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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禁毒史
1.5.3.2 二、日本毒化政策对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二、日本毒化政策对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之所以对中国施用‘毒化政策’,一方面是企图在肉体上精神上腐蚀与麻痹中国人民,以消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性,另一方面是企图以此从中国攫取大批的金钱。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毒化政策’的运用,就更积极,在它的占领区里,鸦片、白面、海洛英、红丸,应有尽有,街上公开拍卖,报上大肆招徕;并用尽一切方法,将毒品偷运到我们根据地里来,这是一个非常毒辣的政策。”[37]日本的毒化政策不仅造成沦陷区毒品严重泛滥,也致使抗日根据地毒品问题日趋严峻。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山东、淮南等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深受其害,种植鸦片、贩运烟毒、买卖烟毒、吸食烟毒等现象愈演愈烈。

(一)对陕甘宁边区的影响

在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以前,陕甘宁边区所在的西北地区一直是仅次于我国西南地区的第二大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基地,也是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种植面积之大、产量之多、吸食者之众,均令人瞠目结舌。据记载,20世纪20年代末期,陕西、甘肃两省的罂粟种植面积曾分别达到农田总面积的90%和75%;陕西每县几乎都具有生产3万两鸦片的能力;甘肃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使用15~20年,男女老少普遍吸食。[38]1937年,被登记的烟民,栒邑、榆林等县都在3 000人以上,米脂、绥德、神木、鄜县、淳化也都超过了1 000人。栒邑一县的烟民每月吸食量高达3 000两。[39]上述县的人口除米脂(8万人左右)、绥德(12万人左右)较大外,其他为3万~5万人,按平均数5万计,烟民即占人口数的2%~6%。1936年12月红军解放延安时,延安计有居民1 096户4 841人,就有烟民1 500人以上,官办烟馆5个;烟民占居民数的31%,烟馆平均200余户一个。[40]烟民如此之多,因而当地有“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的民谣。[41]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对于鸦片和毒品一贯悬为厉禁,并采取坚决措施,基本上根绝了烟毒。但抗战以后,由于日寇实行毒化政策,“敌区烟毒每多偷向我后方运售,遂使我边区干净土地亦遭波及”。[42]边区极少数贪图重利之徒,不顾政府的禁令,偷运、贩卖和私种鸦片,使陕甘宁边区吸毒现象又死灰复燃,各种毒品犯罪活动比较严重。据1942年陕甘宁边区统计,全边区烟民每月总共消耗在百万元(边币)以上。[43]少数部队官兵和机关工作人员也染上了毒瘾,甚至参与贩毒。[44]在陕甘宁边区处理的刑事案件中,以毒品案为多。[45]据陕甘宁边区1939—1941年6月20个县的统计,由司法机关审理的烟毒案件就有1 157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41%。[46]另有资料显示陕甘宁边区“1938—1943年各级审判机关判处贩卖鸦片案1 593件”[47]

(二)对晋察冀等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与陕甘宁边区相比,其他抗日根据地大多地处华北、华中敌后,与日占区相互交错、紧紧相邻,有些新区刚从日占区或国民党控制区转变过来,因此受到的烟毒侵害也十分严重。

晋察冀边区的寿榆游击区,在敌伪毒化政策的影响下,群众吸毒的现象尤为严重,危害极大。如田家湾有54户370人,吸毒者达30户123人;鸡子岭有30户170人,吸毒者达26户140人。又如邵文村,全村169人,有33个吸毒者,其中老年4人、青壮年25人、妇女4人,每日消耗在三四百元以上。村长、中队长、指导员都是吸毒的瘾君子,贪污腐化,压迫群众。3家大户因吸毒彻底垮掉,12户废败了,卖掉9个青年媳妇、4个儿女,卖掉和荒芜的土地在600亩以上。结果村中一切对敌负担,都落在不吸毒的人头上了,影响到全村的团结,失盗案件也不断发生。一个老太婆家里柜子上,放着几升黄米,她去一趟茅房,回来就不见了。庙上的社爷,晚上被几个小偷捆绑起来,抢走了三布袋子谷子。再如鸡子岭的韩二蛮,原有土地60多亩、院子1所、毛驴1头,一家三口生活很好,吸毒后把所有的财产、人口完全卖光,结果他自己也饿死了。其他如胡家湾、北山沟等村子里的吸毒者,也像是人间惨剧。吸毒者越来越多,负担面越来越小,一般群众叫苦连天,一致认为如再不禁毒,则一切工作不能顺利进行。[48]

据晋察冀边区1938年至1942年的统计,在特种刑事案件中,毒品案占10%左右,仅次于汉奸案(占80%左右),居第2位。[49]据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7个县1942年1—8月的统计,共审结特种刑事案件1 393件,共涉及汉奸、烟毒、盗匪、贪污、走私犯罪,其中烟毒案有404件,占特种刑事案件总数的29%。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1月至6月共判处各类特种刑事案犯186人,其中毒品犯占45人,有4人被判处死刑。[50]据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1943年至1945年的不完全统计,由司法机关审理的烟毒案件就有2 244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1.36%。[51]据不完全统计,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路东地区,“每年因吸食鸦片而流出的资金达三百万元以上。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目!”[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