乘人民政府忙于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之际，仍大肆贩毒。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至1951年，恩施城关烟毒周转数量为鸦片31 673两，吗啡1 197两。烟毒犯除零星贩运外，集团贩运犯也较活跃起来。如龙凤坝的余注之贩毒集团，仍从事毒品贩运，在四川出售后购进食盐。仅1950年一次，即从宣恩李家河贩运吗啡200多两、鸦片2 000多两。余注之又将一部分鸦片制成吗啡，运往四川万县出卖。恩施城解放路沈绍民，1949年前勾结来凤中统特务和保安大队长，来往于汉口、长沙、广州等地，从事大规模的贩毒和贩卖黄金的活动。1949年后勾结其他毒犯，在来凤收购大批鸦片，制成吗啡，远销武汉、广州等地。仅1950年9月，沈绍民用重金收买司机，以运橘子为掩护，一次即贩运吗啡359两、鸦片20斤。[90]
广西南宁在1949年前是安南（越南）、缅甸等国和滇、黔等省的烟毒集散地，每年吞吐烟毒量达数千万两。因而南宁烟毒商云集，共有591家，他们以经商为名，暗地贩卖烟毒，一些烟毒商贩还组织烟帮运毒，有南宁、钦州、陆川、罗定、隆安、百色等烟帮，这些烟帮配有武器，公开押运烟毒。1949年后，部分烟商仍进行贩毒，如蒙佩兰、钟泽楼、蒙庆堂、邓贵德等从1950年2月至1952年8月，共贩运鸦片6 954．7千克。[9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西各地城乡烟贩成帮结伙，贩卖毒品的活动十分猖獗，秘密贩毒人数不少于3万人。[92]
广东潮汕、兴梅地区1949年前既是罂粟产地，又是毒品集散地，国内外网络密如蛛网。国内渠道远至上海、广州、厦门、汉口、天津、云南、贵州和江西等地；海外则交通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石叻（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潮汕、兴梅地区，除私人贩运毒品外，有组织的大贩运毒集团达60多个，股东近1 000人。丰顺县有一个贩运毒品公司，每次从云南运烟土至汤坑都在1万两以上，层层转运均由宪兵及军队武装护送。五华县“昆明帮”有7部汽车运毒品，每次在2万两以上，均由军警武装押运。梅县“张光帮”有股东47人，下设10个包运帮，运毒至兴宁，再由当地官员派兵护送运往外地。揭阳灰寨公司、潮阳昌集利源、普宁桥柱交易所、汕头三公司及水上的陈惯发、郑晶仔集团等均属著名的贩运毒集团。1949年后，这些贩运毒集团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但在贩运毒的方法方式上均变得隐蔽和巧妙。[93]广州毗邻港澳，又与西南各区接近，因而不仅是毒品的销售点，也是毒品出入的总口岸、贩运毒品的重要中转站，是华南地区走私毒品的中枢。有大批的贩毒集团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贩毒活动，以“罗定帮”“兴宁帮”两帮最为活跃。烟毒品主要来自西南的云贵桂各省（区），也有港澳直接侵入转运四乡或内地各大城市，如武汉、上海、南京等地。有人形容当时的广州是“烟馆林立”，有“烟馆多于米铺”之称。全市各阶层、各行业无不受其影响或毒害。[94]
4．华东区
南京市原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办公所在地，在全市145个行业中，有旅馆业、西药业、五金、粮食、浴室、理发等56个行业在密营贩毒，仅旅馆业贩毒的就有75户，占当时旅馆数的22．86%。还形成了“湖北帮”“江西帮”“南京帮”等集团，他们有“批发中心”，远销至苏南、皖南各地；也有“零售网”，遍布全市各个角落。[95]1949年后的南京，烟毒贩很多，约有4 000多人。他们主要散布在交通要道和繁杂地区，活动十分猖獗。据统计，仅三区（秦淮）即有毒贩332人，六区（下关）282人，七区（浦口）302人，共占全市逮捕毒贩人数的60%左右。在这些毒贩中，既有特务、会道门人员、土匪、地主、秘密帮会人员，也有工商业主、小商贩、医生、店员、农民、娼妓、家庭妇女。[96]六区乔国良，南京毒贩“四大金刚”之首。从1928年起开始贩毒，有24年的贩毒历史。先是同其妻乔蒋氏来往长江南北，从事小包白面买卖，其后贩运数量日增，勾结船商、帮会势力、军警宪特，从事大宗贩毒活动。