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开展的禁毒活动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禁毒活动
秋收起义后不久，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政权痛斥国民党以苛捐杂税尤其是大烟税剥削农民。[1]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解决红军给养时妥善地处理了鸦片问题。当时保障红军给养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通过打土豪、没收地主财产来筹款。毛泽东明确指出：“打土豪筹款是我们财政政策的阶级路线，既不增加穷人的负担，又能解决部队的供应来源，同时不把土豪打倒，部队一走，仍是他们的天下。”[2]打土豪得到的财物，一律归公。井冈山的红军规定：区、乡赤卫队、暴动队筹得的金银款项要缴县工农兵政府，主力红军得到的金银现洋、鸦片、布匹、食盐和药材等物则归红军使用，存放于茅坪的茶山源军药库等处，浮财分给穷苦大众。1928年1月，毛泽东指示工农革命军没收了黄礼瑞、郭小川两个土豪奸商的财产，其中包括他们开设的烟馆。保障红军给养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发展边界的农业生产，储备充足的粮食。毛泽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第一个提出“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3]的观点。为此，毛泽东和边界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领导根据地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积极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就是颁发布告，动员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后掀起的，此时各地都进行了分田。“土地回老家，农民笑哈哈。”但分了田并不等于丰收。因此，边界各级工农兵政府遵照特委指示，加强了对土地经营、发展生产的领导，普遍颁发了布告，予以督导，其中就包括严禁鸦片的内容。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就颁发了如下布告：“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亦牵连。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良田。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察觉重责难免。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4]
（二）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禁毒活动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组织和领导平江起义。7月24日，在平江县城召开庆祝大会，庆祝平江起义胜利，同时，宣布成立湖南省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该政府在其制定的政治纲领中明确指出：“吃鸦片、嫖赌者绝对禁止，倘敢犯者，开除饭籍。实行不工作者不给饭吃的口号。”[5]1929年3月，《中共平江县党部关于共产党员的训练纲要》明确把“不嫖牌烟赌”作为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之一。[6]1929年4月29日，该政府在《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暂行纪律》中又严厉规定：栽种、贩卖、吃食鸦片，“经二次警告而不改者”，“处决”。[7]1930年7月，该政府在《暂行土地法决议案》中规定：“社会上的乞丐、流氓、盗窃，改变游堕、掠夺、吃食鸦片、赌博等事者，自愿劳动耕种土地仍分配土地。”[8]
（三）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禁毒活动
1929年10月，韦拔群指挥广西东兰农军攻占县城，东兰县农民协会改为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随即迁入县城，并发布《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规定“严禁烟赌”。[9]1929年12月，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人发动广西百色起义，创建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民国时期，鸦片种植、交易及过境，是右江地区独特的经济现象，也是广西省财政的支柱。百色起义后，如何对待鸦片生产、贸易、过境，在一定程度上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红七军正确地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给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实事求是处理鸦片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策略思想。[10]
