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禁毒活动

（一）妥善解决俘虏兵和新兵吸食鸦片的问题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当时云南、贵州、四川所在的西南地区是我国第一大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基地，也是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红军一入贵州、云南，陈云看到的景象之一就是：贵州军阀的“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鸦片满地”；在云南“唯全国闻名之云南鸦片烟，确是遍地种植。云南鸦片之所以贵于黔川几省者，系云南鸦片所结之果实如拳，较大于川黔所出者。唯鸦片在云南亦极便宜。在马龙、嵩明，每现洋一元可购云土半斤”。^[64]红九军团司令部文书林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12月13日，红军进占贵州第一个县城锦屏。“该城原有黔军二十五军二个营，这个几乎全部吸食鸦片烟的贵州军阀的部队，一听到我七团轻机枪声及多路包围县城的动作，就晓得了红军来到，就赶紧狼狈逃走。”因此红军战士们都把贵州王家烈的二十五军叫做“双枪兵”（即二支枪：一支步枪，一枝鸦片烟枪）、“豆腐军”（即一触即溃），不堪一击。^[65]因此，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俘虏兵和其他新兵吸食鸦片的问题。“红军有一条死规定：不收大烟鬼。”红军“官兵不准抽鸦片”。^[66]

红军坚决禁止自己的官兵吸食鸦片，但对于自愿参加红军又染有鸦片烟瘾的俘虏兵和群众，并不拒之门外，而是采取先留在补充营、新兵营限期戒烟，待戒绝烟瘾之后，再正式入伍的办法。1935年1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指出贵州白军的特点之一就是“大多数士兵吸鸦片，组织涣散，战斗力薄弱”。要求对贵州白军俘虏兵的工作，“在原则上尽可能地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吸鸦片只要瘾不深的能限期戒去的应争取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营或新兵营的训练，在这些时期把烟戒去，然后补入军队”。^[67]1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领导群众斗争的基本方针是为着武装群众、发动群众以参加到红军中来。”发动游击队加入红军时，“在游击队中即使吸烟的也要发动他们来参加，并欢迎他们加入红军，加入红军以后在新兵营连中再领导他们戒烟后正式入伍”。^[68]2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在云南扎西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其中专门规定：“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入到各个战斗连中去，唯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应留新兵连训练。”^[69]这是因为当时贵州的青年男子几乎都吸食鸦片，如果不准吸食鸦片者参加红军，那么“扩红”就成为空话。于是红军部队灵活掌握，欢迎所有的青年加入红军，新兵最初准许抽些鸦片烟泡，然后逐渐在新兵连里戒除烟瘾后才正式入伍。因此，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曾随同红六军团一起走过一段长征路的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其回忆录《神灵之手》中，真实、详细地记录了红军帮助新兵戒除鸦片烟瘾的情况：“红军对那些刚入伍的新兵进行了戒除抽鸦片恶习的伟大实验。凡有这种恶习的新兵一律被集中到一起，免除操练和勤务，给吃最好的伙食；同时，卫生员发一种药品来减轻他们戒烟的痛苦”；“经过几个星期后，就把这些人区别情况对待，每两天分一次级，逐渐使他们戒掉”鸦片烟瘾。^[70]在与红军生活560天里，他深感在中国能看到这么一大群人不抽鸦片，确实很不容易。当了解到有的新战士入伍前抽鸦片，入伍后就戒掉了，他更加感到这支队伍非同一般。

（二）劝告吸食鸦片的群众戒烟

红军在长征途中，对吸食鸦片的群众，也劝告他们戒烟。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期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向部队各级政治机关颁发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我们在开始发动群众的工作时，“必须明白宣传取消一切国民党的捐税，即使是鸦片烟的捐税。这样在广大的范围内发动群众与取得‘民心’，而使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欺骗，在群众面前给以事实的揭破”。为了要广泛迅速地发动群众，在策略上应该“明白宣布苏维埃对于鸦片的态度，指出鸦片是帝国主义军阀对于群众的麻醉与剥削，现在苏维埃并不强迫戒烟，并不强迫铲烟，而劝告群众不吸鸦片，以健康身体，不种鸦片增加生产，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强迫种烟与勒收烟税的国民党军阀”。^[71]

当然红军在危急时刻又另当别论。据斯诺记载：红军在渡金沙江时，征用6只渡船、27名船夫，因船夫中大部分吸鸦片，红军除了每天给每名船夫工资现洋5元外，还让他们随便抽吸鸦片。船夫们日夜进食6次，每次杀猪；而共产党指挥渡河人员每餐的菜蔬，只吃青豆。整整9天9夜，总算将红军全部人马一齐渡过江来。渡江之后，红军立即烧毁全部船只，船本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红军顾念船夫的生活，每天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和几斤鸦片。因此，船夫都对红军有好感，因而随红军入川的人甚多。”^[72]

【注释】

[1]《潘心源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1929年7月2日。

[2]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4页。

[4]见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又见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349页。

[5]中共湖南省平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1983年印刷，第413页。

[6]《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第426—427页。

[7]《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第424页。

[8]湖南省平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平江县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1页。

[9]陆仰渊、王保山、张世铨选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10]莫亚人：《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禁烟策略初探》，《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

[11]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12]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185页。

[13]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240—241页。

[14]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178—179页。

[15]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105页。

[16]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120页。

[17]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193页。

[18]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395页。

[19]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

[20]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页。

[21]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22]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一辑，1981年印刷，第76页。

[23]张玉龙、何友良：《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苏区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24]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25]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77、415页。

[26]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54—55页。

[27]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63页。

[28]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37页。

[29]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73页。

[30]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7页。

[31]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236页。

[32]四川博物馆主编：《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33]陈以政：《川陕苏区的禁毒考察》，《四川文物》1999年第2期。

[34]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7页。

[35]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558页。

[36]章江心：《川陕苏区的禁烟运动》，《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

[37]四川博物馆主编：《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第168页。

[38]中共巴中县委党史室编：《巴中现代革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39]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490页。

[40]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496页。

[41]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42]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76—178页。

[43]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60页。

[44]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65—166页。

[45]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507—508页。

[46]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选编：《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47]史占扬：《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石刻》，《革命文物》1980年第2期。

[48]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23—224页。

[49]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20页。

[50]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51]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第193页。

[52]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

[53]《赤匪禁烟》，《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1935年5月1日。

[54]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08—110页。

[55]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册），第252页。

[56]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册），第560页。

[57]《川北穷人报》第9期，1933年2月16日。

[58]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册），第561页。

[5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60]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册），第561页。

[6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66页。

[62]中共巴中县委党史室编：《巴中现代革命史》，第268页。

[63]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64]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1983年印刷，第285、296页。陈云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红旗》杂志1985年第1期刊载该文时，作者署名正式改为陈云。

[65]林伟：《长征时期的行军漫记》，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编著：《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6—317页。

[66]［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秘闻》，《参考消息》编辑部译编，1986年编印，第166、134页。

[67]《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15—16页。

[68]《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48—49页。

[69]《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65页。

[70]［瑞士］R．A．勃沙特：《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见闻录》，《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3期。

[71]《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48—49页。

[72]斯诺：《二万五千里长征》，《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328—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