1940年，乔国良替毒贩邱培芝在宁转运毒品时失手，一次就被查获烟土1 000两左右。汪伪时期，乔以金钱铺路，参加了汪伪和平军，往返徐州、蚌埠之间，进行武装贩毒，每次贩运数量都在300两左右。抗战胜利后，为了便于运毒，专门购买了一艘小轮船、一辆汽车，作为运毒工具。据烟贩吴凤轩反映：“1949年前，去乔家买毒品的人比看电影的人还多，对百两以下的烟客不愿招待。”由此可见乔贩毒数量、规模之大。1949年后，他勾引铁路、轮船职工，采取承包汽车代运等方式，伙同其妻乔蒋氏、女婿方夔等大量贩运毒品，到被捕时，先后买卖烟土5 583．5两、白粉345．7两。[97]谷朝选，1928年，拜青帮头子卜凤山为师，即开始贩毒，人称其家为“门东毒窟”，活动于三区门东、门西。1937年，日本攻占南京后，开始进行大宗烟毒贩卖，主要勾结朝鲜人及日本洋行的人员大批贩卖白面，每次买卖都成箱地交易，每天家中有几十个买卖毒品的客人接洽。1948年，谷朝选又与南京帮大毒贩戴庆余、武志泉、项福如、陈有道等共同组织贩毒集团，购买手枪护运，大量贩毒，大发横财。1949年后，继续大量贩制毒品，1950年7月一次制海洛因底子48两，南京市政府《禁毒令》颁布后至1951年4月，谷朝选又贩卖海洛因131两，制贩海洛因底料275两。[98]
旧上海是烟毒的集散地和转运站，而且拥有相当规模的制毒、贩毒、运毒机构。毒贩们从香港、广州、汕头等地将烟土转入上海后，一面加工成毒品后发售，一面运销京、津、苏南等地；他们拉帮结伙，有所谓的潮州帮、宁波帮、安徽帮、湖南帮等，各有各的运销线路，各有各的地盘。据统计材料，上海1949年前制毒、贩毒、运毒案件每年约有8 000起，烟毒祸害达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99]上海1949年后，仍有制造毒品的场所33处，从事制造、贩运、销售毒品者达3万余人。[100]
在安徽省，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芜湖市有毒贩234人，徽州专区有毒贩182人，宿县专区有毒贩131人；截至1952年8月，安徽全省尚有制贩运集团138个，烟毒主犯255名，从犯934名，单帮犯（单独从事贩毒活动的人）3 373名。毒品贩运：（1）由阜阳、宿县、永城向北运往徐州，折向西至商丘、开封、郑州，直至西安、宝鸡、成都；（2）向南沿津浦、淮南两铁路线运往上海、南京、芜湖等地，有的由芜湖运往屯溪、浮梁。蚌埠市津浦、淮南两铁路线的交叉点，芜湖是水陆交通要道，因此这两个城市成了安徽境内南北毒品的主要集散地。[101]芜湖市在“五反”运动中发现有以周其幅为首的湖北帮贩毒集团，勾结长江轮船上的船员大量贩运，1949年后还贩运鸦片达42 500两、吗啡215两；还有安庆帮，他们主要是单帮贩运。另外，亳县一带毒贩也较多，仅亳县城关就有不少贩毒集团和资本大的烟毒贩，他们都以贩毒而成了暴发户，如詹挹祥集团在西安、开封都设有站，仅1947年、1948年两年盈利不下40亿元（旧币）；孙华民集团掌握全县烟土产量的60%以上；李汉城贩毒盈利盖了楼房，开了铺子，买了100亩地；石占英贩毒盈利100亿元（旧币）以上，等等。[102]
截至1952年6月，山东省济南市已发现制造毒品犯24人，贩卖毒品犯436人；另外还发现了5个较大的集体贩毒案件，毒犯52人，其中，以张继武为首的贩毒集团计有20余人，已查明下落的贩毒数量即有1 100余两。毒犯的活动特点，制造者多以西药房为掩护，贩毒者多以收买贿赂我铁路公安部门人员，包庇掩护其非法行为，从“三反”中已暴露的材料，发现铁路及公安人员包庇毒犯者计有150人。[103]
在福建、皖北、苏北、苏南、上海等地有毒贩3 000余人，其中，福建省共有贩毒者1 520人。福建省境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制毒活动，主要集中在闽南，晋江县尤甚，厦门等地次之。晋江专区晋江县张林村是闽南制毒中心，有“毒窟”之称。提炼吗啡的方法是1925年张林村张水银从村中一位台籍郑医生处学来并逐步传开的。[104]据统计，该村制有猛虎、红叶、美化、麒麟、孔雀、鹦标、船牌、虎牌、金银牌等牌号的毒品。至1949年，全村共有大小制毒公司40家，制造的吗啡约三四十万两。张林人对邻村夸耀说：我们村产的吗啡比你村产的麦粉还多，自喻为“吗啡之乡”。