右江地区在19世纪中叶开始种植、交易鸦片。西林、隆林、田林、乐业、凌云等县，因有适合的土质、气候和政治条件而成为在右江地区主要的鸦片种植区。到民国年间，年种植一般为2万亩，最高年份达8万亩，产量一般为100万两，最高达400万两。右江是鸦片贸易和过境的黄金水道，年交易和过境量2 000万两，最多的年份达3 700万两，绝大部分是贵州、云南烟土。鸦片种植的增多和贸易的繁荣，成为广西省财政税收大项，改变了右江地区经济结构，也给人民带来极大危害。
在右江地区征收的鸦片税成为桂军和广西省政府起家和立足的本钱。1926年，广西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后，把禁烟罚款征税正式列入省政府预算，每1 000两烟土收禁烟罚金500元。一般年度的烟税收入1 000万元以上，最多的达1 500多万元，占省财政收入一半以上。1926年，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变卖刘日福在百色收缴的70万两烟土所得的70万元，开办广西银行，继而用该银行资金办工厂、学校，修公路，办农场等，启动了广西经济。1936年，桂军发动“六一”反蒋运动，蒋介石命令云贵两省贩运烟土不准经过广西，当年广西烟土税只有400万元，桂军被迫屈服，并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此外，驻右江地区的桂军也大肆收取烟土保护费，云贵到百色每两收二三角，百色到梧州等地每两收六七角之多，仅此一项，桂军每年即可收取几百万元（有的烟帮不请桂军护送）；再加上军队可“依法”没收“非法”烟帮的烟土作价变卖，他们的收入也非常可观。可见桂军、桂省政府的存在和发展，非依赖右江地区烟土不可。
鸦片对右江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种植鸦片，除极少部分自用外，绝大部分用作交换。鸦片的贸易和流通，极大地刺激鸦片的种植，给自然的农业经济以极大的冲击。但必须指出，在当时，种植鸦片仍采用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而鸦片的贸易与流通严重地违背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鸦片战争时殖民主义者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同样，广西军队和政府用刀枪和棍棒撬开了右江闸门。在鸦片种植和贸易过程中，右江地区没有摆脱落后的经济境况，表现在：到1929年，仅在百色、那坡、平马等镇有些小工业，总资本10万元左右，才是一个烟帮一次烟土交易的几分之一；农业还处在典型的自然经济状况，土地分散，粮食平均亩产低于广西平均亩产的1/4，缺粮户占农户的大部分；商品贸易以烟土为主，无商不贩烟，土特产开发经营很少，工业品市场很小。可见鸦片并没有多大改变右江地区自然的农业经济格局。
鸦片引起桂军和桂省政府对右江地区的重视。新旧桂系时代的陆荣廷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都派重兵驻守右江，先后有刘日福、马玉成、陆云桂等旧桂系参加护送烟帮和直接参与贩烟，或采取扣押变卖办法中饱私囊。新桂系上台后不久，即于1926年颁布禁烟令，在省和地方设立禁烟局，但军警、政府、禁烟局并不禁种、禁运鸦片，而把禁烟罚款正式列入省政府的财政预算，把驻军就地筹的烟饷也改归省财政厅，禁烟令被用作收取烟税的法律依据。这就是广西省政府的所谓“寓禁于征”政策，禁是为了征，征是为了鸦片种植和贸易的发展，种植和贸易发展了，征得的就越多。不禁，种烟贩烟不违法，收取罚款于法无据，禁令越严，罚之越重，征之越多。各级禁烟局实际上是收取罚款局，在新桂系时代，鸦片越禁越泛滥，其中原因，就在于“寓禁于征”。所以说，桂军和桂省政府对右江地区的重视，只重鸦片税，而工商学事业则撒手不管或理之甚少。
鸦片问题，不少革命根据地都碰到，但在处理上则不尽相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财政很困难的时候，就采取没收变卖的办法处理过鸦片问题。在鸦片肆虐的右江地区，邓小平领导红七军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坚持党的禁烟原则，又据实采取灵活的策略和措施，即从禁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出发，以禁烟为原则，采取“寓征于禁”的策略，又禁又征，禁征并举。红七军采取的这些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典范。
1．红七军首先设立禁烟机构
起义前，禁烟之事由张云逸以右江督办身份亲自办理。张云逸以右江督办名义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烟款上缴，一次便收烟税几万银圆，起义前夕还禁锢各县县长和禁烟局长。起义后，红七军在百色设立禁烟总局，由叶季壮任局长，专事禁烟和收鸦片过境税。县区乡无禁烟机构，由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兼管，但禁烟之事重大，主要由红七军禁烟总局专司负责，政府管理甚少。
2．民主讨论确定禁烟策略