制造吗啡的原料鸦片，主要向汕头采购，用专船、专车运进张林，购置大量枪支弹药保护运毒、制毒。[10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晋江县共有大小制贩运毒犯545人（另有专门技师95人、技工200余人尚未包括在内）。在所有制毒公司中，以张子仁、张子丹、张明怡等在1947年合股开设的“三大公司”为最大，其产量即占所有制毒公司总产量的50%以上。福建土地改革以后，该村多数制毒公司均停手不干，唯“三大公司”仍然大肆制贩，并以武装护毒，甚至公然与政府对抗。据从犯张得城供称：该公司自1950年2月之后整整一年时间，即大规模制造吗啡10次，卖出吗啡320亿元（旧人民币）。[106]该村制毒的手段十分隐蔽，一般来说制毒均在野外进行，也有在家中密室或墓穴中进行的。在厦门市还发现翁缉、李子山、黄俊明、阮淡水4人合伙收购烟土改换牌号加工制造吗啡；纪经降、蔡吉成、王猪泽、吴介再4人制造莲花、麦穗、皇帽、红栖等牌号烟膏，其中，仅纪经降一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加工制造鸦片达1．5万两以上。[10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福建毒品的贩运、销售活动也十分猖獗，贩毒集团通过秘密运输渠道，不断从香港、澳门、汕头、温州以及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马祖等地偷运鸦片入境。贩毒地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福州、厦门、晋江和漳州等地。[108]在福州，长乐县是当时福州、南平一带烟毒的集散地。[109]福州武装贩运毒品的有温州、福州、马尾、长乐4大帮，其中，长乐帮每月贩运烟土10万多两。[110]福州市区以林木桂为首的贩毒集团，仅1950年2月3日一次就从汕头运进鸦片11 630两。许多贩毒集团都备有专船，或在船中装夹板、设暗仓，或将毒品藏匿机器缝隙处；有的利用卖旧衣夹带，有的把鸦片装在理发箱中到处兜售。台江区39家茶摊有17家贩卖毒品。[111]厦门市有606名烟毒贩，他们不仅行踪不定，而且贩毒时一般有武装护送。他们每月从香港、台湾、广东、金门偷运入的鸦片，虽比1949年前15万两有所减少，但仍在10万两左右。直到美国、蒋介石政权严密封锁沿海地区及大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时，这种状况才有所减少，但直到“五反”前每月进口量尚在2万两左右，加上厦门市烟毒贩众多、资本雄厚、存量充足，故每月营业量仍保持在5万两左右。这些毒品大部分在福州及闽南一带倾销。[112]在晋江，晋江县张林乡是闽南烟毒的集散地。据晋江专区不完全统计，1948年至1952年夏季，该区流行毒品总数在70万两以上，仅张林乡就有551 476两。[113]该乡不仅制毒，而且贩毒，制贩运毒品的大毒犯均系地霸和反动党团分子。该乡13个地主，个个制贩毒品；“三大公司”为了方便贩毒还以金钱为诱饵，不仅收买群众，而且收买我国家工作人员4名，任该公司的经理和坐探。[114]鸦片运到张林乡后，有一部分转售晋江专区各县，其中，以莆田、仙游销量居多，泉州次之；大部分还是经过加工改制为吗啡再行销售，所制成的吗啡有大量是海运到厦门市，通过广生和太芳两家药房大量转销到南洋、香港、上海等地，一部分推销晋江、南安、惠安、仙游、莆田等地，省内仍以莆田的销量居多，人们常以金、银、猪、牛甚至小孩到张林乡去换吗啡。吗啡的牌子最多时有19种。[115]张林乡贩毒的组织十分严密，毒品交易多在野外，一般不赊不欠、现款买卖，也有以货易货的，更毒辣的则是贩小孩以易毒品。他们运毒、藏毒的方法五花八门。海路运输一般以煤炭等掩护或深藏夹舱中，专门运毒者则以百抽十的代价给予包运；陆路运输用汽筒将吗啡打入轮胎，或制成鞋底冒充商品，大量贩毒者则装入汽车油箱的夹层内，或是将吗啡化水，冒充药水，甚至有混入火药内及制成罐头以伪装的。藏毒的花样更多，一般大量的多装在瓮内，埋在山头或五谷地里，而藏在天花板上、夹壁内、空心柱内、马牛猪栏下或是装入枕头与夹底篮的为数不多，且是小量的。在漳州，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统计，该区的漳浦、诏安、云霄三县地邻广东大埔、饶平等毒品产区，是通往潮州、汕头的交通要道，因此贩毒甚多。如漳浦的旧镇、城区，诏安的官碑、秀篆、四都、梅州，云霄的一区、四区等，均为毒品集散地点，漳州市区和石码镇等毒犯也以此为转运点。云霄城关区南华百货商店，勾结7家同业商店，一贯自立商标，大肆贩运，与龙溪、漳州、汕头等地均有联系。据统计，漳州市大贩毒犯张沅美于1950年一次就贩运毒品2 000两，1952年3月还装运9箱鸦片到香港贩卖。该市37家茶行均发现有贩毒行为，力生药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贩卖鸦片仍在万两以上，元安药房老板虞金元从汕头运入毒品也在万两以上，源裕运输行仅在1950年6—7月间贩运的毒品就达万两左右。[116]此外，该省其他地区，如建瓯、福安、永安等地也发现有贩毒现象。
5．华北区
据统计，华北区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四省和北京、天津两市，1949年后有毒贩1万余人。[117]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绥远省制造、贩卖毒品的人数很多，活动也相当猖獗，几乎遍及全省大部分地区。其中，1950年，包头市就有1 000多人从事制贩烟毒活动。[118]1950年春，安北县从事贩运烟土生意的有162人。[119]1950年春，萨拉齐县仅县城内贩卖烟毒的就有200多户。当时萨拉齐县制贩烟毒较厉害的村子有：第一区板申气村300多户人家，制贩烟毒的有30多户；第二区公积板村280来户人家，制贩烟毒的竟有80多户。[120]
天津市初步查对证实的毒品成案有360件，涉及2 589人，除在押及在外地的702人外，在津社会上的有1 896人，以行商、小贩、经纪人、西药化学原料业、进出口贸易行等职业为最多，约占33．2%；其次是茶业食品业、汽车运输业、五金行、手工业及货栈业，约占18．1%；其他如文具、洗染、照相、理发等30种行业，约占23．8%；无业、职业不明者，约占24．9%。据进一步核实，其中较大的毒贩有200余名。[121]运毒犯童天华、刘若秋一次将45件一号料子（每件28两，每件运费折黄金2两）分藏在8卷油毡内由香港押运来津交于大毒贩李锡忠、路往樊后，非法所得利润1．5亿多元（旧币）。贩运毒品的方法还有很多，诸如使用双底皮包、大筒套小筒，将毒品藏于自行车内胎盘好后压于豆饼内，将毒品装入枕头打在行李包内等。更有甚者将毒品用蜡纸包装塞入肛门。[122]集体大量贩毒者多数行踪诡秘，不易发现。他们之间多数订有《生死盟约》，凡是主要合伙犯无论何人被捕，只要坚不吐实，在外面的伙犯除对被捕者家属的生活给予全部供给，年老者还给予优厚的“养老金”，并且负责进行“行贿运动”，通过行贿将被捕人犯救出。在押犯郭龙文的伙犯滕鸿康等4人，在1947年被捕时，郭犯用5．6条黄金贿买出2名，滕犯被判长期徒刑后，郭给滕父黄金4条，作为“养老金”。1950年，郭的伙犯郗日皋在太原被捕后，郭一次就拿出900万元（旧币）。因此，郭犯在津、沪一带制毒、贩毒达8年之久，从未“犯案”。[123]集制毒、贩毒、运毒活动于一身的历史惯犯刘树人，1949年伙同制毒犯郭家骥、张敬一、张凤藻等在津、沪两地秘密销售毒品。1949年至1950年2月，先后14次贩运收代买烟土610两，一号料子56两，无水醋酸200斤，并拉拢热河省公安厅干部等6人由赤峰运烟土1 000余两到北京销售。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禁毒命令，该犯不但未停止活动，且更变本加厉。3—4月间，他与伙犯张敬一等4人由北京向上海贩运烟土750两，并在京、沪为毒犯巫道生代买代卖烟土600两，一号料子1件；6月，他又赴香港联系大毒贩王德胜、吕宪章等包运毒品进入内地。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于1950年9月至1951年2月先后3次由香港夹带一号料子55件（计1 540两）运至津、京，倾销内地。[124]
6．东北区
东北区的几个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的55个县城从事制毒、贩毒的有1万余人。