在禁烟与不禁烟问题上，邓小平与红七军其他领导人持坚决禁的态度。但如何禁则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禁烟，就马上坚决禁种、禁贸易、禁过境、禁抽吸，见烟土就没收销毁；另一种意见认为，禁烟是一个较长过程，当前只能在根据地内禁烟，但允许烟土税后过境。陈豪人1930年1月给中共中央写的《七军前委报告》中说：“在转变前二三天，百色有烟土六□□□捣乱运往南宁……平马……当时对于是否扣留烟土问题，在党在（内）争论颇久，最后仍决定放行。”[11]同月，邓小平和龚饮冰到中央汇报时，也汇报了红七军处理鸦片的态度和看法。广东省委一些领导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在讨论布置红军工作时说：“我觉得鸦片一定不能用税收方法，而且靠这笔钱来给养红军，对于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坏，一定要有没收的前途。”[12]邓小平和龚饮冰在讨论中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使讨论的结论基本上与他们的观点一致。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的指示，对禁烟问题也有类似上述的指示。可见，红七军的禁烟策略是经前委讨论并得到中央赞同的。
在禁烟过程中，红七军采取“寓征于禁”的策略。这个策略与桂军、桂省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貌合神离，表面上两者都有禁有征，但禁的手段和征的目的有本质不同。根据红七军领导人在各种报告中提到的有关禁烟资料，右江革命根据地采取的禁烟策略的主要内容是：既禁烟，又允许鸦片烟税后过境到苏区外贸易。禁烟是原则要求，是共产党和红军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是长期任务。禁烟的手段和范围，在当时是禁止红七军官兵、赤卫军官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吸用、营运鸦片烟，在根据地内不得种植、贩卖，没收大商家的鸦片，同时向根据地群众作反鸦片烟宣传，待群众觉悟后全面禁止吸用、营运。允许鸦片税后过境是权衡利弊的暂时的应变策略，即只禁吸用、营运，其他人员贩运过境的不予没收扣留，只是特别加重税收后放行，有的还可派军队护送到南宁。可见禁的手段是征，征的目的在于禁，而禁的范围和对象逐渐扩大，这与桂军的“寓禁于征”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于采取“寓征于禁”的策略，红七军态度很坚决。中央对红七军实行这一禁烟策略给予极力支持，中央认为：“鸦片烟的害处是人人都知道，在赤色区域，当然要禁止吸食。但目前政权还没有巩固，群众对于鸦片烟嗜好，还很深很普遍，绝不能以一道命令来禁止贩卖……而以加重税务来解决他……我们还应从群众的本身来作反鸦片的宣传……如当地群众已有基础，工农会起来通过不吸鸦片烟，当然即可在当地以群众的力量执行严禁鸦片烟。但是这种禁止只能就当地执行，如贩卖到其他处去只是从当地经过，当地还不能执行扣留，还只能特别加重其税务。当然我们决不能对鸦片烟还‘明令保护’，反之，我们还要向群众解释特别加重其税务的意义和加紧并扩大反鸦片烟的宣传，渐渐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他。”[13]概括起来，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禁烟策略有几个特点：一是区域性，即在红色区域禁烟；二是渐进性，即先进行反烟土宣传，群众觉悟提高后再行禁烟；三是人员限制，即对革命人员禁烟；四是暂时性，即课重税后暂时放行；五是长期性，即在右江地区禁烟需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收到成效。
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禁烟策略，在客观上是由右江地区经济特点决定的，同时也以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商政策为依据，在主观上是邓小平等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灵活的结晶。
红七军的禁烟策略是从右江地区经济特点出发的。如前所述，右江地区经济特点是，工农业生产非常落后，一般商品流通很不发达，而鸦片贸易、鸦片过境则非常发达。对这一经济特点，邓小平等红七军领导人到右江不久就了解得很清楚，正如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右江地区经济状况时所说的：“当地无产业工人，只有市政工人。”“当地农民生活很苦，自耕农多，富农较少，雇农也较少，地主有，但还是中心（小）地主占优势，大部分土地都分割在中小地主手中，故自耕农民很穷，每不够自己吃。”“当地商人多作鸦片烟生涯，甚至于小商人都加入股，在分红利上虽然有许多不平均，但是内部冲突和分化都不甚鲜明。”“此区商品的交换以鸦片为中心，商人都贩卖鸦片，鸦片烟公开的招股，甚至于小商人入股以求赢利的，都普遍异常。”[14]在这种经济特点上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不能很快地靠发展工农业生产来维持，而应抓住特点，暂时在流通领域想办法，采取灵活的策略不失时机地维持和发展商品流通规模。所以，红七军从这一经济特点出发，提出了重税后放行的策略，反映了邓小平等领导人实事求是的思想。