吉林省会长春市有烟毒犯427人，其中，敌伪官吏、地痞流氓占74%，商贩兼卖毒品者占17%。这些烟毒犯大多专以贩毒为生，少数则以开旅馆、诊所、商店为掩护。[125]反革命分子卢晓峰，伪满时曾在富锦县种植大烟、一贯欺压勒索群众；东北光复后，继续贩毒，并当过国民党建军头子赵坤天的少校团副；1946年2月，又勾结国民党长春督察处，收拢地富分子和土匪，组织国民党地下建军，担任国民党东北长官司令部第18支队第三团的团长，在长春附近的卡伦、龙家堡一带进行反革命窜扰活动。1948年后，他隐瞒罪恶，抗拒登记，竟与烟毒犯刘云祥合谋，以开设民生制米厂为名，勾结烟毒犯刘德宝等20多人，盗窃市内大量电线销往吉林市，再从吉林、延边等地贩运回大量烟土，令其柜伙分售出去，从中牟取暴利。[126]
1949年后，在松江省会哈尔滨市，朴桂林贩毒集团制贩毒活动猖獗。朴桂林是朝鲜民会农具厂经理，哈尔滨市朝鲜族最大的财主，他利用合法地位大量制造、贩卖毒品。这个集团在哈尔滨市有一处海洛因制造厂，有一批人专门运送毒品，他们与朝鲜平壤、内蒙古乌兰浩特、天津、北京、上海等地都有往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贩毒网。[127]
（三）吸毒现象十分普遍
1．西南区
贵州省1949年前，在全省1 400万人中，吸食鸦片烟毒者有3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1．14%。当时省会贵阳市人口约23万人，吸毒者4万多人，烟馆2 000多家，主要集中在合群路、公园路、都市路、河坎街等地，零星烟馆比比皆是。[128]遵义城在1949年前只有1．1万户人家，6万多人口，烟馆却有400多家，占总户数的3．6%；吸食鸦片者达4 000余人，占总人口的6．7%，烟味充斥大街小巷，被称为“烟毒世界”。[129]绥阳县1949年前吸毒者占成年人的30%。习水县长沙、官渡、东皇、温水4镇有人口7 223人，吸毒者达2 450人，占4镇人口总数的33．9%。[130]平越（今福泉）1949年前，全县约有烟馆160多家。县城内开设烟馆20多家，每天进烟馆吸烟者达百余人次，吸烟者占城关成人的75%。其他如团阳、马场坪、陆坪、牛场、凤山、黄丝等乡镇，甚至连穷乡僻壤的仙桥、天麻窝等地也都有烟馆。长不到1千米的马场坪街上有烟馆20多家，牛场镇竟开设烟馆高达70多家。[131]修文县1950年统计，仅县城就有吸毒者672人。[132]
云南至1949年年底，全省吸食鸦片者在200万人以上，约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 595万人的12．5%。昆明市有鸦片烟馆1 181家，唆唆烟馆433家，合计1 614家，其中，公开营业的有600余家，吸食成瘾者达5万余人，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1/6；甬道街居民266户，吸毒的就有157户，开设大烟馆的有52户；全市闻名的唆唆馆公安巷，有一天吸毒死亡者多达8人。曲靖地区有烟馆1 839家，烟民25．7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6．6%，其中，曲靖县就有烟民8．3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9．5%。[133]地处滇西要道的下关，仅紫云街一带衔面就有烟馆100余家。个旧城区有烟馆140多家，蒙自城区多达400余家。缅宁县烟民占全县人口的35%，县城有烟馆50多家。玉溪县吸食鸦片者占全县人口的30%，龙武设治区有烟民7 500余人，烟馆80余个。[134]嵩明县在1949年前，烟毒的流行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贩运、买卖公开化，几乎村村有烟馆，小康人家户户有烟榻，吸食鸦片成瘾者，在农村约占总人口的4%，在城镇约占总人口的10%以上。[135]
西康省宝兴县吸食烟毒人口占总人口的80%，宁南县人口11万多，但吸烟者达5万人，有一村人口不足300人，烟馆却有10家之多。[136]