红七军的禁烟策略是党的正确的工商政策的具体化的表现。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工商业的正确政策是保护并促进其存在和发展。《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领》第十三条规定：“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15]右江苏维埃政府也明令：“疏通水陆以利行商，维护商场金融，保护商人贸易，禁止各机关无故没收商店，严防大资本（家）操纵商场。”[16]鸦片虽有毒害人民的一面，但在右江地区，鸦片贸易制约广西经济，暂时驱动商品流通。红七军禁烟一方面是针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另一方面涉及商人利益。所以禁烟在原则上具有反对国民党的作用，而灵活的禁烟策略又有维持商品流通、保护商人利益的作用。如果红七军成立后立即禁止一切鸦片交易和过境，其他商品交易就会随之停顿，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不符合党的工商政策。在苏维埃政府还不够巩固，群众对鸦片的毒害认识不深的时候，“在鸦片的贩运上还存有商人的作用”时，“如果贩运只是从当地经过而还不在当地贩卖并是不要扣留，还是要加重税务的方法来解决，并且要与商人订合同，要他们以其他白色区转运日用品到红色区来，这样既不背原则又暂时可以使经济流通”。[17]不没收不扣留商人的鸦片（反革命的商人除外），这本身就是对商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能消除商人对根据地的恐惧心理，增强对党的工商政策的信任，敢于贩运日用品到根据地交易，促进商品流通，具体体现了党的保护商人利益和促进商品交易的政策的正确。
1930年3月，邓小平回到右江后，在东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他认为红七军成立后没有立即开展土地革命是一个重要的错误，指出：“唯当时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革上面，而决定了打南宁的行动”，“我们对于此次行动指出了不但轻视了敌人，主要的还是忽视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18]从这些认识出发，邓小平在东兰及整个右江革命根据地致力土地革命，指导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红七军从贵州回到河池后，邓小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决定回右江一段时间，并指出在这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改造红军。这才有红七军回右江并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一段辉煌历史。
寓征于禁既禁又征的禁烟策略的形成，反映了邓小平等领导人实事求是和灵活处理特殊问题的思想，邓小平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中是这样，在处理鸦片烟这一复杂问题时也是这样。
1．禁烟是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需要
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倾销鸦片，给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都禁烟。同样，鸦片也给右江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和人民带来极大的影响，所以红七军必须在根据地内禁烟。由于各根据地实际情况不同，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处理鸦片烟时没有照搬照套其他根据地的做法，而是采取不明令保护也不明令禁止的方法。
2．禁烟的策略符合右江经济、政治、文化特点，如前所述
在右江地区，鸦片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问题。采取灵活的禁烟策略，既可维护党的禁烟原则的严肃性，又可兼顾右江地区的特点而保证禁烟的可行性。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就能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内逐步解决好鸦片问题。
在实事求是的同时，禁烟策略还反映了红七军领导人思想的灵活性。（1）灵活地掌握和执行党的禁烟原则，不失时机地要求禁烟，同时采取灵活的禁烟办法；（2）灵活地借鉴桂军禁烟的教训，既禁又征，以征为禁，渐次进行；（3）灵活地处理鸦片与一般商品的关系，根据党的工商政策，巧妙地利用鸦片贸易和过境来达到促进商品流通的目的，维护根据地的经济秩序；（4）灵活地掌握禁烟与根据地存在发展的关系，暂时征税以图长远禁烟，利用鸦片的经济作用为根据地、为红军服务，利用鸦片烟的反作用做好禁烟宣传，排除鸦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不良影响。
（四）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禁毒活动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5月19日颁布《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其中第二编第九章专门规定了鸦片烟罪。[19]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惩治毒品犯罪列入到刑事法律之中。其内容和特点可归纳为：
1．规定的毒品犯罪的种类
制造鸦片烟罪、贩卖鸦片烟罪、私藏鸦片烟罪、贩运鸦片烟罪、制造吸食鸦片烟器具罪、贩卖吸食鸦片烟器具罪、收藏吸食鸦片烟器具罪、贩运吸食鸦片烟器具罪、开设吸食鸦片烟馆舍罪、栽种罂粟罪、吸食鸦片烟罪等11种。
2．对毒品犯罪严厉处罚
上述11种犯罪，除制造吸食鸦片烟器具罪、贩卖吸食鸦片烟器具罪、收藏吸食鸦片烟器具罪、贩运吸食鸦片烟器具罪、吸食鸦片烟罪外，其余各罪均可判处死刑，且法律在排列刑种顺序时，将死刑排在有期徒刑之前。由此可见，对这些犯罪是首先考虑适用死刑，其处罚十分严厉。
3．毒品犯罪附加褫夺公权
该暂行刑律第80条规定：对于实施任何一种毒品犯罪的犯罪分子，除判处一定的主刑外，都要附加褫夺公权。这说明该暂行刑律对毒品犯罪分子的处罚不是注重给予经济上的制裁，而是注重对其公权的剥夺。
（五）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禁毒活动
中央苏区地处偏僻的农村，革命前大多为罂粟种植的泛滥地区，民众吸食鸦片现象非常普遍。例如，西永定“鸦片产量亦多”；江西当时的调查显示：“本省有许多地方产烟”，[20]群众有种植罂粟的习惯，尤其是“赣南种鸦片者极多，即就兴国一县而言遍地都是樱（罂）粟花，每年为政府税收之大宗，亦出产的重要分子”。[21]在闽西，“无县不公开烟赌”，稍为僻静的地方也有三数间的鸦片馆，多的乃至十余间，而县城的鸦片馆可达百余间。[22]赣南也是如此，仅大余县城烟馆就多达140余间。[23]
禁绝烟毒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贯政策，并且中央革命根据地十分重视把土地改革与戒绝鸦片结合起来。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明确规定：“禁绝烟赌”是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之一。[24]
1930年2月7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和1930年8月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都同样规定：“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予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25]1930年3月25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的《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和《土地法令》分别规定：吃鸦片者，本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6]“凡领耕田地不准种鸦片。”[27]
1931年4月1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召开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会议决议案再次强调：“凡分得田地不准种鸦片烟。”[28]
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鸦片烟是一种最毒的物品，我们江西苏区里面，仍然没有铲除，还是继续耕种，妨碍生产，减少苏区粮食，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在明年决不容许继续耕种。”[29]
为了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提高红军战士的素质和战斗力，1932年9月30日，中共江西省委在《为加强和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的决议》中要求把大烟鬼一律洗刷出地方武装：“将现有各地方武装全部人员必须洋（详）细调查登记。执行个别调查，凡是一切豪绅地主、大烟鬼、流氓及一切剥削分子和贪污腐化等阶级异己分子，经过党的作用发动战斗员指挥员向异己分子的坚决斗争，一律洗刷出地方武装。”[30]
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禁毒活动，基本上禁绝了鸦片种植。毕竟烟毒在农村积弊已深，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完全禁绝吸食。1932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兴国，“烟毒盗贼尚不能禁绝，在六七月发现十余案，到八九月更加厉害了，每月都有30余案。鸦片栽种的未曾发现，但卖和吃的虽在严禁中随时都有发现”。在赣县，“鸦片栽种的已禁绝了，但吃烟、盗贼赌，也时有发现”。在永丰，“种烟的已绝迹，惟烟痞赌棍，其他如良村龙岗等区少有发现，就是荇田沙溪八都等地异常之多”。在寻邬，“烟赌盗贼也时常发现”。在万太，“种鸦片烟的完全没有……吃鸦片的丝茅坪等区还有发现”。在安远，“吃鸦片的还有些，种鸦片从来没有”。在公略，“烟赌在新区还有些，老区是少见”。[31]