四川1949年前烟馆林立，吸毒成风。“全省各县各乡，每个极小角落，即使没有旅栈、没有饭店的地方，也有烟馆。如外地旅客到偏僻乡间，夜间找不到旅栈时，可找烟馆借宿；白天找不到饭店时，可找烟馆商量吃饭。可见四川烟馆，比旅栈、饭店还多。”可谓“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城市每一条街，就有几家烟馆。除烟馆专门出售由生烟土煮成的熟膏供人吸食外，其他很多行业都兼做这种生意。如旅馆附设烟馆、浴室附设烟馆、妓院附设烟馆、商品交易所附设烟馆、轮船附设烟馆，还有流动烟馆，最奇怪的是峨眉山上竟有和尚卖烟，供人吸食。难怪有人说：“四川山之涯、水之滨，都有烟馆。”在四川吸食鸦片，是非常普遍的事。“有瘾者无论矣，无瘾者，也把烟当成应酬品，任何人家，每有客来，必摆灯盘，以烟敬客，有似今天以纸烟待客一样。如客来不摆灯盘，好像醴酒不设，待客之意不恭。”[137]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宜宾被称为“烟城”，在该地鸦片烟几乎成了普遍嗜好，无论家庭、旅馆、宾客场所，舟车途中，比比皆是，吞云吐雾，乌烟瘴气。在上层社会中美其名曰：“应酬消遣。”中下层社会最初以为能治病而上瘾。据《戎城史志》记载：当时宜宾大小烟馆百余家，烟灯2 000余盏，加上私人烟灯共达3 000余盏。仅有2万多人口的城市，竟有如此之多的吸烟人数，足见流毒之广，危害匪浅。[138]甚至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大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号，每年可收7 000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139]直到1949年后，全省仍有烟馆2万多家，瘾民200余万人。[140]1949年前，四川阿坝州茂县区的懋功、靖化、理县、汶川、茂县、松源六县30%以上的人吸食鸦片烟土，尤其是懋功、靖化、黑水、马尔康等地吸食烟土的瘾民高达70%。[141]茂县城内的商铺十分之三是烟馆，20世纪40年代末，全县瘾民占人口总数的90%，瘾民面容枯槁，丧失劳动力，倾家荡产。[142]邛崃县在1949年前，城区有烟馆200余家，全县已达1 000家以上，吸毒人数倍增；1949年后，县川剧团90%以上人员有烟毒瘾，北街街公所12名干部中，吸毒的人占50%。[143]金阳县安科乡迪窝村，1950年共29户，其中吸食鸦片者占全村总户数的1/3以上。[144]丰都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调查统计，全县有吸食烟毒瘾民19 071人，占全县总人口517 304人的3．56%；当时城关镇是33个段，4 302户，17 404人，而瘾民高达2 178人，占全镇总人口的12．5%。[145]巴县在1950年不完全统计，全县各场镇的鸦片烟馆近200家，瘾民1万多人。[146]巫山县种、吸烟毒者占全县总人口的7%，城关镇6 000多人中，就有吸食者6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147]成都1949年后烟馆700多家，散布在各区，呈现“红牌楼闻香下马，猛追湾知味停车，大田坎露天保险，犀角河一榻横陈”之景，烟馆多于茶馆。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后，重庆市共有烟民20 201人，其中吸食者为15 110人，烟馆270余家；渔洞镇2万余人中，吸毒者竟在1 000人以上。[148]涪陵县1949年后烟馆照开，场镇男女吸毒者占1/4，乡镇保长吸毒者占15%；据1950年城内敦仁镇3个保的调查，3个保一共有901户3 871人，吸毒竟有167户264人，即平均15人中即有1人吸毒，其中妇女占1/3。[149]峨边县则有烟馆43家，1947年县卫生院院长何季同，公然利用医院的病床开起了大烟馆，影响极为恶劣。1949年后，峨边县人口在4万至5万人，而吸食鸦片烟的人有5 000人以上，占人口总数的10%。[150]南充市有烟馆300余家，广元城区每一杂院有二三家烟馆，10人中就有2人吸食烟毒。[151]三台县于1947年11月15日统计，仅城厢镇第三保就有烟民76名。1950年，三台县人民政府建立后，又查出烟民826名。[152]中江县调查，在1949年前吸鸦片者，全县约有1．2万多人；到1950年，红灯烟馆在一些角落也还存在，吸大烟者仍在偷偷摸摸地进行。[153]此外，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吸食烟毒者也很普遍。平武藏区吸食烟毒者占总人口的50%；峨边县彝族聚居区的热水、金岩、挖基等地的80多户人家，几乎每户都有吸食鸦片的，哈曲乡有一个村寨共有9户人家，吸食鸦片的就有6户，勒乌乡余坪的挖西吸食鸦片者占人口的50%。[154]