（六）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禁毒活动
红军进入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之前，当地是四川种植鸦片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普种、普售、普吸鸦片烟，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为了进行混战以扩大地盘，军阀在征收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的同时，强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收烟土以代替赋税，外运牟取暴利，并称之为“特别捐”，甚至对不愿意种植罂粟的农民征收所谓“懒捐”。巴中每年要捐特别捐白银100万两，通江70万两，南江30万两。[32]据统计，当时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烟田已占到耕地面积的30%～40%，而且都是土质肥沃的好田好地。通江县较肥美的土地都种了罂粟，尤其是刘坪场一带，除了瘦田瘦地和不向阳的土地才种粮食外，其余70%的土地都种了罂粟。有的地方，几乎是全部种植罂粟。鸦片产量惊人，仅宣汉一县，年产鸦片就达7万担以上。该县南坝区的所谓“南土”被誉为“川东美芙蓉”，名冠巴蜀。此时川北农民吸食烟毒遍及千家万户。据不完全统计，那时川北成年男子吸食鸦片者占90%以上，成年妇女占70%，连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有不少染上了烟毒。江口（今平昌）得胜场，130户，450余人，不会吸毒者仅有6人。巴中化成一个区，有瘾民5 765人，占成年人口70%以上。[33]南江“男的占三分之二强，女的占三分之一左右；连放牛娃娃都烧烟，挨家挨户都吸。做活路休息时，到处都摆起烟灯在烧烟。南江城内有27架灯（即烟馆）。”[34]巴中“平梁区断子垭27家人，就有18家吸鸦片烟；并说不吸烟要死人。”[35]不少地方烟馆林立，当时通江县城内约有1 000户人家，其中200多户开设烟馆。[36]那时各个场上的买卖，均以鸦片为媒介；巨商大贾屯聚储藏用以牟取暴利的物资，大多是鸦片；乡村祭祀天地鬼神，亦以鸦片为祭品；一些深山庙宇常见菩萨嘴巴上被善男信女们涂上了鸦片；人们有了疾病，也寄希望于鸦片。鸦片竟然变成了包医百病的“良药”！
随着鸦片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烟毒产量的不断增加，给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1）罂粟种植侵占大量农田，粮食大幅度减产。当时的川北已经形成“纵目田畴，已成黑土”的惨象。川北穷人因吸食烟毒，体质精神严重摧残，再加之弃粮种烟，粮食大幅度减产，许多人无饭吃，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悲惨生活。甚至酿成大批饿死，埋“万人坑”的悲剧。
（2）普遍吸食鸦片，人民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人们吸食鸦片烟后，面黄肌瘦，少气无力，萎靡不振，意志消沉。既严重摧残了身体健康，影响了劳动能力，又消磨了人的意志和反抗精神。
（3）吸食鸦片，耗费钱财，造成一些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通江瓦室街道谢占顶原有田地20余亩，房屋10多间，因吸食鸦片成瘾，不到40岁，就将田地和房屋悉数变卖吸烟，最后无衣无食，父子俩都因吸食鸦片而丧命。[37]据在巴中梁永天平寨傅家院子调查，该院住有20户60余人，其中有18户25人因吸毒卖掉家产，逃往通江，最后饿死在苦草坝，成了绝户。巴中化成区因吸毒而倾家荡产的119户，其中卖儿卖女43户，卖妻24人，逼为盗匪的27家，流落到他乡死去的21人。[38]
1933年元旦前后，红四方面军到达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急需扩大种植粮食和棉花，发展苏区的经济，同时，补充新的兵源也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可是在当时却找不到一个不吸烟的青壮年男子来补充。虽然当地有不少人积极要求参加红军，但红军历来拒绝有烟瘾的人。战争的需要，人民的呼吁，遂使推行禁烟运动成为当时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尽管任务复杂，仍然十分重视禁烟工作。在通江城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专门讨论了禁烟事项，接着在省、县苏维埃政府内成立了戒烟局，“规定戒烟办法，研究戒烟药品”，建立戒烟所，组织宣传队，大力开展戒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积极开展禁烟宣传
革命的宣传工作，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中共川陕省委提出“各项工作宣传要打先锋”。[39]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各系统和一切革命群众团体都把它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禁烟宣传工作也毫不例外，并且下了很大的力气，搞得十分突出。因为群众受烟毒之害甚深，积重难返，所以必须经过相当时间宣传教育工作，才能有效。宣传禁种、禁吸鸦片烟，其目的是使群众认识到鸦片烟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毒害工农身体、镇压工农反抗、剥削工人农民”的毒计，大家要“不种鸦片，多打粮食”，自动戒烟。[40]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群众团体都要求大力开展禁烟宣传。1933年，巴中县苏维埃政府宣布：“立刻在各县、区进行戒烟、禁种、禁吃的宣传教育工作。”[41]1933年9月8日，苍溪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各级苏维埃“应大大扩大戒烟宣传教育工作，要群众自动起来戒除”。[42]1934年3月28日，川陕省第三次雇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规定：雇工会要领导青工女工开展戒烟宣传活动。[4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第四次团员代表大会关于童子团工作的决议强调：要教育“穷苦青年不吃大烟，大烟是发财人来害穷人，整穷人的，吃了大烟的人就没有精神了。赤色儿童不吃大烟，还要监视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吃烟，实行打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烟灯”。[44]为了让根据地政府的禁烟宗旨家喻户晓，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群众团体还以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石刻标语等形式宣传禁烟运动。如川陕苏区工农剧社在禁烟宣传中，专门编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禁烟歌。这里，将当年的这首戒烟歌（仿打牙牌调）照录如下：“（1）工农呀，弟兄呀，静声听呀哈：唱一个歌儿给你听，其中有原因呀，嗯嗯呀，其中有原因呀！（2）洋烟呀，本是呀，大毒品呀哈。军阀弄来害人民，不让我翻身呀，嗯嗯呀，不让我翻身呀！（3）川北呀，穷人呀，受他骗呀哈。吸上一副大烟瘾，田地卖干净呀，嗯嗯呀，田地卖干净呀。（4）自从呀，吸上呀，洋烟瘾呀哈，别人作工我不行；烟瘾整死人呀，嗯嗯呀，烟瘾整死人呀。（5）大烟呀，害处呀，说不尽呀哈。不戒大烟活不成，他和军阀不能分呀，嗯嗯呀，就是大敌人呀。（6）不戒呀，大烟呀，就是死呀哈；戒了大烟身体壮，一齐去打仗呀，嗯嗯呀，一齐去打仗呀。（7）政府呀，发下呀，戒烟丸呀哈；不伤身体不花钱，不为难呀，嗯嗯呀，戒烟不为难呀。（8）不戒呀，大烟呀，人讨厌呀哈；戒了烟瘾人人敬，全家都喜欢呀，嗯嗯呀，全家都喜欢呀。”[45]当时川陕省巴中县委宣传部所编的戒烟歌这样唱道：“鸦片烟，毒最深。吸上了，要成瘾。既花钱，又损身。一害己，二害人。身体瘦，一把筋。走起路，没精神。哪有劲，把田耕。日愈久，家愈困。劝告父老们，赶快戒烟瘾。身体强壮了，全家喜盈盈。拿起武器来，踊跃参红军。活捉刘湘贼，彻底闹翻身。”[46]石刻标语，在川陕苏区随处可见，现在仍能辨认的还有4 000多件。“那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下属各军都专门设有制作石刻标语的专业队，群众称之为‘钻花队’。他们每到一地，便因地制宜地钻刻起来，有的刻在悬崖、陡坡上，有的凿于石柱、石坊上，或利用旧碑、旧匾，或利用磨盘、石缸……这些石刻，书法工整，字迹清晰，数量庞大，遍布于城乡各地，在当时国内各革命根据地中，是别具一格的。”[47]其中不少标语的内容就是专门宣传禁烟的，如“从前川棒老二、发财人估着种鸦片，吸鸦片，为的是他们好来整款子！”“鸦片是从前川棒老二和发财人用来杀害穷人的毒药！”“穷人吸上鸦片烟，面黄肌瘦，消磨斗争意志，哪能去打匪首刘湘？”“要消灭刘湘，保卫赤区，就要下决心戒烟！”“春耕到来，男女穷人需要吃粮食，不点一窝官衙吃的鸦片！”“春耕到了，多点穷人需要的粮食，不点一窝害穷人吃的鸦片。”“不准种鸦片，多种粮食来消灭敌人！”“穷人吃上鸦片不光是损伤自己的身体而且遗毒于子孙后代！”“加紧戒烟运动！”[48]等等。
2．严禁种烟
《少年先锋》刊文，提出要“动员全苏区的青年，加紧春耕，多多地种粮食，不要种麻醉青年的毒药鸦片烟，这是刘湘田颂尧豪绅地主等，他们想永远统治和剥削我们，他雇着我们种大烟，种了大烟他们抽捐，用这些手段来压迫我们穷苦青年，我们要一致地加紧戒烟”。[49]1933年2月颁布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中规定：“赤区奖励种有益身体之谷物，一律禁止种鸦片烟。吸烟者得分期禁戒。唯年老气衰不能禁戒者，得于县区苏维埃许可之下种少数鸦片，但每乡不得过十背谷的烟田，经过一定时期后则完全禁种。”[50]同年11月4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又指出：“土地分好，就马上进行秋耕……反对种鸦片烟。”[51]而巴中县苏维埃政府为禁鸦片烟事专门颁发布告，“除已种之烟苗准予经营外，以后不得再行栽种”。[52]通过禁种措施，昔日烟花纷飞的田间，已是处处稻谷飘香。就连国民党统治区的《国闻周报》也报道说：“在通南巴的赤区内，鸦片烟的种植是绝对禁止了的，我们走进这些地方，简直看不见一根烟苗。”[53]
3．禁止吸烟