2．西北区
甘肃省到1949年后仍有12万人吸食鸦片，居西北五省之冠，占西北五省区吸毒人数的60%。其中，兰州市为6 877人。[155]
陕西汉中市在1950年统计，全市共6 635户，有烟民1 331户。[156]
宁夏1949年，各地鸦片烟馆林立。据宁夏省民政厅1950年调查摸底，全省仍有公开出售鸦片烟的烟馆1 001个，吸毒烟民43 727人。[157]
新疆迪化于1952年年初不完全统计，在全市12万人口中有吸毒人员2 500余人。[158]
3．中南区
广西历来是云、贵、川烟土贸易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之一。1949年前，国民党桂系对鸦片寓禁于征，结果烟越禁越多。广西各地烟馆林立，生意兴隆，全省城乡共设烟馆3 000余家。南宁市有烟馆100家，其中，大烟馆9家；梧州市有烟馆近100家，吸毒者1 000余人；桂林市有烟馆30余家，该市每天销售烟土量达2 000两。广西在1949年前烟民甚多，1949年后仅柳州、北流、鹿寨、邕宁、桂平、博白、扶绥、河池、贵港、容县登记的吸毒烟民仍有5 694人。[159]
在1949年前，湖南龙山县全县境内有大小、明暗烟馆5 000余家；仅有500余户的洗车河集市上，即设有烟馆20余家，纳税烟灯1 700余盏；召市集市上最大的烟馆老板向元香死后，清扫房屋时，屋内的鸦片渣子需用背笼来背。[160]湖南祁阳县在1949年前曾年销售烟土高达3 300多两，有土膏行、土膏店、售吸所90多家，烟民6 700多人，占成年人的2%。[161]武汉市吸贩烟毒者达6 878人，与毒品有牵涉者约占全市人口的14%。[162]
湖北黄石市在1949年前有烟馆17家，吸毒贩毒者占人口比例1．5%左右。据1951年年底调查，宜昌市吸毒贩毒者约达5 000人。据1949年后不完全统计，襄樊市吸食鸦片者达400余人。[163]
江西石城县在1949年冬仍有烟馆102家，吸食者807人。[164]江西铅山县1949年前鸦片烟毒流行甚广，尤以河口镇为最。当时该镇每100人有1～2吸鸦片，工字街和一字街布满了烟灯。至1949年，铅山县仍有吸毒烟民3 000多人，烟毒贩子和出售灯吸者近100人。河口镇一地就有吸毒烟民近2 000名，烟毒贩子40家，出售灯吸者更多。[165]
河南舞阳在1949年前，人们请客、收礼、受贿时使用最多的东西就是鸦片、海洛因，当时曾流行着几句话：“酒席纵再好，大烟少不了”；“酒席没鸦片，请客净扯蛋”；“请客吃、喝、吸，老海数第一”；“只要客屋吞云吐雾，就不怕抱不住粗柱”。[166]寥寥数语，足见当地吸食烟毒风气之盛。郸城县曹集村在1949年前，全村有70户385人，吸毒成瘾的则高达269人。[167]
4．华东区
福建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吸毒现象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福州、晋江、厦门等地，地处山区的闽北、民众也有一些人吸毒。据1952年8月福州市、厦门市、晋江县等2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吸毒者约3万人。[168]在福州，福州烟民占人口总数的1‰。[169]长乐县由于大毒贩大量贩运毒品，结果致使该县烟馆林立，烟民比比皆是，厚东、汶上、克凤、阜山、梅花、金峰、潭头等7个乡，1949年还有烟馆132家、烟民681人。[170]在晋江专区，晋江县沿海80%以上渔民有吗啡瘾。当时仅安溪一县吸毒者即在3 000人以上，且大资本家无一不吸毒，有不少年轻妇女也在吸毒。[171]在莆田，吸毒者达6 000多人，沿海渔民占六分之五。[172]仅“莆田南日岛9个乡，人口14 696人，打吗啡者达2 000人，占总人口的13．6%”，“同安县烟民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二强”。[173]在厦门，据粗略估计，厦门市单纯吸毒者有2万人左右。[174]在南平、三明等山区，也有吸毒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南平、沙县、顺昌、泰宁、建宁、平南等6个山区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有烟民133人。[175]