相对禁种而言，禁吸执行起来要困难得多，因为当时的人对戒烟有种恐惧心态，认为戒烟足以致人死亡。为此，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经常发布公告，说明戒烟的人不仅没有死亡，反而身体健康起来，以此打消人们的疑虑，同时制定了严格的戒烟条例。1934年2月省苏维埃政府专门发布加紧春耕戒烟运动的布告，指出：“四季春为首，一刻值千金。要想衣食足，加紧来春耕……还有一件事，戒烟要加紧。苏维埃政府，随时有明文。成立戒烟局，药品弄齐整。工农来戒烟，不取半分文。限期早戒尽，同为健康人。努力来生产，踊跃当红军。劳苦工农们，硬是要实行。春耕和戒烟，两件大事情。如果不加紧，只有死无生。”[54]戒烟首先在各级干部中开展，凡吸烟的都由各级苏维埃介绍，到戒烟局戒烟。“各级苏维埃绝对禁摆烟灯，并应大大扩大戒烟宣传教育工作，要群众自动起来戒除。全县在今年冬天应减少百分之三十，明年3月减去一半，5月全减（戒）完。”[55]“参加部队首先就是戒烟。开始时瘾大的多发点（烟），以后就逐渐戒了。那时生活也好，戒起来也快。”“戒烟的办法，县苏专门给戒烟局找了房子，戒烟人自带被子、碗筷，伙食全由政府负责，而且吃得很好，每天有顿荤。戒烟的人不准出街，白天晚上集中在一起学习，讨论戒烟有没有决心；每天早晚吃两次戒烟丸子，每次7颗，嚼烂后用白开水服下。”“丸子是省里发下来的，第一次发了5 000颗。除戒烟局戒烟的不要钱外，其余公开在街上出售，每百钱4颗，两串的布币买300颗。第二次省里又发了17 000颗，因收缩阵地只卖了一多半。丸子是用红花、介子、茯苓等中药配制而成”。[56]丸子效能很好，被人称为“神丸子”。省戒烟局在通江刚一建立，自动来戒烟者即相当踊跃。“来戒烟的很多，经常有110～120人，集中住在大闾号庆丰泰的大房子里。”《川北穷人报》第9期刊登的《戒烟局成绩甚佳》报道说：“我们通南巴的穷人受鸦片的毒害甚深，苏维埃政府为除此害魔，解除我们穷苦工农的痛苦，特设戒烟局，精制戒烟丸，平价赠送穷人戒烟。据戒烟局医生报告，连日来戒烟的将及百余人，两星期内已有五十余人完全戒脱。老年者即需一月，毫无痛苦。”呼吁“患烟瘾的同志们！坚决起来和这鸦片毒魔作斗争啊！”[57]当时曾在省戒烟局工作的庞克道说：“戒烟的人治疗效果比较好，两三个星期就把烟戒掉了。有病的则先治病，随治随戒。药剂是配的中药丸子，里面也合一些大烟。服丸子之量，视烟瘾大小而定，如以往一天烧3次烟，就服3次丸子，烧4次就服4次丸子，逐渐减少药量，最后达到不吃。”“戒烟局在几个月当中，共戒掉五六百人的烟瘾。”[58]在戒烟运动中，深受烟毒之害的妇女成了急先锋。在一次妇女大会上，妇女们诉说烟毒带给她们的痛苦：“有的说她仅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因丈夫无钱购烟，竟将儿子出卖了。有的说她的儿女病了，因为他们夫妻都吸鸦片，以致没有钱医治，结果死了。有的说她仅有的一条长裤，竟被她的丈夫拿去换烟吸，使她很久的时间无法出门。有的说她家因为吸鸦片欠了债不能还，欠了税无法缴，又打不起官司，结果把田地典卖光了，丈夫和儿子逃往陕甘去了，至今不知下落。她们这样互诉痛苦，弄得多数到会者号啕大哭起来。她们发誓彻底拥护戒烟。”[59]“1933年10月，妇女部领导全苏区妇女开展了戒烟运动……妇女们一面宣传，一面劝告自己的丈夫、父母不要吃烟，不种烟，不卖烟。妇女还自动组织起来，对吃烟的父母、丈夫进行监督。”[60]各地普遍召开妇女戒烟大会，推进戒烟工作。在通江县举行的一次妇女戒烟群众大会，就有5 000名以上的妇女参加。第一期戒烟者约300人，第二期增至1 000人以上。戒烟局成了最庞大的机构。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通、南、巴一带吸烟的人大大减少，“不吸烟的人这时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没有完全戒绝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仍然吸烟的老弱不过百分之十而已”。[61]据一些老红军回忆，农民戒掉烟瘾后，出现了“三大变化”——人变了，由以前萎靡无神的烟鬼，变成了精神振作身体强壮的劳动者；地变了，由以前种烟变成了种粮，且五谷丰登，粮产大增，保证了人民生活和军队的供应；家庭变了，不少家庭以前因吸毒无吃无穿，成天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变成无毒一身轻，且有粮吃有衣穿，全家和和气气，欢欢喜喜，日子幸福。人们说，戒烟运动是党和红军拯救穷人出火海的伟大变革，它恢复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有力地支援了土地革命和战争。[62]
通过成功的禁烟运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境内基本上革除了吸毒这一社会陋习，挖掉了人民病弱的一个重要祸根，这对于节约社会财富，增强人民的健康，为红军保障强壮体魄的兵源，都有重大的意义。
（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禁毒活动
鄂豫皖各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即清除吸毒等丑恶现象。如安徽六安县石婆店街南头有个吸鸦片成癖的冯长顺，“童子团”天天登门劝冯戒烟，冯阳奉阴违，“童子团”不仅收缴其烟枪、烟土，而且责令其深刻检查，保证不得再犯。对一些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群众将其送交政治保卫局处理。霍邱县二区群众组织将吸鸦片烟、聚赌抽头、放高利贷的阎德成的罪行报告保卫局，查证核实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63]