安徽阜阳在1948年前，仅城内就有烟馆211家，有烟馆多于粮店的说法，吸毒成瘾的有3 780人。[176]据安徽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不完全统计，1951年，芜湖市有吸毒者749人，烟馆193家；蚌埠市有吸、制、贩毒者904人；徽州专区有吸毒者371人；截至1952年8月，安徽全省尚有烟馆745家。[177]
上海在1949年前有出售毒品和供人吸毒的烟馆2万余处，全市吸毒者约10万余人。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烟馆多于米店”的奇怪现象。[178]
山东济南市在1949年后，据查明仍有密设烟灯、招引吸客者166处，如张金声设于芙蓉街的烟馆，每天即有吸毒者30余人。[179]
5．华北区
北平市在1949年前也是鸦片烟毒严重泛滥的重灾区，全市烟馆林立，仅在外一区、外二区所属的前门、崇文门、花市等地区就有数十处大烟馆、土膏店、白面房。高级的大烟馆，如前门“云香膏店”，金字招牌，宽敞明亮，供奉镶有金玉象牙的太谷灯、烟枪，烧烟女陪着达官贵人、富商们喷云吐雾；低档的有遍布街巷，仅8～9平方米、10多平方米大小的白面房，也叫“水押当”。染上毒瘾的穷人、苦力、脚夫等，宁愿押当上所穿衣服换取一小包海洛因，或用指甲抠一撮塞入烟卷，用锡纸和“金圆券”（贬值的纸币）卷起来“冒”几口。更凄惨的是那些冬天夜里围着街边烤白薯炉筒取暖的穷苦吸毒者，往往寒夜过后就变成了被排子车成批拉走的“路倒尸”。[180]
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市，在1948年前烟民总数达4 000人，1949年后烟民总数仍在2 000人以上。[181]万全县在1948年后的调查资料显示，当时在全县的成年人中，吸过鸦片的人竟达半数以上，其中吸毒成瘾的约达1/3。[182]
绥远省人民政府1950年统计，全省烟民共有25万人左右，约占全省人口总数的9%。[183]其中，包头市烟民达1．2万余人，占全市人口的10%；[184]归绥市烟民1万余人[185]；丰镇县烟民6 000余人[186]；安北县吸毒成瘾的烟民有1 189人[187]。个别地区问题更加严重，如萨拉齐县县城内有居民2万余人，而烟民就达4 000多人[188]；萨拉齐县第一区板申气村吸大烟的有400多人，第二区公积板村吸大烟的就更多了[189]；归绥市南柴火市仅15到18的4个闾，共有居民2 000户8 000余人，其中吸毒的就达1 500多人。[190]
河北省秦皇岛在1948年后，据不完全统计，仅市区就有烟民400多人，进行登记的有161名，其中，男烟民109人，女烟民52名，年龄最大为68岁，最小为23岁。[191]
平原省会新乡市，在1949年后仍有吸毒上瘾者400余人。[192]
山西在1950年初不完全统计，忻县专区6个县吸毒、贩毒者即有1．3万余人，榆次城关区贩毒者有120余人，霍县3个村的吸毒人口占总人口的15%。[193]
6．东北区
热河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烟民达60万～70万人。[194]克什克腾旗有烟民1．14万人，占全旗总人口9．5万人的12%。广兴区一村庄106户人家，吸烟户为96户，占总户数的90%；一区碧上乡吸烟者占成年人的70%。[195]
黑龙江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烟民2 659人。松江省共有烟民6 241人，哈尔滨市有烟民4 988人。[196]
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吸毒在全国各地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烟民数量惊人。据初步统计，全国吸食鸦片等毒品的烟民约有2 000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4%。[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